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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浅出600秒》(不断更新)

  • 状态: 精华资源
  • 摘要:
    对白语言普通话,粤语
  • 时间: 2005/08/04 20:44:39 发布 | 2005/08/04 20:44:39 更新
  • 分类: 资料  其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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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深入浅出600秒
版本(不断更新)
地区大陆
对白语言普通话,粤语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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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教授简历:

  刘伟,男,1957年生于河南商丘。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科学》杂志主编,国有资产管理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兼任北京市政协常委,全国青联常委,北京市青联副主席,多省、市特聘专家顾问。教育部首批人文学科跨世纪人才入选者,1991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78年春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演变、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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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余永定
性  别:男
出生日期:1948年11月18日
职  称:研究员
职  务:所长
研究领域:宏观经济 国际金融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经政所

个人简历:
  
  1962-1965年, 北京四中
  1965-1969年, 北京科学技术学校
  1969-1979年, 北京重型机器制造厂
  1979-198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1988-1994年, 英国牛津大学
  1994-现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主讲:刘伟教授 余永定


2004年度理论宣传部分获奖名单

电台理论节目部分
      制作单位     节目名称
  一等奖 广州人民广播电台 深入浅出600秒
  二等奖 广东电台卫星广播 今日论坛
      珠海人民广播电台 早安珠海

大洋网:本次直播将在下午2点30分开始,欢迎各位网友参与! 06-23 13:37:36
大洋网:直播开始。 06-23 14:21:41
主持人:大家好,非常欢迎各位来参加广州讲坛学术报告会。今天下午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著名的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教授到广州讲坛做学术报告。 06-23 14:22:16
主持人:刘教授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科学杂志主编,兼任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中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还被多个省市特聘为专家顾问。 06-23 14:23:07
主持人:刘伟教授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在该系先后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转型经济中的产权问题。围绕商数的领域,刘伟教授已经出版学术著作多部,并在核心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一百多篇。 06-23 14:24:09
主持人:其中,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和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多达二十多篇。刘伟教授曾获得多项学术奖励,以及获得全国首届青年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刘伟教授独立主持国家教委七五、八五、九五文科重点项目,现在正在独立负责教育部社科国家级基地重大项目,同时是教育部招标课题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研究的首席专家。 06-23 14:24:20
主持人:刘伟教授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入选国家教委文科跨世纪人才。今天刘伟教授演讲的题目是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刘伟教授为我们演讲。 06-23 14:24:58
刘伟:谢谢主持人。 06-23 14:25:09
刘伟: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广州讲坛,讨论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调控问题。今天我讲两个钟头,剩下的半个钟头由来这儿的朋友提出问题,我们做一个会场的讨论,五点之前结束,中间我们不再休息了。今天我谈这样两个大的问题,一个问题,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讲一下中国现在政府对经济的调控措施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如何评价它的效应。 06-23 14:26:11
刘伟:第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06-23 14:26:27
刘伟: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现在一个特别的背景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了26年,市场化、工业化双重转轨,在推进改革开放26年的情况下,现在经济特别是宏观经济方面出现了失衡,某些方面甚至是严重失衡。这26年来,可以说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从78年到02年,中国平均每一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在9.5%左右。 06-23 14:28:17
刘伟:我们说这个速度,按照世界同期相比,的确是高速度,可能有人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是不是有水分,高估了,或者是有些是虚报造假的,我认为问题不大,如果说造假的方式是一贯的,造假的口径大体上一致,这个数据就可以说明问题,是有统计意义的。如果造假的方式是来回变化的,那么观察这个增长率很难说明问题,而我国的统计方法、统计口径应该说基本稳定,即使有失真,甚至说有可能造假,那么一贯的造假这个数据也可以说明问题,这是从观察的波动来说。 06-23 14:28:24
刘伟:这26年来,中国国力的提高,以及人民生活方式、生活水平阶段性的提升,这是不争的事实。这26年走过来,到去年年底我们完成GDP总量是十三万六亿多人民币,按照1:8.2、1:8.3的折算,是可以达到一万六亿多美元, 排在世界第六位。第一位是美国,美国去年完成GDP总量,是十二万亿多,但是它这是美元,我们相当于世界第一的美国八分之一,美国去年GDP占世界总量GDP的比例,接近30%,我们是接近4%,我们是3.8%略强一些。 06-23 14:29:37
刘伟:第二位是日本,我们大概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一。然后是德国、英国、法国,然后是我们。但是中国的问题就怕乘13亿或者是除13亿,复杂就复杂在这里,一除13亿,人均是一千二百多美元。 06-23 14:30:17
刘伟:我们中国第一次达到一千美元,是在03年,03年我们达到了一千零九十美元,那是第一次达到一千美元,去年我们是一千二百多美元。在世界上的位置,世界上划分的阶段,大概是属于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06-23 14:30:50
刘伟:在国际上的划分标准,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一个国家人均GDP如果是三百美元以下,就是低收入的穷国,如果是一千美元上下,那叫做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到一千六百美元,是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到三千美元上下,叫做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到八千美元,叫做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再往上,就是所谓的后工业化的时代了,就是所谓中等发达国家,或者是主要发达国家,这样的序列。世界银行有这样的一个大体划分,按照八十年代不变美元的价格计算是这样的标准。 06-23 14:32:17
刘伟:我们国家的情况,78年人均GDP是379元人民币,按照当时的汇率,折算美元是一百美元多一点,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我记得当时我们和世界著名的穷国扎伊尔并列,在世界银行198个国家和地区统计资料中,我们并列排列是一百多位,按照人均水平来计算,后面估计就没有什么国家了。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到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线以上,应该说二十多年,我们完成了阶段性的,从低收入的穷国历史性的跨越到下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阶段。 06-23 14:33:36
刘伟:快不快?我查了一下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史,完成这个阶段是日本,用了四十多年,而且在发达国家历史上已经是最快了,我们完成这个阶段用了二十多年,应该说比较快。应该说后发展有后发展的优势,人家走过的道路,人家的经验人家的教训可以借鉴,但是后发优势永远是潜在的,要将潜在的优势转变为现实是要努力的,这主要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和结果。 06-23 14:34:04
刘伟:如果不出意外,是指什么呢?第一不能有战争,如果有战争爆发,整个经济增长的前景另当别论。第二也不能有动乱,如果冲突矛盾尖锐起来,整个正常的生活秩序不能维持,现代化的进程肯定要阻断。第三不能有大的瘟疫和自然灾害连续大面积的成灾,尤其不能有大面积的传染性的瘟疫。第四,经济增长率到2030年之前,平均增长率不能低于7.2%,如果是这样,到2010年,我们人均GDP的水平将比二千年的水平增加一倍,二千年是八百多美元,到2010天是1600美元。 06-23 14:37:20
刘伟:按照世界银行的大体标准,是属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又是一个阶段性的提升,从现在的下中等收入进步到中等收入。到2020年,按照刚才的假定,中国人均GDP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会增加四倍,就是3200美元,胡锦涛和温家宝同志多次讲,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三千美元,并且中共十六大讲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时,只讲了一个数字,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按照不变价格计算达到超过三千美元。 06-23 14:37:41
刘伟:我们将实现超过三千美元,作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重要目标的一个体现。这个拿到国际上相比,相当于国际上一般通行的哪一个阶段呢,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三千美元以上的阶段属于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拿到中国来,我们锁定为中国的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达到的一个基本水平。现在的小康是低水平不均衡的,所以我们要全面提高质量和均衡性,所以我们说到2020年之前。 06-23 14:38:02
刘伟:还是按照刚才的假定,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按照不变价格计算达到八千美元以上,按照世界上通行的划分标准,我们是属于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按照它的历史内容来说,就是指当代新兴工业化国家,是指完成工业化阶段的现代经济,也就是说中国工业化的目标,全国总体上是在2030年实现。 06-23 14:39:55
刘伟:上海代表团2002年两会期间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宣称上海预计在2015年完成这个目标,领先全国15年。北京代表团对外讲2018年完成这个目标。我前几天去南昌,南昌跟我说,他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比北京再晚二年,我不知道广州、深圳这样的地方怎样,我相信这样的地方肯定会领先全国平均水平,有些沿海地区肯定要快一些,会提前实现,有一些落后地区可能要慢一些,即使到2030年未必也能够实现,但是全国总体是2030年。 06-23 14:40:15
刘伟:再过中国50年中国,到2050年,中国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结束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这是79年邓小平同志说的中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首先是解决温饱问题,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温饱是在84年,84年我们粮食总产量达到了六千亿斤。第二步小平同志说到二十世纪末实现小康,经过九十年代,我们达到了小康目标,尽管这个小康是低水平不均衡的,但是总体上我们实现了。当时小平同志说第三步,到下世纪的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 06-23 14:41:32
刘伟: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是前两步在已经实现的基础上,现在具体规划和落实第三步。到2050年成为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内容总是历史的、阶段的,要赶上现代发达国家,首先要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完成工业化,首先就要将你低水平不均衡的社会进一步的推进,所以我们规划了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分成阶段,首先要将工业化加速,进一步保持持续旺盛的增长,所以我们在规划和落实第十一个五年计划,这是我们在未来可以看得见的一步步的目标。 06-23 14:41:44
刘伟:如果不出意外,我们说中国的工业化、中国的现代化,真的有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变成现实,这是中国进现代史上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一个梦想,真的有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变成现实。在座很多同志都很年轻,不出意外活到2050年可能问题不太大。能够亲身体验和感受我们这样一个伟大古老的民族成为发达社会,即使是中等发达国家。年龄大的同志也不要紧,争取活到2030年,我们完成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现代化,中国人均GDP现在是一千美元多一点,引起世界的关注和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已经如此,如果我们这样的民族到2020、2030年前后,总人口我们将会达到14亿,甚至接近15亿,这样的一个大国按照不变价格计算的GDP,达到八千美元以上,试试看在世界上的地位、对世界产生的影响、能够赢得世界的尊重,无论你的想象力多么丰富,也无法想象,所以大家善待自己,争取活到那个时候,亲身感受一下。 06-23 14:42:55
刘伟:这是我们将来可望达到的前景,这是可望可及的现实,尽管中央有很多矛盾要处理,但是我们确实有这样的实现伟大目标的机会。中国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的宏观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矛盾,也就是说在经历了26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在我们的国力发生了阶段性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现在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我要花一段时间讲背景,这些问题的理解不能放在十年前、二十年前中国经济水平上理解,现在是高速发展之后的问题,是持续26年高速增长之后的问题。 06-23 14:48:42
刘伟:在当前我们宏观经济增长层面出现的宏观问题,我讲的宏观问题就是指总量,如果说企业问题那是微观的,产业结构问题是微观的,市场秩序问题是制度的,现在我们说的就是经济增长,而且是宏观的问题,总量不平衡了。在当前集中的表现是三大矛盾,经过26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到现在,中国宏观经济层面遇到的矛盾,概括起来是三大矛盾。 06-23 14:49:15
刘伟:第一大矛盾是总需求不足,同时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幅过快。至少可以说总需求增长迟缓的同时,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增速过快,甚至可以说过热。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总需求,其实总需求是三块,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出口。一般来说,其他条件不变,如果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大幅度增长,带动总需求会迅速扩张,带动经济增长的速度应该说是相当快的,但是我们现在出现了有悖经济学常识的现象,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幅非常快,但是总需求的增速是非常慢的,非常不活跃,反映到经济增长带动的情况来看,并不显得很快。 06-23 14:50:16
刘伟:我们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刚才我们说了,从78年到04年,平均经济增长速度大体在9.5%左右,我们03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3%,04年是9.4%,今年下来,预计是在9%左右。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实际上还是略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速度。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速度是9.5%,并且大家要知道,现在这个增速是从98年开始连续搞了五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先是稳健后是积极的货币政策,在强有力的财政政策以及积极的货币政策的情况下,我们才将经济增长拉动到9.3、9.4的水平,如果没有连续五年的刺激,恐怕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要远远低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速度。 06-23 14:50:31
刘伟:这么大的连续五年的刺激下,也就是达到了接近平均速度,略低于平均速度。所以说总需求以及和总需求直接关联的经济增长并不快,但是同时看到我们固定资产的投资确实过热了,增幅确实过猛过大,固定资产的投资改革开放26年,平均每一年的增长速度是13.5%,我们做了一个测算,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正常波动的范围,根据26年中国的经验,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我们测算的上限是23.5,平均是13.5,也就是说波动幅度是十个百分点上下。 06-23 14:50:37
刘伟:去年我们固定资产的增幅是在25.8%,说大数是26,今年固定资产的增幅也是在24%左右,因此整个下来,从03、04年到现在,我们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幅度实际上显著超过了23.5波动的上限。超过这个波动的上限就有反映。首先我们看一下土地,土地的供求矛盾非常尖锐,然后钢材、水泥、电解铝等等一系列的投资品,供求矛盾相当的紧张。大家要注意,这个紧张还是在我们的供给量相当大的情况下,需求得不到满足。 06-23 15:09:22
刘伟:比如说钢材,中国每年市场投放的钢材大概是说大数是三亿,这三亿的钢材下去,相当于当年世界钢材消耗总量的27%,排在世界钢材消耗量的第一位。在这样的情况下,钢材的价格居高不下。所以它不是简单的价格需求矛盾,不是简单的供给不足的问题,这么大的供给能力,它的需求量这么大,所以导致价位是在高价位上振荡。 06-23 15:09:30
刘伟:由于对投资品的需求这么大,就导致对投资品生产有关系的上游产品,特别是煤电油运一系列紧张。首先是电,至少到明年,中国的电荒不会得到根本的缓解。也有人归最于98年之后我们没有批任何一个大型的火力发电的项目,认为是电力发展落后于这几年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导致电荒。这个观点我不能简单的赞成,中国的电荒问题,恐怕不是电的供给不足,而是电的需求太大。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现在发电总装机容量是四亿四千多万千瓦时,在世界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我们现在发电总装机容量已经超出日本,可是大家知道,我们的GDP总量只相当于日本的三分之一,你能说中国现在电荒是因为电力供给不足吗?电力供给能力已经比日本大很多了,恐怕更多是需求,投资增长速度过快,而且过快的投资增长的方式主要不是靠要素效率的提高,主要是建立在高能耗、高水耗、高投入的基础上,导致需求量特别大,因此导致电荒。 06-23 15:09:42
刘伟:电一紧张,大家知道,煤就紧张,现在煤矿事故经常发生,大家都在抢挖煤,每个煤矿都是超产,挖出来就是钱。煤炭一紧张,很简单,运力就紧张,特别是铁路的货运,因为中国是北煤南运,铁路运力一紧张,别的因素不变,油就开始油荒,而且中国的油是一个长期问题。中国我们自己每年可以产一亿五千万吨,去年我们进口一亿二千万吨,进口是排在世界前几位,估计今年我们进口油和自产油是一半对一半了,这么大的石油进口依赖度。 06-23 15:10:10
刘伟:如果说数据可能会骗大家,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感受不会骗大家的。在今年四五月份,当前的情况,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最近两三年以来,增幅这么猛,按照道理,我们的总需求应该是活跃起来,带动经济增长,可是总需求和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正相反,不仅不活跃,而且是疲软的,和去年同期相比是下降的。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经济学家还要做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 06-23 15:11:04
刘伟:但是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因素是两个,一个因素是短期的,就是说在经济增长速度既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概是9%略多一些,我们做了一个分析,在这个经济增长速度条件下,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增长速度降低0.56%,因为总需求是固定的。如果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超过24%,也就是超过23.5的上限,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再超过1%,那消费需求增长速度就下降8%,如果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超过30%,再增长一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增长就不是正的,而是负的了。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过猛过大的同时,挤了消费需求,这样的话两相抵消的结果,使这么猛烈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对总需求的拉动和刺激作用并不明显,这是一个方面的短期因素。 06-23 15:11:14
刘伟:长期来说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这么大,但是总需求并没有相应的活跃,长期来看有一个分配的问题,也就是说26年来,我们经济发展的成果、成就分配给谁了?如果是在这个收入增长的过程中,收入高的人增长速度更快,那也就是经济改革带来的物质成果更多的分给了收入高的阶层,收入少的人收入增长更慢,也就是说我们说的收入差别进一步扩大。高收入的人拿到钱之后增加的消费少,消费倾向低,越有钱的人还想吃什么还想玩什么,他已经到了极限了,除非消费方式发生变化,如果是原有消费方式,实在不知道花在什么方面了,就变成储蓄了。 06-23 15:11:27
刘伟:但是穷人不一样,他有一个惦记着花二个,等米下锅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对消费需求的增长刺激明显。所以这就有了一个问题,长期来看,分配关系上如果出现了问题,反过来对消费需求的刺激是不一样的。这样就导致了虽然我们经济有所发展,但是总需求的活跃并不明显,这里有短期的因素,固定资产投资对消费的直接排斥关系,有长期因素,就是整个发展的收益怎样分配,分配之后回过头对总需求有怎样的效果。当然我们还可以讨论和分析,但是现在直观的看短期和长期的效应是存在的,就使中国宏观经济层面出现一个矛盾,总需求增幅不大,甚至增速下降,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过热,速度过快,产生这样一个尖锐的对立。这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遇到的一大问题。 06-23 15:11:36
刘伟:第二大矛盾物价总水平很低,但是人们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预期值很高,人们担心未来可能会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但是现实的看物价水平又很低。这也是有悖于经济学常识的。通货膨胀一定会物价上涨,但是物价上涨不一定是由于通货膨胀导致的。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从现在的物价总水平来看是很低的,03年的物价上涨率是3%,04年是3.9%,今年第一季度总的物价上涨率也不到4%,我们原来预计全年物价上涨率控制在5%之内。我们说就是3%-4%的物价上涨率也是绝对的低通胀。因为什么呢?你的经济增长是9%以上,这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3%-4%的物价上涨率,这绝对是高增长低通胀,并且你还要注意到中国3%-4%的物价上涨水平,还是前几年连续五年,98年到02年连续五年刺激需求、活跃经济、拉动增长的政策作用下,才将物价拉到这个水平的。 06-23 15:11:57
刘伟:我们从93年7月份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双紧,为了控制通货膨胀,94年的时候中国物价上涨率开创了中国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93年7月份开始宏观经济紧缩,连续紧缩了50多个月,使中国的物价一路下来,取得了显著控制通货膨胀的效果。中国97年宣布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为特征的经济软着陆。97年全年物价上涨3%,实际上从第十一月份开始,就已经是负的了。 06-23 15:12:21
刘伟:98、99、00,接近三十多个月,中国维持了负物价,物价并上年同期不仅不上涨,而且绝对水平下降,人们普遍认为当时中国的矛盾不是通货膨胀的问题,而是通货紧缩,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通货膨胀是使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不值钱,而通货紧缩是使老百姓根本没有钱,通缩是总需求萎缩,价格下降,实际上表明工业和商业企业卖货不好卖,存货增大,资金周转速度放慢,应收未收款,也就是三角债增多,企业到期债务偿还支付能力就有问题,就进入了破产,或者是停产、半停产,这样的企业数目一增加,就意味着经济繁荣的情况受到破坏,一旦经济繁荣程度受到破坏,就意味着就业发生困难,失业率上去,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没有稳定的收入。 06-23 15:13:00
刘伟:所以我们说通货膨胀是使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但是通货紧缩是使老百姓根本没有钱,社会上失业的人越来越多,通缩相比通货膨胀对社会的影响更大。从97年11月份开始,中国连续接近30多个月是通缩,为了治理这种情况,98年下半年我们开始针对通缩的局面,经济衰退、经济疲软的局面,我们开始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拉动增长,连续搞了5年,到03年我们好不容易将物价从负、零拉到了正物价3%,04年3.9%,也就是说现在中国经济9%以上的增长速度,3%-4%的物价上涨率,并且这个物价上涨率是经过前面五年大量的刺激,好不容易从负物价通缩的陷阱里拉出来的。 06-23 15:13:23
刘伟:现在从中国的物价总水平来说,与其说担心或者恶性通货膨胀发生的话,还不如说稍不留神可能会掉到通缩里,尤其是总需求并不活跃,总需求的增幅是下降的,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政策的跟进,顺其自然可能重新回到通缩的陷阱里。我们并不担心通货膨胀,更担心是通缩的再度发生,但是现在物价总水平这么低,相对应的是生产资料的价格,事实上已经涨了,而且涨幅很大,在短期内很难看到有大幅度下降的空间。 06-23 15:13:40
刘伟:这是一点,对厂商来说。上游产品的价格已经涨了,就意味着下游产品的成本已经提高了,现在下游的消费品产品的价格为什么不敢涨,主要原因是需求的疲软,总需求是疲软的,所以下游产品出厂之后不敢加涨,并不是说下游产品不愿意或者不能涨价,因为成本已经上来了,早就具备了加价的条件了,之所以不敢涨价,就是由于市场需求并不活跃,现在的价格都卖不掉,再加价更卖不掉。 06-23 15:13:48
刘伟:但是经济问题关键是人们的预期,如果人们普遍认为明天要涨价,都去抢购,一夜之间需求上来,提高的成本马上就会体现到价格里去。 06-23 15:14:00
刘伟:现在涨价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现在是需求约束了,不敢涨。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很担心什么时候涨,成本什么时候兑现到消费者的头上来。这是从厂商来说,它的成本它的压力。 06-23 15:15:14
刘伟:从一般消费者来说,特别是家庭主妇,米袋子、菜篮子,别看买的电器价格低了,但是看经常消费的农副产品,去年我们粮食大丰收,有七百亿斤,但是去年我们主要粮食产品涨了3%,还有禽类、蛋类达到了30%-50%,甚至有个别产品达到70%,那是在去年粮食大丰收之年。如果粮食欠收,这个问题更可怕。 06-23 15:15:31
刘伟:所以家庭主妇没有理由认为经常性销售的农副产品会在未来有价格的大幅度下降空间。所以厂商看不见成本有一个大幅度下降的空间,而消费者它的主要日常消费品看不见有大幅度的价格下降空间,人们怎么相信未来通货不会发生恶性的膨胀呢,很自然认为一旦有瞬间的变化,价格就会上去。今年为什么早早的新闻报道就说中国农业大丰收,两个月前就开始报道,因为中国是夏粮要收好,整个一年问题就不大,至少是平年,其实我们还没有开年就开始说丰收,这就是为了稳定整个的社会情绪和预计。 06-23 15:15:40
刘伟:如果农业出点问题,价格试试看?除了这两个重要的投资品、生产资料、农副产品的价格上涨之外,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东西,城市居民住房。为什么说特殊,既不是简单的消费品,我们国家的统计里住房的支出是列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里,没有放在消费里,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居民购进的特殊消费品。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的房地产有没有泡沫,这个讨论已经不是经济学家的讨论,或者是房地产商讨论的问题,而是社会普遍关注极其高的问题,甚至不能用简单或者平常的经济学的态度来对待,已经极富社会的情绪在里面了,再加上政府七部委联合出台的措施打压房地产的泡沫,控制房地产价格的过渡攀升,现在的效果可以说刚刚出来,进一步的效果可能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了。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这么多的措施下来,房地产价格会不会持续、显著的下降,我个人认为不可能。 06-23 15:15:56
刘伟:为什么这么说呢?从经济学的分析来看,分析价格不外乎是需求和供给。中国的中心城市对房地产的需求,只看涨不看落,中国人均一千多美元,发达城市是三千美元,更高四五千,三千、四千、五千的水平上,正是一个地方的消费结构从温饱到买汽车、买住房的时候,怎么可能下降,需求不可能大幅度下降,只会大幅度上升,这是需求。 06-23 15:16:11
刘伟:再看供给,主要看成本,房地产开发商无论从土地供给方式、融资条件设定、基础设施投入的摊派,从规划设计部门的绿化 比例的要求等等方面来说,房地产开发商的成本怎么可能大幅度的下降,只会上升,你的需求只会上升不会大幅度的下降,这二者结合在一起,价格怎么可能下来?经济学上的道理很简单。 06-23 15:16:25
刘伟:有记者问我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社会问题,我们要科学的对待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主观愿望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城市化、工业化到这个程度,非常突出的就是建筑和房地产业发展非常快,因为是有需求拉动的。主观上我们回避不了这个问题。 06-23 15:17:38
刘伟:我们不将它作为经济学问题来讨论,如果按照经济学问题来讨论可能有人认为不公平,因为大家不一定都学经济学的,我们就作为一般的社会问题来对待,你告诉我现在社会上哪一个阶层、哪一群人希望房地产降价?能不能给我找出来。你说政府希望不希望?我想中央政府可能希望,但是中央政府是没有房地产的,房地产地盘都是在地方政府手里。我知道杭州市在那儿,广州市在那儿,中央政府在哪儿啊? 06-23 15:18:06
刘伟:房地产是北京的地盘,中央自己是没有房地产开发的,所以说政府愿意,那就只能是中央政府愿意,但是中央政府并没有房地产,掌握房地产的是地方政府,那么地方政府希望房地产降价吗?我们说经营城市,各地方政府花了多少力气,软硬兼施,好不容易将价格打上来了,现在拼命要压下去,地方政府绝对不会干,绝对不会让房地产降价的。你说财政愿意吗? 06-23 15:18:11
刘伟:房地产降价了,财政的损失大了,从中央到地方,大量的税收在这里。你说银行愿意吗?金融部门大量的资产贷款在这里,涨价火火爆爆,那就是优质资产,一旦打下来就是不良资产,金融部门肯定不愿意。开发商愿意吗?如果说开发商良心发现愿意降价是骗人的鬼话。你说老百姓愿意吗?所有已经买了房的老百姓都不愿意降价,只要手里有房的老百姓都不愿意,这里面还要分类,一类是买进房做投资的,肯定不希望降价反而希望涨价。 06-23 15:20:17
刘伟:还有一类是买房子自用的,说句老实话这些人都是工薪层,一辈子的积蓄就是这套房子,你说他们指望降价吗?不可能。只要是买了房子的,不管是作为投资品买进来,还是作为消费品买进来的,绝对不会希望降价,反而是希望涨价。还有谁愿意降价呢?没有买房子并准备买房子的人,这是非常不确定的概念,所有没有买房子的人,只是在签字一瞬间希望降价,但是他签完字转身就会希望涨价。就像大家坐公共汽车一样,你挤上去了肯定本能的希望门关上,不要再上人了。 06-23 15:20:33
刘伟:还有谁希望房地产降价呢?就是现在没有房又想买房可是又没有能力买房的人,改革开放26年了,直接市场的还有福利的,现在没有房又想买房可是买不起房,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有多大,对政策的影响力有多大,我想不用说,这些人能够影响行市吗?影响不了的。你在社会上找出一个阶层,愿意房地产降价,并且在降价的过程中可以得到好处,同时这个阶层对政策、社会、市面都有足够的影响力,如果没有这样的阶层,空谈房地产降价,那不是欺骗公众吗? 06-23 15:21:34
刘伟:我们实实在在的看,中国经济的发展现在这个阶段,正是房地产建筑业正活跃的时候,你不要跟客观规律对着干,这个正要火爆的时候,非按着不让火爆,这就有问题了。另外,从目前中国社会条件,各个方面的条件来看,房地产恐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各个方面的拉动作用,别看中国现在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各方面,其实支持中国的钢材需求市场主要是两个产业,一个是房地产,一个是轿车,如果打压下去搞不好钢材就出问题,钢材出问题,煤炭、电力都会跟着出问题。所以中国现在一定要注意到总需求是疲软的,所以对这些火爆产业,特别是有泡沫的东西,是要调控的,但是力度一定要特别的掌握。 06-23 15:22:44
刘伟:我讲老实话中国房地产业需要不需要压缩?需要,土地开发这一块。03年11月份的时候,中央省市三级政府批出去的开发区有五千多家,土地是3.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接近台湾岛,台湾岛接近3.8万平方公里,实际开发是43%,57%是没有开发的,圈地在那儿,所以这里浪费土地资源,泡沫的东西确实很大。这是一。另外一个方面,房地产开发有没有过度,有。第一个季度下来,中国房地产的积压,没有销售出去的房屋超过一个亿了,但是要分析原因,积压的都是结构、位置、质量等等一系列的原因,并不能简单的看成是市场需求排斥的问题,我们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06-23 15:23:55
刘伟:有没有泡沫现象?确实有。有没有过热现象?确实有。但是我要说这种过热、泡沫主要是市场行为还是政府行为,我认为中国房地产,包括土地开发,过热如果说有泡沫,更主要是地方政府行为,它不一定是企业的市场行为,这个企业市场很清楚,我做多大能卖多少,而地方政府采取了各种办法,加大推动开发的热情,产生的东西很难说了。 06-23 15:24:06
刘伟: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不是专门说这个问题的。我上午接受记者的采访提出一个看法,这一轮如果要清理房地产开发,我建议将整顿的矛头和主要措施,建议中央是放在对地方政府,而不要对着房地产厂商和市场。厂商从来不会过热,他不傻,我弄的东西卖不掉,我干什么要拼命弄,是受市场约束的。要过热就是超越预算的行政行为,就是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府盲目的推进开发区,盲目的过度开发,这种行为要抑制。但是对房地产市场和厂商要大力保护,中国房地产业是不可或缺的,是集资本、技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培育这样的产业是非常不容易的,所有工业化的国家在这个阶段,钢铁、汽车、房地产、建筑业都是主导产业,就是因为这几个产业 劳动、技术、资本都是密集的,所以不要张三害病让李四吃药。 06-23 15:30:12
刘伟:重要的生产资料,煤电运油,还有重要的消费品特别是农副产品,短期来看都很难有大幅度价格下降的空间,人们有理由担心在不长的时间发生恶性通货膨胀。温家宝同志说我们现在的物价总水平并不高,但是结构性上涨的压力,多长时间转换为总的物价上涨,我们这个时间控制不住。经济问题就是人们的预期问题,人们的观念改变,可能一夜之间局部的结构的某些产品的物价上涨,可能转换为全社会普遍的物价上涨,这就很麻烦。这是第二大矛盾,物价总水平很低,但是人们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的值很高。 06-23 15:30:29
刘伟: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层面第三大矛盾,就是经济增长恢复相对显著,但是失业率不仅没有相应下降,反而继续上升。这又是一个有悖与经济学常识的。我们说如果短期内其他条件不变,经济增长速度比前一个时期明显的恢复,失业率应该比前一个时期下降,增长速度加快,新增加就业岗位增多,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现在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98年到02年,中国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7.3%,03年我们恢复到9.3%,04年恢复到9.5%,今年第一季度是9.4%,是这样的经济速度恢复,恢复了二个甚至二个以上的百分点,应该说年度之间差异这么大,短期之内恢复的这么显著,可以说我们经济增长恢复的程度很突出。没有其他条件方面的特别变化,失业率应该比前几年相应的降下来,可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06-23 15:31:06
刘伟:中国的失业率不仅没有比前几年下降,反而增加。经济增长7%的时候,官方失业率登记是3%多,但是现在经济增长是9%多了,但是官方失业率登记是在4%了,反而上升了,我们在这里说的还只是是官方失业率登记,我还没有算隐蔽失业,还有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失业,更可怕。这些东西考虑进来,又是一个悖论了,这三大悖论,总需求疲软,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过热,物价总水平很低,通货膨胀的预期值很高,经济增长恢复很显著,但是失业率继续上升,这三个矛盾都是有悖于经济学常识的,有悖于经济自然的内在逻辑,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现实经济中,它就发生了。 06-23 15:31:12
刘伟:这一发生就麻烦了,使得我们现在宏观经济的选择非常困难,为什么说非常困难呢?我们知道宏观经济政策就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选择要么是扩张要么是紧缩。中国经济是这样的,在98年之前,中国的经济不管是计划体制还是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数的情况是短缺经济,需求大于供给,所以中国政府条款对于过紧日子,对于控制总需求有的是办法、有的是智慧,各种定量指标、排队模型、票据管理等等,我们有的是办法,但是98年之后,我们也开始逐渐过剩了,原来我们对过剩有一个理解,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性的表现,所以牛奶生产出来喝不了就倒掉什么的,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不会过剩。 06-23 15:45:04
刘伟:但是98年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只要有市场机制,就有可能过剩,相对市场机制来说,不要钱的东西永远短缺,这个短缺不短缺,不是生产发展的问题,而是市场体制的问题。98年之后我们开始出现过剩,我们开始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开始进行治理,我们现在既有丰富治理短缺的经验,又经历了98年之后治理过剩的锻炼,但是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都有了之后,现在突然发现我们既不能扩张也不能紧缩,刚才我们说的宏观经济中三个矛盾的存在,现在我们的总需求增速本来很疲软,如果一紧缩,可能更不足,再紧缩失业率会进一步提高。如果说不紧缩扩张,也不敢扩张,为什么? 06-23 15:45:25
刘伟:因为扩张对于解决事业,对于刺激总需求,对于遏制通货紧缩是有帮助的,但是你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带来的供求矛盾已经相当矛盾,油荒、电荒、土地荒已经相当尖锐了,如果再刺激,可能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整个失衡。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已经相当高了,如果再刺激需求,日期可能抢购,结构性的物价上涨可能迅速演变为全面的物价上涨,所以现在也不敢扩张。 06-23 15:45:40
刘伟:宏观经济政策我们说就两个方向,要么紧缩要么扩张,但是现在我们又不敢扩张也不敢紧缩。现在怎么办?前一段时间记者采访我,我开玩笑说现在历史机遇给中国政府提供了一个什么都不干的机会,就是无为而治。结果记者说现在中国政府对宏观经济干预进入了“可以无为作为的时候”,我说你的意思跟我不太一样。我不是说无所作为,而是说我们现在确实有困惑,不是简单的紧缩,也不是简单的可以扩张,这需要采取一些特别的办法,不能简单的像过去一样,或者是扩张或者是紧缩。 06-23 15:45:54
刘伟:这是我今天讲的第一个大问题,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有什么特殊性,这些问题的特殊性对我们宏观经济决策带来的特别困难。 06-23 15:46:52
刘伟:下面我们来讲第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当前中国政府调控政策措施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一轮宏观经济运行失衡复杂性所在,就要求我们对它进行调控的政策和过去有所不同,到底有什么不同,有一些什么样的特殊性,怎样评价这些特殊性,就成为人们现在比较关注的热点话题。我想就这个话题,跟大家在这里做一个讨论。 06-23 15:47:06
刘伟:归纳起来看,这一轮政府采取的调控措施和调控手段,主要的特点有六个方面。 06-23 15:47:12
刘伟:第一个特点,这一轮政府接入的调控,说到底不是宏观调控。我前几天接受记者的采访,我还提了一个观点,不要乱用宏观调控的概念,这一轮我们的调控,严格来说还真的不是经济学上说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是指总量的调控,对总供给或总需求进行调控,或者是刺激总需求,或者是抑制总需求。我们这一轮的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微观的,政府更多用微观手段,而不是总量的宏观手段。这次我们运用最有效的,是直接运用了一些微观政策,政府直接干预了土地资源配置,这是微观的,不是宏观的。 06-23 15:47:37
刘伟:还有,我们这次说的点刹,是有选择的,企业和企业之间有差别,产业和产业之间有区别,地区和地区之间有区别。我刚才始终说当前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措施有什么特点,我没有说当前的宏观调控,我基本上对这一轮调控,不认为是宏观调控,有宏观的调控,但是更有效真正起到作用的是一些微观手段。中央哪一个文件或者哪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出来说我们总体经济过热或者过冷吗?没有任何部门、任何领导人出来对中国总量经济加以判断。 06-23 15:47:44
刘伟:在总量没有判断的基础上引入的政府干预,就不是宏观干预,不是总量干预,所有出台的措施,都是直接的结构性,或者直接具体的针对某些企业、某些产业、某些地区,不是总量,总量上就没有判断往那边倾斜了,一系列矛盾的复杂性,使得我们现在在总量上观察中国经济的失衡是非常困难的,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过热还是过冷很难下判断。难以下判断又要干预,就不敢贸然出台总量政策,既不敢简单的扩张,也不敢简单的从总量上收缩,主要是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结构性、微观的,结构问题是微观问题,不是宏观问题,采取这样的办法。这次政府干预经济,我们可以说一个突出的特点,总有效的运用还真的不是宏观总量的干预,更多是具有微观的、结构的、有选择的干预,这跟过去是不一样的。这是这次宏观经济政策干预的第一个特点。 06-23 15:47:50
刘伟:第二个特点,如果说是结构性的、有选择的,我们说点刹,点刹的含义是两个,一个是调控的对象上有选择,点刹的概念我不知道学界谁先提出来的,最初大家在一起聊天,打羽毛球有一个术语叫点刹,就是从后场打到前面,是有选择有拿捏的。我们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有褒有压,有选择性的,结构性的。这是点刹的一个含义。还有一个含义,点刹不是通刹,是有区别的,调控对象是有区别有选择的,调控措施的力度不是急刹车,而是一点一点带这个车,大家踩刹车不是一脚刹到底,而是点刹,政策措施它是有步骤的,逐步的,而不是一步到位的。调控对象是有选择的,而不是封杀。从调控对象的有选择性,到调控措施实施的有步骤性,构成这一轮调控方式上的“点刹”。 06-23 15:48:34
刘伟:好处是什么呢?避免了过去的一刀切。但是获得这个好处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呢,点刹实际上是歧视,这是市场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调控,实际上市场是有钱不问来路,英雄不问出身,歧视只有通过行政才能做到区别对待,靠市场做不到。这一轮点刹的好处是有区别,但是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搞了26年市场化之后政府的一轮调控,还有这么浓厚的行政色彩,有必要性,但是也有要求淡化行政及时退出行政色彩的紧迫性。 06-23 15:48:59
刘伟:为什么温家宝同志在今年两会时说去年是调控年今年是改革年,依靠市场就要完善市场体制,更多的靠市场机制来进行调节,这就是对前一轮政府调控点刹特别方式的行政性,当时我们是不得以为之,但是不能长期化,带有行政色彩的对经济调控,并不构成特点,中国过去的行政色彩比过去还浓,但是搞了26年市场化之后,还依然采取这样的调控方式,从改革的角度来说就提出了挑战,并且要求你进行转换。 06-23 15:49:10
刘伟:第三个特点,我们在这一轮从宏观层面引入调控,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应方面发生了严重的相互抵消,不一致。大家可以简单的看一下,我们先来看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就是两大块,一块是财政支出,一块是财政收入。现在我们提出的是双稳健,稳健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先来看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财政政策保持不变,这叫稳健,不要变。不变什么意思呢?前一段的财政政策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现在你将积极的财政政策变成稳健的财政政策,不变,就是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 06-23 15:50:07
刘伟:财政支出是不是继续在刺激需求,继续扩张经济呢?在财政支出政策里,赤字没有取消,前几年我们搞积极财政政策时,高的时候是两千多亿的赤字,我们现在依然如此,没有大的增加,也没有大的减少,保持稳健,没有大的变成,财政赤字继续保持了。国债我们也没有减少,前几年我们每年大概有一千亿,高的时候一千五百亿,国债规模比前几年积极财政政策时没有增加,但是也没有明显的减少。 06-23 15:50:17
刘伟:从这个意义来说财政支出政策可以说作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是继续保持了前几年扩张的方向,在继续刺激需求,方向没有变,甚至刺激的力度都没有变,因为稳健嘛,既没有减少,也没有进一步的提高,继续保持了前两年采取的财政政策倾向和刺激扩张的力度。 06-23 15:50:22
刘伟:再看财政收入政策,说老实话核心是税收问题,这几年改革核心,04年酝酿新一轮税制调整改革年,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前提是建立在94年中国分税制的改革,搞了十年,对分税制十年之后出现新的问题进行新的规范和调整。 06-23 15:52:50
刘伟:94年税制改革的时候,我们知道,将33种税合并成18类,分成大三块,国税、地税、共享税,这三块里,实际上我们给地税的小、散、收缴成本低、税源不稳定,给地税的有农业税、土特产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大家知道企业所得税对于全国大多数地方来说主要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大多数不盈利。还有比如说自行车牌照税、营业税,为什么地方政府对开饭馆、开歌厅等等特别支持,因为有营业税,开张就有税,搞了这么一堆东西给他。 06-23 15:54:07
刘伟:中国的村,现在的债务到底有多少,你现在都搞不清楚,加在一起搞不好是天文数字,这一堆的问题,就是基层政权的财政经济基础出了问题,地方搞中央搞不过,但是搞企业肯定可以,只要地方财力出现了问题,想都不用想,企业的负担肯定重,在这样的情况下,04年去年我们酝酿新一轮的税制改革。到去年七月份,中央财政的超收部分就已经相当于94年,也就是十年前中央财政全年的总盘子,这说明什么呢,中央财政增速太快,地方财力就有问题,增长速度就有问题,那企业肯定要想办法闹腾,比较麻烦。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酝酿新一轮税制改革和调整,开始的指导思想就是往下分权,要减税,要减少中央财政的集中度。 06-23 15:54:20
刘伟:04年从一开始,就是提出要减税,大家回忆一下我们采取了几个措施。1月1日开始新的出口退税办法执行,地方政府不干了,对地方政府无利的,原来是中央政府退,现在有25%要地方政府承担,去年我到一些地方,地方政府明确提出,你在我这里搞企业行,但是在这里搞出口就不行,因为出口要退税,坚决不干,这对今年的出口影响有多大,还得看,搞不好影响很大,搞的出口企业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但是对企业是好的,是减税。还有增值税,我们酝酿改革,并且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作为振兴东北的一个改革措施开始实验,从过去生产型的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增值税。 06-23 15:59:34
刘伟:我简单解释一下,增值税的打税对象是企业的产值,但是在产值里有一部分是免税的,按照生产型增值税,就是购进的原材料和买进的中间产品,要剔掉,生产厂家已经交了税,我买进来的时候开一张发票给我,剩下的就是新产生的附加值,这部分交税。企业买的固定资产和技术设备,它不参加抵扣,按说除了原材料、中间产品,应该有逐渐转移的固定资产、技术设备等方面,消费型的增值税是指这部分按照比例逐年摊入到企业的抵扣部分,企业的免税增大。 06-23 15:59:43
刘伟:所得税我们也在酝酿改革,特别是过去我们对内资企业所得税33%,外资是17%,我们加入世贸组织这么多年,我们要拉平,拉平到那儿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什么时候搞,也没有最后定,因为这很麻烦,过去外资招商引资将人蒙过去,说好给这个优惠那个优惠,特别是地方政府做了很多承诺,这个事也比较的麻烦,可能也要过渡期,但是有多长,锁定在什么位置还要讨论,但是毫无疑问一个趋势,内资外资所得税拉平这是肯定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而且拉平的过程对广大内资企业来说所得税下浮这是肯定的。 06-23 15:59:57
刘伟:04年税制改革出台的措施,基本倾向是减税,特别对企业来说,了解经济学常识的大家知道,减税的财政政策是扩张型的还是紧缩型的?是扩张型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拿的少了,留给企业和居民可支配的比例增大,就意味着市场需求、购买力增大了,所以减税是扩张型的财政收入政策。到现在这一轮政府宏观调控中,财政支出财政继续保持扩张型的,改名了一个名叫“稳健”,稳健是不变的,但是原来是扩张的,只是力度没有继续扩大,但是方向是扩张的。财政收入政策恰恰是减税,减税是扩张的。就宏观政策来说,财政政策是继续扩张的,可以说是刺激需求的。 06-23 16:01:11
刘伟:而相应的货币政策,大家看,它是起到了比较显著的紧缩效应。我们本来货币政策实际上在93年第一季度过后,我们就想紧,但是没有敢紧。为什么?因为03年三四月份全国来了一场非典,怎么来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也不知道,对当年的经济影响力度有多大,也拿不准,这个时候如果紧缩经济,再加上非典的打击,会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有多大,我们就不敢紧了。六月份非典过去,到九月份我们发现经济反弹非常猛,四月份我从北京坐火车到深圳,一号包厢里乘务员小姑娘说你别住在这里,因为我来来去去去关门可能会有振动影响你,我说有票规定啊,我住哪儿啊,后来小姑娘说你愿意住哪儿住哪儿,这节车厢就你一个人。 06-23 16:02:32
刘伟:那时候北京根本不堵车,上下班畅通无阻,我们治理非典,说老实话不是靠医学手段,我们治理非典最有效的就是社会手段,两个字“隔离”,全世界隔离中国,全中国隔离北京,少有的。现代市场经济生活最普遍的内容和单元方式也是两个字“交易”,实际上我们当时是全面停止正常的市场经济生活为代价来治理非典,这个东西拖久了很麻烦,上级有关单位让我们测算,我们做了三个方案,打击力度有多大关键是控制的时间,非典什么时候走,我们做了三个方案,六月份走如何,九月份走如何,十二月份走如何,但是最后我们告诉他实际上只有六月份那个方案有参考意义,因为如果6月30日之前没有控制住,我们肯定要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 06-23 16:08:00
刘伟:但是吉人自有天相,真的非典就6月30日走了,对当年经济损失是1.2%,有0.5%是来自社会餐饮服务业,0.25%来自旅游业,0.25%来自交通运输,加起来是1.2%左右。但是没有想到非典过去反弹非常猛,到九月份央行感觉有问题了,因此央行出台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提高了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1%,直接冻结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是三千多亿。从那以后货币当局,包括银监会,包括中央银行,中央银行是动用了一系列紧缩的政策,从利率手段到规模手段,一路下来,银监会也动用了大量的行政手段,甚至是冻结了贷款,去年五一前后,通过行政手段,甚至要求国有大的垄断商业银行停贷。 06-23 16:08:13
刘伟:给人一个感觉,在这次紧缩型点刹的过程中,货币当局第一目标是明确的,要告诉你货币当局对通货膨胀是担心的,因此它的政策是偏向于紧缩的,并且手段是连续不断的,同时每一步的力度都大,这叫点刹,不是一步到位,慢慢来。这次给人的一个感觉,就是财政政策继续在扩张,而货币政策在紧缩。看起来这两个东西是矛盾的,我们说这是一个进步,为什么说是一个进步呢? 06-23 16:09:26
刘伟:一国经济除非在非常时期,各种手段,财政货币采取双紧或者采取双松,在正常的情况下,最好是松紧搭配,财政紧的时候货币松点,财政松的时候货币紧点,货币信贷规模控制严的时候利率可以松一点,最好是各种政策松紧搭配,不要双紧也不要双松,导致经济要么是一哄而上,要么是一哄而下,使起伏振荡过猛,给经济增长带来的不稳定以及不稳定带来的损失太大,除非是危机的时候,经济确实过热,刹车,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紧,或者是经济确实衰退很厉害,财政和货币政策双松。 06-23 16:09:44
刘伟:在正常的情况下,松紧搭配可能对经济增长更协调,振荡的幅度会减少。这次我们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够做到松紧搭配的局面,实际上是中国26年市场化改革进程带来的结果,如果没有市场化改革,还是过去集中的计划经济,不可能也不允许出现政策上、效应上的相互协调。正是市场化走到今天,有可能出现,这应当看做进步,而且对经济调控的效果来说是积极的,这是这一轮宏观经济调控的第三个特点,政策效应有相互的抵消的作用,淡化了周期性的幅度。 06-23 16:09:56
刘伟:第四个特点,在这一轮宏观调控中,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为产生了反周期的错落。是什么呢?中央政府让你经济上的时候,地方政府不上,但是中央政府让你地方政府下的时候,地方政府不下,出现了一种错落的局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怎样看待?现在大家都对中央的点刹措施行为反应不一样。 06-23 16:11:09
刘伟:26年的改革下来,市场化进程下来,现在中国地方政府利益的独立性以及和利益独立性相协调的责任独立性越来越明确,就是你地方好坏越来越靠当地本身了,你当地本身发展快的成果,越来越直接体现在当地福利的改进上,当地经济发展的俄国,要求你当地人来承担,不像过去全国一盘旗,全国平均主义,不是这样的了。各地利益的独立性以及相应责任的独立性越来越明确。 06-23 16:11:15
刘伟:利益的独立性明确之后,就使得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差异有了两个方面,一个是目标差异,行为目标的差别越来越大,中央的目标实际上是均衡,整个宏观经济总体上要均衡,要防止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是什么都贵钱便宜,谁可以制造通货膨胀,谁可以印票子谁可以直接制造,中央可以印票子,出现通货膨胀,直接的原因就是中央政府,不是老百姓也不是地方政府。 06-23 16:12:20
刘伟:中央要考虑防止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也要考虑防止出现全国的经济衰退,失业率就有可能会增高,失业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有复杂的利益冲突,如果江山不稳那这个东西就麻烦了,整个社会振荡,当然只有中央有责任也有权力来稳定整个的社会,所以中央要关心通货膨胀问题,要关心失业率和经济衰退的问题。这是中央的目标。 06-23 16:12:26
刘伟:地方政府的目标,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这26年的改革,市场化的进程,地方政府利益的独立性和责任的独立性越来越大,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现在越办越像个企业,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越来越像个董事长,省长、市长越来越像是总经理,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越来越是是地方财政收入最大化。为什么?我们刚才也说了,你利益的独立性和责任的独立性越来越明确了,你要没有地方收入的快速增长、大幅度增长,是断然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06-23 16:15:35
刘伟:所以地方财政收入财力不够,各方面的官员怎样养,设施怎样建,地方工程项目怎样建设,这些东西拉动不上去,怎样搞地方的电、水、路,怎样搞招商引资,招不来商引不来资,当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慢,失业问题、下岗问题就会严重,一个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慢,投资环境改造的速度慢,招商引资的进程慢,基础设施的进程慢,民不聊生,下岗乞讨的多,要么围你市政府,要围不了你就到中央上访去。如果地方经济搞的好,一个地方的首脑肯定也是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戴。 06-23 16:15:49
刘伟:另外,一个地方的经济繁荣、安全稳定、老百姓富裕、安居乐业,上级首长愿意去你那儿访问、调研多,还是希望到穷的揭不开锅、下岗工人多的地方呢?接触中央领导多的地方政府领导升迁肯定也是快的。 06-23 16:15:52
刘伟:所以地方政府管你通货膨胀吗?所以你只管好你自己一亩三分半就好了,市长老惦记着中央的事干嘛,既没有权力也没有压力管那么多,目标和过去行政垂直的简单计划经济不一样,有独立目标了,和中央的目标是有差异的。不仅仅是反映在目标的差异上,还有就是进入经济和退出经济的壁垒是不一样的。 06-23 16:21:39
刘伟: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联系方式是行政体制,是行政关系,因此行政权力基本规则是下级服从上级,中央对地方要求你行政命令进入还是退出,是上还是下,是行政的,如果指挥不好,中央决策有误,负的是行政成本,地方政府骂他瞎指挥,行政权威的威信受到一定的损害,但是不用负经济代价,中央不用出钱的,因为你这是行政关系,行政关系就是下级服从上级。但是地方政府跟当地经济之间的发展联系,不是行政的,而是市场的,是经济的。 06-23 16:21:50
刘伟:我们做过一项研究,中国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中国各地已有GDP达到的水平高度不相关,什么意思呢?经济发展快慢和当地GDP已经达到的水平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各个地方的经济增长主要不是靠当地的钱,将它存起来,然后转化为投资,不是靠这个,而是靠外面的钱,我们叫招商引资。为什么各个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积极性这么高,指望自己的钱发展自己的事太慢了,所以要到外面弄钱。 06-23 16:22:56
刘伟: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他和外面的企业、银行、企业家、投资者不是行政的联系,不是像中央政府对他是行政关系,地方政府不能命令外面的企业或者外商进入或者退出,人家跟你没有行政联系,你要招商引资,不能命令人家来,而是要“骗”人家来,就要给他好处啊,你到这儿来,我给你一块地,我给你弄水、弄电,弄一条路,还有联系当地的银行贷款怎样怎样。给人好处不是空手套白狼,你给人家水、电、路,地方政府可以将这些打包到银行贷款,这一贷就不是一二亿,而是几十亿、上百亿,还款期甚至是五年十年等等,我们一些市长甚至将五年或者十年之后市长的财权都花了,你现在让他退怎么退,钱已经花了,财务费用已经发生了,地已经圈了,让他下吗,不将地卖出去不将商招回来,怎么行?真金白银,已经花出去了。所以进入经济和退出经济是市场关系,有进入的经济壁垒和退出的经济壁垒,不仅仅是行政问题。 06-23 16:23:05
刘伟:由于目标上的不一致,由于进入和退出壁垒上的不一致,当中央98年搞积极的财政政策,带头增大支出、活跃经济,要求各个地方积极跟上,地方不反应不跟上,各个地方政府广大的社会资本民间资本根本没有跟进,光靠中央财政使足了劲能够动需求多少,物价基本上还是零的。 06-23 16:26:44
刘伟:当地方经济经过几年观察,特别是地方背后的企业通过几年的观察和恢复,对市场的信心恢复了,这个时候这些企业开始社会上的资本、民间的企业开始跟进,开始投资,地方政府开始跟进,创造条件吸引他们,等到地方政府上去,以及背后的企业对市场的信心恢复,跟进之后,中央又觉得过热,又要紧缩,让地方政府下,但是地方政府下不来了,有退出壁垒的问题,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中央政府说上,地方政府说你先上,我看环境怎么样。中央政府说下,地方政府说了,我下不去了。形成了一个周期,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是反的,中央政府上的时候,地方政府不上,中央政府说下的时候,地方政府下不了。 06-23 16:27:06
刘伟:我们不能简单的归最于地方对抗中央,这是巨大的进步,我们现在构筑和谐社会,一个重要的前提是相互尊重,基本内容就是尊重各自利益的独立性,包括中央对地方,不能简单的否定地方利益的独立性,你一定要在承认和尊重地方利益的独立性,当然地方都要服从大局为首要,相互尊重,相互承认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博弈和谈判,最后形成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可能是更符合国情,可能是更有效率的。如果决策是建立在对一方利益的否定,包括中央对地方利益的否定,肯定带来是灾难性的,当然也包括地方对全局利益的不顾,对中央要求的根本否定和对抗,恐怕也是灾难性的。 06-23 16:27:16
刘伟:我们说一个和谐社会,一个均衡经济的调控,首要前提就是尊重各自利益的独立性,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谈判和博弈,最后的结果可能更适合我们的国情以及更符合社会经济问题的复杂性。过去我们经济大起大落,重要的原因我概括为三个一,决策过程的一言堂、执行过程的一风吹、纠偏过程的一刀切。为此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改革的进步,就在于今后决策再不能这样了,要上就上下一哄而上,要下就上下一哄而下,这样对社会经济的损害太大了,怎样避免,就是各自尊重各自的利益,在这个前提下经过协商,反复博弈,这个时候可能更协调。 06-23 16:27:25
刘伟:你不能说地方政府就错了,中央政府就对了,不能简单的否定地方行为,因为他是建立在深厚地方利益的基础上。我们看戴相龙同志原来在央行做行长,现在在天津做行政长官,我跟他开玩笑,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央行行长,以他的人脉和资历撬动两千亿绝对没有问题。结果当年他就投进去了七百多亿,现在到天津去看到处是坑,到处在搞建设。 06-23 16:28:44
刘伟:我们现在流通中的货币量是非常大的,如果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上下左右的板子首先打在央行行长的屁股上,央行行长的首要责任是稳定通货,如果你做央行行长,保证主张紧缩,毫无疑问这是你的责任所规定的。但是你现在做天津市市长,保证反对紧缩,道理很简单,刚刚七百亿下去了,一群坑出来了,现在收缩,没有钱了,你做了一任天津市市长,总不能给天津市人民留下一堆坑吧。 06-23 16:28:57
刘伟: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岗位上,不同的责任锁定他对经济形势的认识以及对宏观经济的要求就不一样的,屁股决定脑子,不是说脑子思考那个对那个错,先是屁股坐在那儿了再来思考。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再来否定各个方面的利益独立性,这次我们宏观调控,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为我们出现了错落,这是一个进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过去大起大落的振荡,是好事。 06-23 16:29:02
刘伟:第五个特点和第六个特点我不展开说了。第五个特点,在这轮政府经济调控中,清理土地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理土地是微观的手段,具体的资源配置不属于宏观,宏观就是财政和货币,但是这次清理土地这个微观政策对整个固定资产投资所起到的抑制作用比宏观政策都有效。这个我不多说了,我只是告诉大家,但是正是因为清理土地非常有效,而且是通过行政性进行的,七部委组织调查组下来,也正因为如此,使得这轮调控行政色彩越发浓厚。 06-23 16:31:55
刘伟:清理土地主要是两个作用,一个是打乱了建设投资商的建设期,土地一冻结,土地审批权一收,开工证拿不到,基建期延长了。还有就是打乱了投资商、开发商的资金周转期,大家知道他们将土地证拿下来进行抵押等等,现在将土地证一冻结,土地手续一冻结,等于抵押的东西没有了,就要求你提高自有资金的门槛,可是自有资金门槛的提高不是短期的事,而是长期的,所以这样使开发商的资金周转时间发生变化。所以影响了投资者和开发商的基建周期,还有就是影响了投资者和开发商的资金周转期,这两个方面起到了作用。好处是什么呢?对固定资产投资起到有效的抑制,不好是因为是行政的,背后的行政色彩非常的浓。 06-23 16:32:14
刘伟:第六个特点,整个这轮经济政策调控,人民币汇率政策基本上没有动,国际收支我们没有纳入到对国内总需求调控的体系中来,当然人民币升值问题压力我们现在也特别大,来自国际社会的,利弊关系也已经很清楚了,可以说做到定量分析了,人民币有没有升值的空间,也可以说算的很清楚了,一个国家本币有没有升值的空间,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竞争力有没有提高,如果国家的竞争力提高了,就意味着成本可以下降,效率可以提高,所以不在乎本币升值给他带来出口品的价格上升困难。 06-23 16:37:38
刘伟:你说这么多年来,中国的竞争力确实是提高了,因此中国的人民币有升值的空间,有可能上升,再加上我们和美元直接挂钩,固定汇率,美元在调息,进一步调整了人民币币值上升的空间。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汇率政策,绝对不是看有没有空间有没有可能,而是根据利益,对他有没有好处,是根据这个来的,所以现在我们国内有些人最近在讨论,大声呼吁说人民币已经具备了币值上升的空间,这个我说要看,具备币值上升空间的国家多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升值?你这个人有能力爬到一百层楼,但是必然就会爬吗? 06-23 16:38:26
刘伟:但是你不能说你没有能力爬上去,我们说人民币有没有上升的空间,和人民币币值有没有调整的空间,这是两个问题。美元利息上浮,说人民币升值有更大的空间,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我有一个自己的利益需要,不是国际社会让我调就调,我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要防止通货膨胀还是要就是失业,是这个问题,如果国内最主要的问题是要防止通货膨胀,其他条件不变,不用你施压,我本币就应当升值。 06-23 16:38:34
刘伟:如果我国内长期要防止衰退、通缩、解决失业问题,无论你怎样压,只要我能够扛得住,本币就不能升,所以这是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主要是根据国内经济矛盾的变化,特别是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定夺,只要能够对外顶住压力,就要顶住,不能轻易的屈从这个压力。这是一。而且如果要调整的话,说句老实话也要换一下,我调啊,但是你给我什么呢,你总得给我什么东西,我才来调整吧,否则我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06-23 16:38:52
刘伟:98年那次亚洲金融危机,世界各国都在普遍贬值,促进出口,但是我们做了很大牺牲,做出庄严的牺牲说人民币不贬值。但是有人说我们94年贬了,正因为这样包括新加坡有人都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中国,九十年代一贬,东西大量出口,人家出口品卖不掉,国际收支发生逆差,到期债务不能偿还。那个不管了,反正我98年没有贬。 06-23 16:38:59
刘伟:美元最近一段时间拼命的贬,拉动美国经济,但是欧元在升。美元贬值最大的便宜,是我们占了,所以美国人不服气,单方面就要求我们人民币贬值,这没有道理,不能说美国经济不景气就单纯的怪罪到中国,中国在美国进出口比例中占的比重太低了,微不足道,跟中国之间出现的逆差,根本不构成美国经济衰退的原因。但是中美贸易额在中国占的比例就太大了,这是不对等的。现在要求我们升值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他们要通过发达国家的口喊出他们的要求,我们要跟他们各方面协调,至少要博弈,争得自己的好处。 06-23 16:42:05
刘伟: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现在官方的说法,在选择适当的时机时候,我们会考虑人民币币值的变化,但是我们强调这个币值是中国本身的主权,不屈从于任何外国的压力,在我们认为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变动。这个适当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想主要是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候,如果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有可能人民币会升值。 06-23 16:42:58
刘伟:现在的问题,我来的昨天,国家发改委又召开专家会议,探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又进入通缩了,消费品的价格下降,投资品需求增幅下降,企业存货增加,是不是进入新的衰退,如果是这样,紧缩的力度要减弱,进一步刺激需求和扩张,恐怕人民币上调的空间,在目前不具备条件。我们认为时机适当和成熟,不是简单的时间概念,关键看国内经济矛盾运动的情况,来选择一个机会。这个我不多说了。这一轮政府宏观调控措施,归纳起来是六个方面的特点,效应和特点我们在叙述时也做了简单的评价。 06-23 16:43:14
刘伟:今天我讲了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增长现在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有那些矛盾,有什么复杂性。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政府调控有哪些措施,效应怎样。我就讲到这里。 06-23 16:43:29
主持人:下面是提问时间。 06-23 16:43:43
现场提问:刘院长,我想问两个问题。刚才您讲到现在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况中,最好是无为而治,但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我们可以不可以做该压的压,该激励的就激励,能不能刺激经济形成经济发展的高潮,成为新的经济周期启动?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不是通缩就是通胀,好像没有适度的良性的经济运作环节,一到负的时候就马上是通缩,一到往上升就马上到通胀了,这里面有没有合理的区间呢? 06-23 16:45:29
刘伟:第一个问题,该让它上就上,该让它下就下,保持持续稳定的繁荣,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我们也希望这样。本来我们这次调控,所谓点刹结构性调控,有保有压,去年经济工作会议也讲的很清楚,有几个领域是要保持繁荣的,有几个领域是要压的,但是经济问题往往是有关联的,有些领域你希望压,但是通过压这个,别的经济部门有关联的,又导致那些部门衰退,而那些部门是你不希望衰退的,反之也是这样的。 06-23 16:46:12
刘伟:结构调整是长期的,我们现在调整的手段实际上是短期的,总量宏观调控是短期的,我们希望通过短期的调整取得长期的效果,想通过对短期的宏观总量的掌控,实现结构的变化,这有点奢望,过于理想化,结构变化一定是长期的,而总量变化可以是短期的。所以要长期和短期、总量和结构结合起来。 06-23 16:46:25
刘伟:第二个问题,从两个角度来考虑。现在这个阶段我觉得就挺好,既然看不清楚好在那儿,也看不清楚坏在那儿,就这样吧。有相当一批人认为要保持现在的平滑状态,在高增长区间滑行,但是是在低通胀区间里。经济矛盾的复杂性以及人们认识的不确定性,还有人们认识的瞬息万变的可变性,看来很好的,但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因素就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可能水底的石头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你刚才说的平滑地带其实是非常脆弱的。 06-23 16:47:20
现场提问:刘教授,你好,我是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的一名学生。刚才您说到现在房地产存在一定的泡沫,主要是当地政府的行政行为,政府靠卖地赚钱,不应该对开发商或者是企业过多的打压,但是就我们日常的行为知道,一个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就像房地产一样,有多少需求就有多少供给的。如果对房地产进行过度的打压,因为是支柱产业,可能造成经济的衰退,但是是不是说现在的经济靠它来支撑,所以不能打压,靠它拉动,中国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土地这样开发下去,没有土地怎么办,长远来看没有土地开发,房地产必然就会衰退,没有它来支持,经济必然还是会衰退的。现在CPI的计算,是没有将居民购房计算在其中,通过CPI计算通货膨胀是小于5%,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将居民购房放在其中,可能CPI数据计算出来不是现在这么温和。 06-23 16:48:45
刘伟:关于CPI计算问题,统计是没有统计居民购房的,如果是今年没有统计,统计出来的数据低可能就有问题,但是过去也没有统计下去,从可比性方面来说可以说明问题。 06-23 16:49:00
刘伟:我对你第一个问题,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好几层意思,开始说房地产过热是不是因为地方政府行为,但是我认为直接行为是市场行为,但是推动的背后力量是地方政府的行政冲动,是这样的过程。如果是纯粹的市场行为,不是严重超出市场需求过度供给。 06-23 16:49:55
刘伟:房地产开发从地方来说,地方的开发严重脱离地方的财力,它是靠招商引资,然后开发商开发主要是靠信贷,也就是说开发商的开发热情又严重脱离了开发商自有资本限制,你想一想,开发商脱离自有资本的限制,通过信贷,地方政府的开发冲动又脱离地方财力的限制,招商引资,使得房地产的开发超越经济能力的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是过热,如果人们都在用自己的钱干事,最后责任自己来承担转移不出去,这是严格的市场约束,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使过热也是短期的,不会严重发生。 06-23 16:51:29
刘伟:但是地方政府行政行为发生之后,严重的超越了地方财力做这些东西,供给可以招商进来,需求不一定能够招进来。所以我说要对地方政府超越当地财力盲目对当地房地产开发的热情应该给予限制,地方政府的限制靠打压市场做不到,行政约束远远要比市场约束要有限,上级的行政约束对地方政府的冲动更有效也更应该,而不是直接的针对房地产开发商。 06-23 16:51:33
刘伟:第一个问题我理解可能还有一个意思,将来我们没有土地怎么办,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无休止的永远开发下去,都有一个极限,早晚是开发不下去的,不可能是无边的。中国也是一样的,我只是说中国目前工业化的阶段,作为房地产以及建筑业,是最有效也是最有竞争力、最有需求呼应和支持的产业,在这个时候非要人压制它的的速度,那就是人为的对抗。美国的建筑业也有极高速发展的时期,但是之后会进入稳定持久的发展时期,但是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房地产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发展都是这样的,几乎所有新兴工业化发展国家都是这样的。 06-23 16:53:05
现场提问:刚才讲到总量的问题,在往年的基础上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如果我们计算不出来,怎样进行调控呢? 06-23 16:54:13
刘伟:你指什么总量计算不出来。 06-23 16:57:02
现场提问:经济总量的投资和总需求,两方面的关系。 06-23 16:57:14
刘伟:不是计算总量,而是说等号的关系,总供给和总需求,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天平往哪一个方向判断不出来。比如说今年的总需求,总需求和总供给严格上在统计上相等,就是GDP,每年统计都是有的。问题是在实现动态的过程中,两边从总供给的角度看和从总需求的角度看是不是平衡,往那边倾斜,并不是数不好统计。 06-23 16:58:10
刘伟:经济生活的复杂就复杂在这里,你说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我也可以反的举出很多说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往往是事后发生,这时候再调控就没有用了,现在的调控是事先的及时的,往往事先我们又没有办法判断出天平的倾斜,但是事后损失已经付出了,不是说作为一个静态的数没有办法统计,就是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很难把握失衡的方向,等到事后认识到的时候,事后诸葛亮就不高明了,事后你判断清楚,对于政策没有用了,现在是麻烦在这里。 06-23 16:58:17
现场提问:统计的不真实,比如说整个的调控,很多时候是无效的。 06-23 16:58:28
刘伟:如果说有虚数,我现在说的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关系,总需求有虚数,总供给也肯定是有虚的。两个都不清楚的量,GDP按照收入法计算,同样按照支出法统计的GDP,是混在一起的一个东西,如果说虚,两边肯定都有虚,而且方法和统计的口径都是一样的,这个问题不在于我们数字统计有没有虚的问题,而在于我们没有办法判断总需求和总供给按照同一种办法同一种口径统计的方向不好判断,这就比较复杂了。 06-23 16:59:03
主持人:今天下午的讲座已经超时了。刘教授还要赶飞机,讲座就到这里结束。下午刘教授用了两个钟头的时间,围绕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讲了两大方面的内容,第一个问题经济增长在目前面临三大矛盾,或者说三大现象,第二个问题是在这轮宏观调控中,调控措施的六个特点。刘教授到现在为止都是非常流畅的,没有讲稿的,从市场、需求、供给、消费、税收、汇率等等这些概念,非常清晰的很富有逻辑性的给大家讲了一堂非常生动的经济学课,整个的演讲是非常通俗易懂,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对刘教授的讲座表示感谢。今天下午的讲座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06-23 16:59:19
大洋网:直播结束,谢谢网友参与! 06-23 16:5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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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类似“顶”、“沙发”之类没有营养的文字,对勤劳贡献的楼主来说是令人沮丧的反馈信息。
  2. 提问之前请再仔细看一遍楼主的说明,或许是您遗漏了。
  3. 勿催片。请相信驴友们对分享是富有激情的,如果确有更新版本,您一定能搜索到。
  4. 请勿到处挖坑绊人、招贴广告。既占空间让人厌烦,又没人会搭理,于人于己都无利。
  5. 如果您发现自己的评论不见了,请参考以上4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