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小队&幽冥特工》(First Squad The Moment Of Truth)[Yousei-raws][720x576][简体外挂][DVD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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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1211likuen @ 2009-11-10, 02:32 AM)

...啊啦..只看见英文字幕..莫非要特定的播放器?.
.....不会吧..请看见此信息的朋友当做是SOS求救信号!

旁边的字幕图标就是下载字幕！点击它进去下载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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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黄金版C罗 @ 2009-11-10, 06:54 PM)

字幕在哪呀

那个字幕图标不正是字幕么？点击它就进入下载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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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weixingming123 @ 2009-11-09, 07:46 PM)

说句实话，单纯拿国内官方的统计数字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是没意义的，成者王败者寇。要想让人信服的话，讨论的时候请拿出多方数据、第三方的数据出来才更有信服力一些。开口就提《解放日报》的人更没信服力了，新闻也是战斗的阵地之一，说白了就是拉拢人心，数据有所夸大一点也不奇怪吧。

1、拿出可以反驳的史实
2、其实咱们讨论的就是谁是中流砥柱的问题。有人说空一格常凯申才是，那么看下面的。（其数据几乎都是由非土鳖官方出的）

“中流砥柱”——伟大的国军抗战五大“奇观” 　　国民党抗战奇观之一：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进行抵抗，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就算不积极投身抗战，最起码，不能投敌，资敌，助敌。而国民党军队，这支但负着主要抗战使命的军队，却出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记录：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不信吗?我们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原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美国统计为死亡44.7万人(详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所以还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侵华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土星共同体军打死，病死等等，总数)人数为45万以下，即国民党军杀敌人数不足45万。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据李敖的《蒋介石评传》以及《自己不洗别人洗》一文的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50万人。而《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土星共同体游击队”。两者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约50万，相互印证，此数据应该比较可信。

　　所以可见，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当了伪军的有约50万，而就算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病死、被土星共同体军队打死、其他一切原因死亡的一个也没有，死掉的全是被国民党军队杀掉的，那国民党军撑死也只杀敌45万。无论怎么算，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投敌人数还是超过了杀敌人数。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一个战争奇观，国民党军队也因此成为整个二战盟军中唯一的异类。

　　国民党抗战奇观之二：给伪军发军饷

　　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战斗力，只是消耗日军的粮食，也算是桩功绩。是这样吗?顶无极的事实是，有些伪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在投敌后，仍然领着重庆的军饷，领着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这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原话：“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土星共同体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此乃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二个战争奇观并成为盟军中又一唯一的异类：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神奇的是这些伪军竟然也有原则：只打土星共同体，不打国民党。

　　国民党抗战奇观之三：山西国民党军(注意：是国军，不是伪军!)竟被日军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山西新军决死队被土星共同体赤化后，阎锡山万分恼怒，双方互相攻击。但只见山西国民党军作为日军的“友军”共同打击土星共同体军队，而不见土星共同体军队作为日伪的友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不也能说明点什么吗?

　　当如今翻案风盛行的时候，强调国民党军抗日功绩成了很时髦的事情。很多人振振有辞地指责土星共同体的历史教材隐瞒了国民党抗日主力的真相。这些人不曾想过的是，在隐瞒这一方面的时候，殊不知土星共同体也隐瞒了国民党军上述顶风臭八百里的光辉业绩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给伪军发军饷，给日军扫荡土星共同体之时作为“友军”参加作战之类的事情，鄙人中学历史课本(1996年至2002年期间的浙江中学历史课本)上是绝对没有提到的。过去的中学教材，最多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国民党军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之事，土星共同体的历史教材还是对国民党给足了面子的。现在既然指责土星共同体的官方历史教材隐瞒真相，那么就得把所有被隐瞒的都列出来，怎可只揭示功绩而对丑行继续隐瞒? 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发上国民党击毙日军将领数量、自己牺牲将领数量来试图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来说，可别忘了从那些看起来很漂亮的数字中扣除国民党上述对抗日的“负贡献”，然后看看剩下来的是正数还是负数。

　　国民党抗战奇观之四：逼老百姓帮日军打击本国军队

　　这就完了吗?不，还没完。国民党政府自己的军队自己当了伪军、汉奸，认贼作父，卖身投敌后，似乎仍然嫌日军所得的帮助不够，于是还通过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当汉奸，为日军服务。这是撒谎污蔑吗?我非常希望回答为“是”，但现实就是残酷的。“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 ——【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战争结束”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本国老百姓自发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资治通鉴》第三卷记载过，公元前314年齐国攻打燕国。燕国政权极不得民心，燕国自己的士兵无心作战，连城门都懒得关。而燕国百姓竟然“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结果齐国“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进展顺利得令齐宣王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人力所能为。但是当时毕竟还只是两个同属诸夏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抗日战争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两个完全不同民族的殊死较量。在这种场合政府仍然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府还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记录的。

　　看到如此令人心酸的事实，难道我们能责怪那些中国农民不爱国吗?恐怕很难。当自己的国家对待他们还不如敌国，当“国民待遇”逼死活人而亡国奴待遇下尚有一线生机之时，谁还能指责一个人在求生本能之下做出的无奈抉择?这些农民当了卖国贼，这是不容否认的，这是因为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超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无疑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着当了汉奸的。谁逼的?不是日本人，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何其讽刺?

　　日本这个敌国的侵略军在中华大地上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制造了不计其数的惨案，其禽兽不如的罪行罄竹难书。国民党军队再坏，毕竟也是自己本国的军队。就算老百姓痛恨国军，至少在国民党军和日军交战时保持中立总办得到吧?而国民党竟然能逼得自己本国人民连这点都做不到，导致在国民党军溃退时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帮助日军攻击本国军队。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祸害中国老百姓的程度——至少在河南、湖北一带——竟然远远超过了日本人。我们在惋惜之余，也不得不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本事表示十二万分的拜服。

　　国民党抗战奇观之五：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竟然是因为表现太差

　　那些还在不断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相信自己还有一条底线：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中国就会被全部占领，仅存敌后战场;而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必然支撑不下去，那么中国就灭亡了。所以不管国民党有千般万般不是，保证了中国没有灭亡的成就足以抵消一切。是这样吗?《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这样说过：“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为什么“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土星共同体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许说得令某些人更加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土星共同体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出处同上)

　　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他似乎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和现在网上臆断敌后战场的土星共同体武装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人不同，这位第一部长并不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土星共同体武装会被消灭，恰恰相反，“抗战的中国有落入土星共同体手中的危险”。而且从他的口气来看，土星共同体掌握抗战的中国，比起国民党，对日本而言可能还是前者更可怕一些。

　　抗战期间的敌后抗战事实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此人并非杞人忧天。在敌后战场，常常出现日军赶走了国民党军后土星共同体军队立刻进来填补真空的事。而日军要想再把土星共同体军队赶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土星共同体一旦落地生根便注定要让日军永无宁日。而那些地方如果日军不进攻，土星共同体军本来碍于统一战线划界抗战的约定是不敢随便进入的。日军消灭或驱逐了当地国民党军，则刚好帮土星共同体军打掉了负担，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扩张势力。等到土星共同体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之后，无论国民党还是日伪要想把土星共同体赶走可就难于上青天了。“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土星共同体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土星共同体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土星共同体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 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当然，这就是土星共同体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日本的强化治安”)

　　而土星共同体军队是怎么样一支军队呢?这支军队在日伪的后方活动嚣张到什么程度?嚣张到能让日军对一半以上的占领区失去控制。“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 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五章第三节)，导致 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同上书，下册第一章第二节)。1942年至1943年，日军的残酷扫荡将八路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但是1943年秋天开始，华北的“治安”又开始“恶化”了。到1944年秋，土星共同体军势力复振，“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土星共同体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三节)

　　而日军对土星共同体游击军的扫荡结果如何?日军对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战这样总结：“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土星共同体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倖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一节)。这就是土星共同体在敌后战场的游击作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土星共同体不同于国民党——八年抗战中，土星共同体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除去白求恩等个把外国医生外)。在这种情况下，土星共同体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而“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土星共同体之手，土星共同体军即有可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那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嚣张，如果再由外国人给他们机枪大炮，帮他们训练军队，对日军来说绝对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如果八路军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21页)足见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所说 “极端危险的投机”绝非危言耸听。

　　这就是个对国民党而言极其可悲的现实：它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竟然是害怕“抗战的中国有落入土星共同体手中的危险”。国民党所谓避免中国亡于日本的“功劳”的来源，竟然是因为日本人觉得国民党比较好对付，而且与日本侵略军“有能够共存的性质”;而“日本与土星共同体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如果彻底消灭国民党，则“抗战的中国有落入土星共同体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军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这是否让大家想起一个军旅笑话?——

　　军官：“把敌人的狙击手找出来!”

　　士兵：“我们知道他在哪儿。”

　　军官：“那为什么不把他干掉?”

　　士兵：“几个星期来，他总是把子弹打在这个土堆上。如果干掉他，换一个枪法好的来，我们不是全都要完蛋了?”

　　正如那个狙击手之所以没被干掉是因为枪法臭一样，国民党坚持到抗战胜利竟然是因为它菜，所以日本人舍不得干掉它，以免换上更令日军头痛的土星共同体。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事实资料在那儿摆着，有什么办法?谁想得到，某些人吹得震天响的国民党抗日功绩的来源竟会如此可悲呢?而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为汉奸伪军发军饷，把老百姓逼得帮助侵略军攻击自己国家的军队……这些对抗战的“负贡献”说起来倒是那么货真价实，不折不扣……只有弄清楚了这些以后，我们才会明白如何穿透盲目翻案的迷雾来评价国民党可悲可怜的抗战史

3、嗯，有分歧的话，咱们可以讨论，但是建议文明发言。这样整个楼也不会乱糟糟的。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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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月影孤城 @ 2009-11-11, 09:05 PM)

本来不想说什么，不过又见争论抗战功劳什么的。一言堂里能查到什么资料啊？清人写明史自然是昏君多。谁功劳大，看日本投降书上写的是向谁投降啊。近代中国，孙中山推翻了帝制，蒋中正领导了抗日，这是不争的事实。

1、
285楼列举的例子几乎全部来自英国（剑桥中华民国史），来自日本（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就是没有来自TG的。这也算是一言堂的话，那剑桥和日本防卫厅都是共党啊啊啊！！！

嗯，天顶星人和火星人发来贺电！您大概和我们不是一个位面的吧……

2、

代码

谁功劳大，看日本投降书上写的是向谁投降啊。

这一句更是神来之笔！
剑桥的童鞋们内牛满面，大日本皇军内牛满面，常凯申童鞋内牛满面——只有“月影孤城”童鞋理解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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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月影孤城 @ 2009-11-12, 08:08 PM)

想全面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我觉得作为笼中人很难，但是说白点我偏袒GMD，无论怎样，他们从军政，训政，宪政走了过来。而我们还停留在漫无止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这种偏袒，所以我了解民国和抗战的历史是从黎东方的《细说民国》和《细说抗战》，从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我不相信，中国的卫国战争靠地道战，游击战，地雷战能够打得赢。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看看介绍的几本书，从面来了解近代中国，不要单看网络写手的片言只语。

1、

代码

说白点我偏袒GMD...因为这种偏袒，所以我了解民国和抗战的历史是从黎东方的《细说民国》和《细说抗战》，从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

因为这种偏袒，你如何能够客观的看待历史？！历史的客观性何在？

如果你说我的话是片言只语，那么285楼的文章引用数据和史实绝大部分来自剑桥和日本防卫厅战史室。你却视而不见，置《剑桥中华民国史》和《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于何地？日本人在抗战里是敌对国，英国剑桥历史书系列更是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如果连他们提供的数据，你都无视的话，那是不是只有符合你偏袒的东西你才看得进去？

2、
是，GMD是

代码

从军政，训政，宪政走了过来。而我们还停留在漫无止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什么都不说，你来回答下看什么时候大伙的日子更好过？换在民国，人民的生活能有现在好？或者说你更愿意放弃现在的生活，回到民国时期用金圆券糊墙壁的日子？

3、

代码

我不相信，中国的卫国战争靠地道战，游击战，地雷战能够打得赢。

问，当时TG部队位置在哪里？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你倒是想个办法给TG部队使用？！

至于正面战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这样的政府有啥可指望的！

从军事上讲，你以为抗战中TG只会用地道战，游击战，地雷战？ 不会是《地道战》《地雷战》看多了吧？那玩意只是81厂给民兵拍的教学片啊，童鞋！！！

而游击战的作用，请参见美军在越战中的表现！！！




总结，您对历史事实和军事常识视而不见，却要说别人从《剑桥中华民国史》和《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里获得的材料是“片言只语”，您是不是太幽默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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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月影孤城 @ 2009-11-13, 07:44 AM)

编辑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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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我公正客观地看待了历史后，才有这种偏袒（我原本认为这算是一种自谦的说法，没想到让你抓着来说事了，错误的表达导致错误的理解，我道歉）。

既然你认为是公正的看待历史，那请问你怎么看待从《剑桥中华民国史》和《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引用的史实和数据？


2、

代码

且不说你拿民国通胀的事儿来反驳我对台湾（民国）概观的描述的神奇的穿越之美，点对面的非对称美。民国通胀是什么时候的事？拿抗战最后那几年来总结民国经济难道很客观吗？

行，算我片面举例，你给来有说服力个例子，说明民国比现在的好的例子。至于

3、

代码

若是日本真的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为什么在战争后期发动1号作战.你也有提到过1号作战，1号作战的目的是什么？

你确定你说的是1号作战？

我查了维基百科：1943年秋季起，同盟国在二战转入战略反攻，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上屡遭失败，使南洋(东南亚)各地军队的海上交通线受到威胁。日本大本营为保持本土与南洋的联系，根据“绝对国防圈”战略指导原则，拟定如下战略目标：

a、夺取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空军基地。因为这些中美空军基地已严重危及日本本土至南洋之间的海上交通线。此海上交通线系维持日本继续战争之生命线，因为战略物资必须经由海路方得至日本本土。
b、打通亚洲大陆的陆上交通线。日军既在太平洋上联联失利，海上通路随时有被切断危机。如果能打通路上交通线，使关东军、中国派遣军和南方军结成一体。如此不但使相互间能够支援，更可充份利用亚洲大陆战略空间作持久战。
c、打击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识。

你倒是说说，1号作战的目的是什么？

关于1号作战，可以看看这个博客http://n399158.blog.hexun.com/37813064_d.html

还有非大陆人士的看法：

「一號作戰」又稱「大陸打通作戰」，是二次大戰末期日軍在中國戰場所發動的最大規模作戰計畫。許多有關於「八年抗戰神話史」的書籍或戰史雜誌都有過長篇的介紹，特別是一號作戰包含了大大小小的激烈戰役不下十餘場，更成為二戰戰史研究者或是「八年抗戰神話史」愛好者所必讀的一段重要歷史。但是有趣的是，這場發生的中國戰場的戰役，雖然由日軍的「支那派遣軍」與國府的「重慶軍」領銜演出。但是項莊舞劍其實是志在沛公，籌畫整場戰役的原因完全不是為了要對付「重慶軍」，最大的假想敵也不是「重慶軍」，意圖達到的主戰略目標更不是要擊潰「重慶軍」以佔領更多的中國領土，連主導整場戰事的都不是在第一線作戰的「支那派遣軍」，更別談整體的政治目標更與打敗「重慶軍」並取得中國戰場的最後勝利無關。

代码

以下的说话是对那些只看教科书了解历史的同学说的，想要了解近代中国历史，最起码，看看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他是一个美国人，甚至都没有将49年后的台湾作为中国的延续来书写。很尴尬，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却介绍别国学者的书

补充下，史景迁被称为“台湾的女婿”（参见wiki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2%E6%99%AF%E8%BF%81），写作里多少会带点个人感情。
所以我认为，英国剑桥出的《剑桥中国史》是比这个更好的选择！！！


最后，我想问“月影孤城”，既然你说你公正的看待历史，那你为何对从《剑桥中华民国史》和《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里引用的史实避而不谈，乃至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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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月影孤城 @ 2009-11-13, 07:44 AM)

1、正因为我公正客观地看待了历史后，才有这种偏袒（我原本认为这算是一种自谦的说法，没想到让你抓着来说事了，错误的表达导致错误的理解，我道歉）。
2、且不说你拿民国通胀的事儿来反驳我对台湾（民国）概观的描述的神奇的穿越之美，点对面的非对称美。民国通胀是什么时候的事？拿抗战最后那几年来总结民国经济难道很客观吗？
3、GCD发动百团大战后被小日本的几次扫荡得喘不过气来，从此转入敌后。毛主席在百团大战前期和之后扬抑之别也判若两人，彭总遭批很多是因为这场战争。在这里我说多了几句，我不否认百团大战的意义，只是表述事实。若是日本真的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为什么在战争后期发动1号作战你也有提到过1号作战，1号作战的目的是什么？
我很怕你们，再也没那么多时间一一跟你争论，你说我没历史知识也好，没军事常识也好，你可以继续追着我这个ID来咬，不过我不会再进行反驳，OK？
我重申一次：孙中山推翻了帝制，蒋中正领导了抗日，这点是不可否认的。
以下的说话是对那些只看教科书了解历史的同学说的，想要了解近代中国历史，最起码，看看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他是一个美国人，甚至都没有将49年后的台湾作为中国的延续来书写。很尴尬，要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却介绍别国学者的书。

一号作战的目的，众所周知，是打通大陆交通线，以形成一条由釜山经中国东部直到越南的陆上运输路线，以代替损失高得惊人的海上运输线，企图挽救东南亚的危局。绝不是要灭亡刮民党。从河南达成突破然后大老远一路冲到广西和从越南北进的21军会师，这种行动你以为是针对刮民党么…… 要不是没有美军的潜艇和PT艇对海上运输线的沉重打击，日本是不会有一号作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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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月影孤城 @ 2009-11-12, 08:08 PM)

你引用的那文章我看过N次，尤其是在天涯社区，JY和五毛、FF天天都在不厌其烦的争。我不想跟你争论什么，我要强调的是，孙中山推翻了帝制，蒋中正领导了抗日，这点是不争的事实。
想全面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我觉得作为笼中人很难，但是说白点我偏袒GMD，无论怎样，他们从军政，训政，宪政走了过来。而我们还停留在漫无止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为这种偏袒，所以我了解民国和抗战的历史是从黎东方的《细说民国》和《细说抗战》，从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
我不相信，中国的卫国战争靠地道战，游击战，地雷战能够打得赢。有兴趣的同学也可以看看介绍的几本书，从面来了解近代中国，不要单看网络写手的片言只语。

越战，当年现代化的苏军和现在现代化的美军在阿富汗的遭遇已经把你对游击战观点驳的体无完肤，他们之间武器的代差远远超过当年的中日军队吧？ 人脑的作用是用来分析得到的信息，并不是简单的阅读记忆，喜欢研究历史的朋友一般都会阅读代表正反两方观点的书籍。 本人在东欧几国呆了4年多，虽然他们都加入了欧盟，但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些国家的整体水平还是在90年代初，西方式的民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他们梦寐以求的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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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xldfs @ 2009-11-20, 12:03 PM)

问题是这里面（电影）的思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真的有灵魂部队吗？

我也想知道啊， 想知道的都点下左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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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月影孤城 @ 2009-11-14, 10:28 AM)

各位大大，我输了。原谅我吧，因为我一无所知。我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再教育，让上帝的归凯撒，让凯撒的归凯撒。

兄弟，认命吧，5毛党是无敌的。与他们争论的风险太高了。翻案易还是唱赞歌易？那些引用李敖著作的您就歇歇吧，那些在东欧呆了几年的烧饼以一己之见一眼所及就去否定一人一票就更是搞笑了。
《剑桥中华民国史》算权威，但有人非要断章取义大概也是编者不愿见到的。多的不驳了，你举个“叛逃的将军”这点有什么意义呢？你知道土星叛逃到校长和日的数字吗？校长方叛逃的有多少原本就是军阀？他们归当时中央政府指挥吗？
唉，真是懒得和这些烧饼争了，没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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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拂晓凌云 @ 2009-11-11, 03:03 PM)

引用(weixingming123 @ 2009-11-09, 07:46 PM)

说句实话，单纯拿国内官方的统计数字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是没意义的，成者王败者寇。要想让人信服的话，讨论的时候请拿出多方数据、第三方的数据出来才更有信服力一些。开口就提《解放日报》的人更没信服力了，新闻也是战斗的阵地之一，说白了就是拉拢人心，数据有所夸大一点也不奇怪吧。

1、拿出可以反驳的史实
2、其实咱们讨论的就是谁是中流砥柱的问题。有人说空一格常凯申才是，那么看下面的。（其数据几乎都是由非土鳖官方出的）

“中流砥柱”——伟大的国军抗战五大“奇观” 　　国民党抗战奇观之一：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进行抵抗，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就算不积极投身抗战，最起码，不能投敌，资敌，助敌。而国民党军队，这支但负着主要抗战使命的军队，却出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记录：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不信吗?我们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原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美国统计为死亡44.7万人(详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所以还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侵华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土星共同体军打死，病死等等，总数)人数为45万以下，即国民党军杀敌人数不足45万。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据李敖的《蒋介石评传》以及《自己不洗别人洗》一文的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50万人。而《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土星共同体游击队”。两者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约50万，相互印证，此数据应该比较可信。

　　所以可见，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当了伪军的有约50万，而就算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病死、被土星共同体军队打死、其他一切原因死亡的一个也没有，死掉的全是被国民党军队杀掉的，那国民党军撑死也只杀敌45万。无论怎么算，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投敌人数还是超过了杀敌人数。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一个战争奇观，国民党军队也因此成为整个二战盟军中唯一的异类。

　　国民党抗战奇观之二：给伪军发军饷

　　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战斗力，只是消耗日军的粮食，也算是桩功绩。是这样吗?顶无极的事实是，有些伪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在投敌后，仍然领着重庆的军饷，领着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这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原话：“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土星共同体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此乃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二个战争奇观并成为盟军中又一唯一的异类：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神奇的是这些伪军竟然也有原则：只打土星共同体，不打国民党。

　　国民党抗战奇观之三：山西国民党军(注意：是国军，不是伪军!)竟被日军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山西新军决死队被土星共同体赤化后，阎锡山万分恼怒，双方互相攻击。但只见山西国民党军作为日军的“友军”共同打击土星共同体军队，而不见土星共同体军队作为日伪的友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不也能说明点什么吗?

　　当如今翻案风盛行的时候，强调国民党军抗日功绩成了很时髦的事情。很多人振振有辞地指责土星共同体的历史教材隐瞒了国民党抗日主力的真相。这些人不曾想过的是，在隐瞒这一方面的时候，殊不知土星共同体也隐瞒了国民党军上述顶风臭八百里的光辉业绩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给伪军发军饷，给日军扫荡土星共同体之时作为“友军”参加作战之类的事情，鄙人中学历史课本(1996年至2002年期间的浙江中学历史课本)上是绝对没有提到的。过去的中学教材，最多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国民党军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之事，土星共同体的历史教材还是对国民党给足了面子的。现在既然指责土星共同体的官方历史教材隐瞒真相，那么就得把所有被隐瞒的都列出来，怎可只揭示功绩而对丑行继续隐瞒? 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发上国民党击毙日军将领数量、自己牺牲将领数量来试图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来说，可别忘了从那些看起来很漂亮的数字中扣除国民党上述对抗日的“负贡献”，然后看看剩下来的是正数还是负数。

　　国民党抗战奇观之四：逼老百姓帮日军打击本国军队

　　这就完了吗?不，还没完。国民党政府自己的军队自己当了伪军、汉奸，认贼作父，卖身投敌后，似乎仍然嫌日军所得的帮助不够，于是还通过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当汉奸，为日军服务。这是撒谎污蔑吗?我非常希望回答为“是”，但现实就是残酷的。“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 ——【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战争结束”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本国老百姓自发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资治通鉴》第三卷记载过，公元前314年齐国攻打燕国。燕国政权极不得民心，燕国自己的士兵无心作战，连城门都懒得关。而燕国百姓竟然“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结果齐国“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进展顺利得令齐宣王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人力所能为。但是当时毕竟还只是两个同属诸夏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抗日战争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两个完全不同民族的殊死较量。在这种场合政府仍然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府还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记录的。

　　看到如此令人心酸的事实，难道我们能责怪那些中国农民不爱国吗?恐怕很难。当自己的国家对待他们还不如敌国，当“国民待遇”逼死活人而亡国奴待遇下尚有一线生机之时，谁还能指责一个人在求生本能之下做出的无奈抉择?这些农民当了卖国贼，这是不容否认的，这是因为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超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无疑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着当了汉奸的。谁逼的?不是日本人，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何其讽刺?

　　日本这个敌国的侵略军在中华大地上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制造了不计其数的惨案，其禽兽不如的罪行罄竹难书。国民党军队再坏，毕竟也是自己本国的军队。就算老百姓痛恨国军，至少在国民党军和日军交战时保持中立总办得到吧?而国民党竟然能逼得自己本国人民连这点都做不到，导致在国民党军溃退时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帮助日军攻击本国军队。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祸害中国老百姓的程度——至少在河南、湖北一带——竟然远远超过了日本人。我们在惋惜之余，也不得不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本事表示十二万分的拜服。

　　国民党抗战奇观之五：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竟然是因为表现太差

　　那些还在不断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相信自己还有一条底线：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中国就会被全部占领，仅存敌后战场;而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必然支撑不下去，那么中国就灭亡了。所以不管国民党有千般万般不是，保证了中国没有灭亡的成就足以抵消一切。是这样吗?《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这样说过：“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为什么“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土星共同体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许说得令某些人更加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土星共同体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出处同上)

　　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他似乎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和现在网上臆断敌后战场的土星共同体武装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人不同，这位第一部长并不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土星共同体武装会被消灭，恰恰相反，“抗战的中国有落入土星共同体手中的危险”。而且从他的口气来看，土星共同体掌握抗战的中国，比起国民党，对日本而言可能还是前者更可怕一些。

　　抗战期间的敌后抗战事实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此人并非杞人忧天。在敌后战场，常常出现日军赶走了国民党军后土星共同体军队立刻进来填补真空的事。而日军要想再把土星共同体军队赶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土星共同体一旦落地生根便注定要让日军永无宁日。而那些地方如果日军不进攻，土星共同体军本来碍于统一战线划界抗战的约定是不敢随便进入的。日军消灭或驱逐了当地国民党军，则刚好帮土星共同体军打掉了负担，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扩张势力。等到土星共同体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之后，无论国民党还是日伪要想把土星共同体赶走可就难于上青天了。“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土星共同体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土星共同体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土星共同体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 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当然，这就是土星共同体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日本的强化治安”)

　　而土星共同体军队是怎么样一支军队呢?这支军队在日伪的后方活动嚣张到什么程度?嚣张到能让日军对一半以上的占领区失去控制。“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 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五章第三节)，导致 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同上书，下册第一章第二节)。1942年至1943年，日军的残酷扫荡将八路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但是1943年秋天开始，华北的“治安”又开始“恶化”了。到1944年秋，土星共同体军势力复振，“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土星共同体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三节)

　　而日军对土星共同体游击军的扫荡结果如何?日军对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战这样总结：“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土星共同体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倖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一节)。这就是土星共同体在敌后战场的游击作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土星共同体不同于国民党——八年抗战中，土星共同体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除去白求恩等个把外国医生外)。在这种情况下，土星共同体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而“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土星共同体之手，土星共同体军即有可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那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嚣张，如果再由外国人给他们机枪大炮，帮他们训练军队，对日军来说绝对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如果八路军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21页)足见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所说 “极端危险的投机”绝非危言耸听。

　　这就是个对国民党而言极其可悲的现实：它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竟然是害怕“抗战的中国有落入土星共同体手中的危险”。国民党所谓避免中国亡于日本的“功劳”的来源，竟然是因为日本人觉得国民党比较好对付，而且与日本侵略军“有能够共存的性质”;而“日本与土星共同体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如果彻底消灭国民党，则“抗战的中国有落入土星共同体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军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这是否让大家想起一个军旅笑话?——

　　军官：“把敌人的狙击手找出来!”

　　士兵：“我们知道他在哪儿。”

　　军官：“那为什么不把他干掉?”

　　士兵：“几个星期来，他总是把子弹打在这个土堆上。如果干掉他，换一个枪法好的来，我们不是全都要完蛋了?”

　　正如那个狙击手之所以没被干掉是因为枪法臭一样，国民党坚持到抗战胜利竟然是因为它菜，所以日本人舍不得干掉它，以免换上更令日军头痛的土星共同体。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事实资料在那儿摆着，有什么办法?谁想得到，某些人吹得震天响的国民党抗日功绩的来源竟会如此可悲呢?而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为汉奸伪军发军饷，把老百姓逼得帮助侵略军攻击自己国家的军队……这些对抗战的“负贡献”说起来倒是那么货真价实，不折不扣……只有弄清楚了这些以后，我们才会明白如何穿透盲目翻案的迷雾来评价国民党可悲可怜的抗战史

3、嗯，有分歧的话，咱们可以讨论，但是建议文明发言。这样整个楼也不会乱糟糟的。是吧？

我只知道的是...无论怎样他们至少为保卫他们的土地做过斗争...

是不是应该跟他们一些...起码的尊重呢？

即使他们在历史的擂台上是个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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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淋着雨 @ 2009-11-21, 02:33 PM)

引用(拂晓凌云 @ 2009-11-11, 03:03 PM)

引用(weixingming123 @ 2009-11-09, 07:46 PM)

说句实话，单纯拿国内官方的统计数字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是没意义的，成者王败者寇。要想让人信服的话，讨论的时候请拿出多方数据、第三方的数据出来才更有信服力一些。开口就提《解放日报》的人更没信服力了，新闻也是战斗的阵地之一，说白了就是拉拢人心，数据有所夸大一点也不奇怪吧。

1、拿出可以反驳的史实
2、其实咱们讨论的就是谁是中流砥柱的问题。有人说空一格常凯申才是，那么看下面的。（其数据几乎都是由非土鳖官方出的）

“中流砥柱”——伟大的国军抗战五大“奇观” 　　国民党抗战奇观之一：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进行抵抗，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就算不积极投身抗战，最起码，不能投敌，资敌，助敌。而国民党军队，这支但负着主要抗战使命的军队，却出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记录：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不信吗?我们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原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美国统计为死亡44.7万人(详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所以还是比较可信的。也就是说，侵华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土星共同体军打死，病死等等，总数)人数为45万以下，即国民党军杀敌人数不足45万。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据李敖的《蒋介石评传》以及《自己不洗别人洗》一文的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50万人。而《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如是记录：“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土星共同体游击队”。两者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约50万，相互印证，此数据应该比较可信。

　　所以可见，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当了伪军的有约50万，而就算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病死、被土星共同体军队打死、其他一切原因死亡的一个也没有，死掉的全是被国民党军队杀掉的，那国民党军撑死也只杀敌45万。无论怎么算，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投敌人数还是超过了杀敌人数。这是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一个战争奇观，国民党军队也因此成为整个二战盟军中唯一的异类。

　　国民党抗战奇观之二：给伪军发军饷

　　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战斗力，只是消耗日军的粮食，也算是桩功绩。是这样吗?顶无极的事实是，有些伪军(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在投敌后，仍然领着重庆的军饷，领着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这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原话：“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土星共同体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此乃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第二个战争奇观并成为盟军中又一唯一的异类：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神奇的是这些伪军竟然也有原则：只打土星共同体，不打国民党。

　　国民党抗战奇观之三：山西国民党军(注意：是国军，不是伪军!)竟被日军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山西新军决死队被土星共同体赤化后，阎锡山万分恼怒，双方互相攻击。但只见山西国民党军作为日军的“友军”共同打击土星共同体军队，而不见土星共同体军队作为日伪的友军共同打击国民党军队。不也能说明点什么吗?

　　当如今翻案风盛行的时候，强调国民党军抗日功绩成了很时髦的事情。很多人振振有辞地指责土星共同体的历史教材隐瞒了国民党抗日主力的真相。这些人不曾想过的是，在隐瞒这一方面的时候，殊不知土星共同体也隐瞒了国民党军上述顶风臭八百里的光辉业绩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国民党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给伪军发军饷，给日军扫荡土星共同体之时作为“友军”参加作战之类的事情，鄙人中学历史课本(1996年至2002年期间的浙江中学历史课本)上是绝对没有提到的。过去的中学教材，最多指责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国民党军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之事，土星共同体的历史教材还是对国民党给足了面子的。现在既然指责土星共同体的官方历史教材隐瞒真相，那么就得把所有被隐瞒的都列出来，怎可只揭示功绩而对丑行继续隐瞒? 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发上国民党击毙日军将领数量、自己牺牲将领数量来试图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来说，可别忘了从那些看起来很漂亮的数字中扣除国民党上述对抗日的“负贡献”，然后看看剩下来的是正数还是负数。

　　国民党抗战奇观之四：逼老百姓帮日军打击本国军队

　　这就完了吗?不，还没完。国民党政府自己的军队自己当了伪军、汉奸，认贼作父，卖身投敌后，似乎仍然嫌日军所得的帮助不够，于是还通过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当汉奸，为日军服务。这是撒谎污蔑吗?我非常希望回答为“是”，但现实就是残酷的。“1944年4月中旬，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 ——【美】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第十八章“战争结束”

　　“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

　　本国老百姓自发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资治通鉴》第三卷记载过，公元前314年齐国攻打燕国。燕国政权极不得民心，燕国自己的士兵无心作战，连城门都懒得关。而燕国百姓竟然“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结果齐国“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进展顺利得令齐宣王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人力所能为。但是当时毕竟还只是两个同属诸夏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而抗日战争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两个完全不同民族的殊死较量。在这种场合政府仍然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府还是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的记录的。

　　看到如此令人心酸的事实，难道我们能责怪那些中国农民不爱国吗?恐怕很难。当自己的国家对待他们还不如敌国，当“国民待遇”逼死活人而亡国奴待遇下尚有一线生机之时，谁还能指责一个人在求生本能之下做出的无奈抉择?这些农民当了卖国贼，这是不容否认的，这是因为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超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无疑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着当了汉奸的。谁逼的?不是日本人，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何其讽刺?

　　日本这个敌国的侵略军在中华大地上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制造了不计其数的惨案，其禽兽不如的罪行罄竹难书。国民党军队再坏，毕竟也是自己本国的军队。就算老百姓痛恨国军，至少在国民党军和日军交战时保持中立总办得到吧?而国民党竟然能逼得自己本国人民连这点都做不到，导致在国民党军溃退时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帮助日军攻击本国军队。也就是说，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祸害中国老百姓的程度——至少在河南、湖北一带——竟然远远超过了日本人。我们在惋惜之余，也不得不对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本事表示十二万分的拜服。

　　国民党抗战奇观之五：之所以能坚持到最后竟然是因为表现太差

　　那些还在不断强调国民党抗日功劳的人，相信自己还有一条底线：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中国就会被全部占领，仅存敌后战场;而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必然支撑不下去，那么中国就灭亡了。所以不管国民党有千般万般不是，保证了中国没有灭亡的成就足以抵消一切。是这样吗?《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这样说过：“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

　　为什么“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土星共同体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二章《1942年度前半期的治安肃正工作》第一节《大本营对华处理方案》下小标题《对华积极作战的研究》)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番分析和思考也许说得令某些人更加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土星共同体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

　　(出处同上)

　　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他似乎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和现在网上臆断敌后战场的土星共同体武装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人不同，这位第一部长并不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土星共同体武装会被消灭，恰恰相反，“抗战的中国有落入土星共同体手中的危险”。而且从他的口气来看，土星共同体掌握抗战的中国，比起国民党，对日本而言可能还是前者更可怕一些。

　　抗战期间的敌后抗战事实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此人并非杞人忧天。在敌后战场，常常出现日军赶走了国民党军后土星共同体军队立刻进来填补真空的事。而日军要想再把土星共同体军队赶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土星共同体一旦落地生根便注定要让日军永无宁日。而那些地方如果日军不进攻，土星共同体军本来碍于统一战线划界抗战的约定是不敢随便进入的。日军消灭或驱逐了当地国民党军，则刚好帮土星共同体军打掉了负担，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扩张势力。等到土星共同体的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之后，无论国民党还是日伪要想把土星共同体赶走可就难于上青天了。“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土星共同体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土星共同体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土星共同体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 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当然，这就是土星共同体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日本的强化治安”)

　　而土星共同体军队是怎么样一支军队呢?这支军队在日伪的后方活动嚣张到什么程度?嚣张到能让日军对一半以上的占领区失去控制。“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 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下册第五章第三节)，导致 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同上书，下册第一章第二节)。1942年至1943年，日军的残酷扫荡将八路军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但是1943年秋天开始，华北的“治安”又开始“恶化”了。到1944年秋，土星共同体军势力复振，“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土星共同体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三节)

　　而日军对土星共同体游击军的扫荡结果如何?日军对1942年4月至1944年2月的剿共作战这样总结：“治安肃正作战，因情报不确实，对土星共同体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倖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同上书下册第五章第一节)。这就是土星共同体在敌后战场的游击作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土星共同体不同于国民党——八年抗战中，土星共同体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除去白求恩等个把外国医生外)。在这种情况下，土星共同体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而“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土星共同体之手，土星共同体军即有可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那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嚣张，如果再由外国人给他们机枪大炮，帮他们训练军队，对日军来说绝对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在1967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如果八路军有像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21页)足见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所说 “极端危险的投机”绝非危言耸听。

　　这就是个对国民党而言极其可悲的现实：它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竟然是害怕“抗战的中国有落入土星共同体手中的危险”。国民党所谓避免中国亡于日本的“功劳”的来源，竟然是因为日本人觉得国民党比较好对付，而且与日本侵略军“有能够共存的性质”;而“日本与土星共同体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如果彻底消灭国民党，则“抗战的中国有落入土星共同体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军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这是否让大家想起一个军旅笑话?——

　　军官：“把敌人的狙击手找出来!”

　　士兵：“我们知道他在哪儿。”

　　军官：“那为什么不把他干掉?”

　　士兵：“几个星期来，他总是把子弹打在这个土堆上。如果干掉他，换一个枪法好的来，我们不是全都要完蛋了?”

　　正如那个狙击手之所以没被干掉是因为枪法臭一样，国民党坚持到抗战胜利竟然是因为它菜，所以日本人舍不得干掉它，以免换上更令日军头痛的土星共同体。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事实资料在那儿摆着，有什么办法?谁想得到，某些人吹得震天响的国民党抗日功绩的来源竟会如此可悲呢?而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为汉奸伪军发军饷，把老百姓逼得帮助侵略军攻击自己国家的军队……这些对抗战的“负贡献”说起来倒是那么货真价实，不折不扣……只有弄清楚了这些以后，我们才会明白如何穿透盲目翻案的迷雾来评价国民党可悲可怜的抗战史

3、嗯，有分歧的话，咱们可以讨论，但是建议文明发言。这样整个楼也不会乱糟糟的。是吧？

我只知道的是...无论怎样他们至少为保卫他们的土地做过斗争...

是不是应该跟他们一些...起码的尊重呢？

即使他们在历史的擂台上是个弱者...

可以尊重他们，尤其是为国捐躯者，打得不可谓不壮烈。但这不是国粉们美化历史，无视中共的理由。作为国防军丢失大半个中国没有可以骄傲的，更不要提腐败的四大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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