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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1-7)全集》(当年明月)[PDF]

状态: 精华资源
摘要:
图书分类人文社科
发行时间2009年
语言简体中文
时间: 2009/09/19 16:54:08 发布 | 2009/09/21 19:08:48 更新
分类: 资料   电子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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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明朝那些事儿(1-7)全集
作者当年明月
图书分类人文社科
资源格式PDF
发行时间2009年
地区大陆
语言简体中文
简介

IPB Image

◎原  名 明朝那些事
◎出版时间 2009
◎国  家 中国
◎类  别 人文社科-历史
◎版  本 N/A
◎语  言 简体中文
◎文件格式 PDF
◎文件大小 8.90MB
◎页  码 1918页
◎作  者 当年明月

内容介绍:

《明朝那些事儿(1-7)终结(套装全7册)》明朝那些事儿(第1部):洪武大帝
《明朝那些事儿》从我们的第一位主人公写起,要写三百多年,希望我能写完!说起来,我也写了不少东西了,本来只是娱乐一下自己,没有想到发表后居然还有人捧场,且捧场的人以百万计,谢谢大家啦。《明朝那些事儿》这篇文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责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对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算是我的心血之作。
我写文章有个习惯,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写《明朝那些事儿》就是为民证明给别人看。从我们的第-位主人公写起,要写三百多年。希望我能写完!
《明朝那些事儿》第一部从朱元璋的出身开始写起,到永乐大帝夺位的靖难之役结束为止。叙述了明朝最艰苦卓绝的开国过程。朱元璋pk陈友谅,谁堪问鼎天下?战太平、太湖大决战。卧榻之侧埋恶虎,铲除张士诚。徐达、常遇春等不世名将乘胜逐北破北元。更有明朝最大的谜团——永乐夺位、建文失踪的靖难之役。高潮迭起,欲罢不能!


明朝那些事儿(第2部):万国来朝(新版)
《明朝那些事儿第2部:万国来朝》讲述的是三百年明朝那些事儿。从我们的第一位主人公写起,我慢慢写,您慢慢看。 说起来,我也写了不少东西了,本来只是娱乐一下自己,没有想到发表后居然还有人捧场,且捧场的人百万计,谢谢大家啦。《明朝那些事儿》这篇文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认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算是我的心血之作。
我写文章有个习惯,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写《明朝那些事儿》就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从我们的第一位主人公写起,要写三百多年,希望我能写完!
《明朝那些事儿》内容自永乐夺位的“靖难之役”后开始,先叙述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永乐大帝事迹——挥军北上五征蒙古,派郑和七下西洋,南下讨平安南等等,后来永乐于北伐蒙古归来途中病逝。明朝在经历了比较清明的“仁宣之治”后,开始进入动荡时期。大宦官王振把持朝政胡作非为,导致二十万精兵丧于一旦,幸亏著名忠臣于谦在“土木堡之变”中力挽狂澜,挽救了明帝国,但随即又在两位皇帝争夺皇位的“夺门之变”后被害身亡。
《明朝那些事儿》第二部,内容自永乐夺位的“靖难之役”后开始,先叙述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永乐大帝事迹——挥军北上五征蒙古,派郑和七下西洋,南下讨平安南等等,后来永乐于北伐蒙古归来途中病逝。明朝在经历了比较清明的“仁宣之治”后,开始进入动荡时期。大宦官王振把持朝政胡作非为,导致二十万精兵丧于一旦,幸亏著名忠臣于谦在“土木堡之变”中力挽狂澜,挽救了明帝国,但随即又在两位皇帝争夺皇位的“夺门之变”后被害身亡。
这一系列的事件和人物都精彩无比,可说高潮迭起,令人目不暇接、欲罢不能。


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妖孽宫廷(新版)
《明朝那些事儿》第三册接续上篇,从明英宗朱祁镇成功复辟的“夺门之变”后写起,叙述了忠奸不分的朱祁镇听信谗言,杀害曾救其于危难之际的大功臣于谦,而这也成为他继“土木堡之变”后在历史上留下的又一大污点。而在他病逝后,相继继位的两位皇帝宪宗和孝宗,一个懦弱不堪无所作为,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撂下的这副重担落在了明代三百年中最能闹的一个皇帝——朱厚照身上,宠八虎,建豹房,自封威武大将军,朝廷中充斥幕幕荒唐的闹剧,局势更是动荡不安,这时便引出了一位亘古罕有的文武奇才 ——王守仁,他清剿盗寇,平定叛王,勇斗奸宦,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近乎神话的不朽传奇—— 同时,本书中仍然不乏大量描写精彩的权谋之术、战争之术、诡诈之术,相信它会一如既往地深深吸引你的眼球。


明朝那些事儿(第4部):粉饰太平(新版)
《明朝那些事儿第肆部:粉饰太平》内容简介:三百年明朝那些事儿,从我们的第一位主人公写起,我慢慢写,您慢慢看。说起来,我也写了不少东西了,本来只是娱乐一下自己,没有想到发表后居然还有人捧场,且捧场的人百万计,谢谢大家啦。《明朝那些事儿》这篇文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认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算是我的心血之作。我写文章有个习惯,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写《明朝那些事儿》就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从我们的第一位主人公写起,要写三百多年,希望我能写完!《明朝那些事》上接第三部,从嘉靖即位、“议礼之争”开始。嘉靖皇帝借“议礼之争”清除了一批前朝旧臣,总揽大权。此后他的生活日渐腐化,一心想得道成仙,国家大事抛诸脑后,奸相严嵩因此得以长期把持大权。同时大明财政空虚,兵备废弛,东南沿海的倭寇和北方的蒙古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因此《明朝那些事》主要讲述了朝廷的权力之争和边疆的抗倭斗争。惊心动魄的故事,娓娓动听的讲述,必将使您欲罢不能。


明朝那些事儿(第5部):帝国飘摇(新版)
《明朝那些事儿》讲的是三百年明朝那些事儿。从我们的第一位主人公写起,要写三百多年,希望我能写完!说起来,我也写了不少东西了,本来只是娱乐一下自己,没有想到发表后居然还有人捧场,且捧场的人以百万计,谢谢大家啦。《明朝那些事儿》这篇文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责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对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算是我的心血之作。我写文章有个习惯,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写《明朝那些事儿》就是为民证明给别人看。从我们的第-位主人公写起,要写三百多年。希望我能写完!
《明朗那些事儿5》内容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内争。写严嵩倒台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个杰出的政治家各施手段,你方唱罢我登场。三人都是实干家,为中兴朝廷咂心沥血;同样又部是阴谋家,铲除异己心狠手辣。而这两点艾均以张居正为最:一条鞭法和考成法的改革挫施遗惠万民,泽及百代;顺我者昌,逆我者死,虽杀门生亦不眨眼。第二部分是外战,亦即援朝抗日战争。从庙算到外交,从战争到和平,帷幄运筹神鬼莫测、惊心动魄,战争场面波澜壮阔、杀声震天。更描绘了一系列栩栩如生、呼之欲川的英雄人物,如“不世出之英雄”李如松,临危受命、甘当大任的朝鲜名辑将李舜臣,释死不退、以身殉国的老将邓子龙等。书册内争部分写尽尔虞我诈,波谲云诡,读来毛骨悚然;外战部分极言金戈铁马,荡气同肠,让你如临其境。


明朝那些事儿6
《明朝那些事儿6》主要讲述了晚明由“三大案”引发的党争,魏忠贤兴起及袁崇焕之奋战。自张居正去世后,便无人敢管万历,为争国本、查妖书、打闷棍,他与大臣展开拉锯战,三十年不上朝。东林党却因此发展壮大,为把持朝政,与齐、楚、浙三党明争暗斗,借国本之争,扶持明光、熹宗二帝即位,成功掌握政权。魏忠贤以平民出身,利用熹宗昏庸,又傍上皇帝乳母客氏,与东林党展开对决。在外,援朝抗日战争后,明防御线转至辽东。没落贵族之后李成梁打蒙古、灭女真,成为一代枭雄,却养虎为患,努尔哈赤借机兴起,统一后金。为抗金、守城、夺失地,在帝师孙承宗的带领下,袁崇焕从一介文人成长为边疆大将,坚守孤城,最终击败努尔哈赤。 说起来,我也写了不少东西了,本来只是娱乐一下自己,没有想到发表后居然还有人捧场,且捧场的人以百万计,谢谢大家啦。《明朝那些事儿6》这篇文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年到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算是我的心血之作。
  我写文章有个习惯,由于早年读了太多学究书,所以很痛恨那些故作高深的文章,其实历史本身很精彩,所有的历史都可以写得很好看,我写《明朝那些事儿》就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从我们的第一位主人公写起,要写三百多年,希望我能写完!


《明朝那些事儿 7: 大结局》
《明朝那些事儿 7: 大结局》是对这样一段历史进行了分析梳理,引人思索:明朝最后一位皇帝,自来有许多传说。关于崇祯究竟是一个昏庸无能的皇帝,还是一个力图奋起的人,一直众说纷纭。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也是一个精彩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北方的后金势力崛起,经过努尔哈赤的经营,势力急剧壮大。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位。袁崇焕就在这一时期迈上了历史的舞台。本文作者告诉我们,袁崇焕这个民族英雄,在历史上不过是个二流角色。为什么这样评价?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历史是远远不够的,在这背后,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关于袁崇焕的死因,更是与我们之前知道的历史大不一样:一场与他无关的争权夺利,把他送上了死刑台。大明的动乱此时才不过刚刚开始,随后陕西等地爆发了各路义军。也许你知道闯王高迎祥、闯将李自成、八大王张献忠,但你知道“薛仁贵”、“曹操”和“刘备”也到明末来了么?这绝对不是穿越小说里的场景。而你又知道竟然有义军队伍叫“逼上路”、“鞋底光”、“一块云”,甚至“三只手”这样的名字吗?
《明朝那些事儿 7: 大结局》作者当年明月一如既往地用诙谐的笔调,告诉你历史的真相,以及纠缠在历史背后那些汹涌澎湃的暗流。
•千万明矾共迎完结篇
•三年来最难舍的告别
•以心写史的巅峰之作
•近三十年来最畅销史学读本


作者介绍:

当年明月:副研究员,明史学会会员,青年历史学者,畅销书作家,所著作品《明朝那些事儿》销量过五百万册,为三十年来最畅销之史学读本,多次获得“新浪图书风云榜”最佳图书、当当网“终身五星级最佳图书”、“卓越亚马逊畅销书大奖”等荣誉,位列全国十大畅销书之一,2007—2014年度系列畅销书第一名,该系列作品已被译为日、韩、英等多国文字出版发行,并担任国内多家电视台文史类节目主讲人。


媒体推荐:

让我们以更为轻松的状态走进历史吧。作者当年明月写轻松的历史,其实并不轻松;大家轻松地读历史,希望真的很轻松。
     ——毛佩琦(央视百家讲坛《细解明朝十七帝》主讲)

作为朱元璋的后人(家谱为证),能够看到你这样好的文章真是三生有幸。
     ——竹筏渡海(网友,有家谱证明是朱元璋×重孙)
  
文章以通俗的小说方式,用瑞士表匠的耐心,德国制造工人的严谨,法国酿酒师的情怀,美国戏剧演员的幽默(化身为魔语)讲述了600多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元末农民起义,并将继续讲述至明末的276年历史。此文做工严谨而不乏幽默,可做明史普及读物,也可用于茶余饭后消遣,皆是居家旅行、学习阅读、无事消遣之首选读物。
     ——接近真理的理(网友,归纳中心思想形成条件反射的学生)
  
《明朝那些事儿》中的政治争斗、权谋之术、战争之术满足了国人的胃口。我很怀疑这个作者是不是一个政府官员。《明朝那些事儿》一是好看,二是正好起到了普及历史的功能,并且普及的还是正史。所以喜欢读它的人群会特别宽泛。我预感今年它会大红大紫。
     ——周枝羽(文学博士)
  
我的读后感:1、成功者一定是经经历许多磨难的,只有这样,朱重八才是朱重八。2、为人之道,处世之道——做事不要太专心,开始做人时要低调。3、权术是很重要滴,不懂权术,就不是朱老大登位而是兄弟们当皇帝了。4、大脚女人可以旺夫。现在女生都不裹脚了,随便找谁做老婆都可以放心了!5、明朝那些好玩的事儿课堂上学不到。
     ——趵突泉良民(前学生,中关村太平洋柜台IT精英)
  
我有个宏大的愿望,希望大伙能坚持不懈地一起将《明朝那些事儿》直接顶入中学课堂,成为每个中学生必备的书!
     ——潜水潜到2008年(网友,热心中学教育者)

内容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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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明朝那些事儿(第1部):洪武大帝
第一章 童年
第二章 灾难
第三章 踏上征途
第四章 就从这里起步
第五章 储蓄资本
第六章 霸业的开始
第七章 可怕的对手
第八章 可怕的陈友谅
第九章 决战不可避免
第十章 等待最好的时机
第十一章 洪都的奇迹
第十二章 鄱阳湖!决死战!
第十三章 下一个目标,张士诚!
第十四章 复仇
第十五章 远征沙漠
第十六章 建国
第十七章 胡维庸案件
第十八章 扫除一切腐败者!
第十九章 空印案 郭桓案
第二十章 最后的名将——蓝玉
第二十一章 蓝玉的覆灭
第二十二章 制度后的秘密
第二十三章 终点,起点:最后的朋友们
第二十四章 建文帝:建文的忧虑
第二十五章 等待中的朱棣:朱棣的痛苦
第二十六章 准备行动
第二十七章 不得不反了!
第二十八章 你死我活的战争
第二十九章 朱棣的对手
第三十章 离胜利只差一步!
第三十一章 殉国、疑团、残暴、软弱

明朝那些事儿(第2部):万国来朝(新版)
第一章 帝王的烦恼
第二章 帝王的荣耀
第三章 帝王的抉择
第四章 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第五章 纵横天下
第六章 天子守国门!
第七章 逆命者必剪除之!
第八章 帝王的财产
第九章 生死相搏
第十章 最后的秘密
第十一章 朱高炽的勇气和疑团
第十二章 朱瞻基是个好同志
第十三章 祸根
第十四章 土木堡
第十五章 力挽狂澜
第十六章 决断!
第十七章 信念
第十八章 北京保卫战
第十九章 朱祁镇的奋斗
第二十章 回家
第二十一章 囚徒朱祁镇
第二十二章 夺门

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妖孽宫廷(新版)
第一章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
第二章 隐藏的敌人
第三章 公道
第四章 不伦之恋
第五章 武林大会
第六章 明君
第七章 斗争,还是陷忍?
第八章 传奇就此开始
第九章 悟道
第十章 机会终于到来
第十一章 必杀刘瑾
第十二章 皇帝的幸福生活
第十三章 无人知晓的胜利
第十四章 东山再起
第十五章 孤军
第十六章 奋战
第十七章 死亡的阴谋
第十八章 沉默的较量
第十九章 终结的归宿
第二十章 新的开始

明朝那些事儿(第4部):粉饰太平(新版)
第一章 皇帝很脆弱
第二章 大臣很强悍
第三章 解脱
第四章 龙争虎斗
第五章 锋芒
第六章 最阴险的敌人
第七章 徐阶的觉醒
第八章 天下,三人而已
第九章 致使的疏漏
第十章 隐藏的精英
第十一章 勇气
第十二章 东南的奇才
第十三章 天下第一幕僚
第十四章 强敌
第十五章 天才的谋略
第十六章 战争——最后的抉择
第十七章 名将的起点
第十八章 制胜之道
第十九章 侵略者的末日
第二十章 英雄的结局
第二十一章 曙光
第二十二章 胜利

明朝那些事儿(第5部):帝国飘摇(新版)
第一章 致命的正义/1
第二章 奇怪的人/20
第三章 天才的对弈/42
第四章 成熟/56
第五章 最终的乱战/76
第六章 商拱的成就/92
第七章 死斗门08
第八章 阴谋/119
第九章 张居正的缺陷/36
第十章 敌人/150
第十一章 千古,唯此一人/164
第十二章 谜团/182
第十三章 野心的起始/192
第十四章 明朝的愤怒/210
第十五章 兵不厌诈/233
第十六章 平壤血战/249
第十七章 不世出之名将/265
第十八章 二次摊牌/280
第十九章 胜算/302
第二十章 为了忘却的纪念/316

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
第一章 绝顶的官僚
第二章 和稀泥的艺术
第三章 游戏的开始
第四章 混战
第五章 东林崛起
第六章 谋杀
第七章 不起眼的敌人
第八章 萨尔浒
第九章 东林党的实力
第十章 小人物的奋斗
第十一章 强大,无比强大
第十二章 天才的敌手
第十三章 一个监狱看守
第十四章 毁灭之路
第十五章 道统
第十六章 杨涟
第十七章 殉道
第十八章 袁崇焕
第十九章 决心
第二十章 胜利 结局

《明朝那些事儿 7: 大结局》
第一章 皇太极 / 001
第二章 宁远,决战 / 012
第三章 疑惑 / 032
第四章 夜半歌声 / 044
第五章 算账 / 057
第六章 起复 / 067
第七章 杀人 / 084
第八章 坚持到底的人 / 100
第九章 阴谋 / 117
第十章 斗争技术 / 132
第十一章 投降? / 144
第十二章 纯属偶然 / 161
第十三章 第二个猛人 / 178
第十四章 突围 / 193
第十五章 一个文雅的人 / 211
第十六章 孙传庭 / 223
第十七章 奇迹 / 236
第十八章 天才的计划 / 252
第十九章 选择 / 268
第二十章 没有选择 / 287
第二十一章 结束了? / 302
后记 /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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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2009/09/21 10:27:14 补充
我也有全版不过是exe的和txt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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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
满清朝廷发布过大量屠杀文告,其中最著名的,是满清官方资料《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
  
   “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并宣称:
  
   “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爝火录卷四)
  
   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满清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
  
   满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
  
   在以上满清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尽行屠戮”、“杀无赦”、“全家斩”、“全村斩”的凶恶威胁。而下面列举的资料,则证明,满清的公开威胁,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

  满清(后金)入关前的大屠杀
  
   首先,满清入关前,其对辽东汉人的大屠杀,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以下列举诺干: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满语之谓汉人)”。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作为第三方的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满清入关后,对自己大屠杀最赤裸裸的供认,就是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揭贴
  
   “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满清档案: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0中,更是由于“城破尽屠”,只好请求释放剩下的5个“无凭究拟”的犯人。《朔州志》也承认:“城破,悉遭屠戮”。

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清军其本性残忍,一路奸淫烧杀:从“扬州十日”到“嘉定三屠”,南昌、广州、大同、金华。由南至北,兽行累累。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 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 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可怜奴隶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史称“庚寅之劫”。据清代官方史载,这场屠城,斩获“兵民百万”,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卷78之18)在广东地方文献《广州城坊志》中,转引了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亦曰:“……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七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黄佛颐:《广州城坊志》226页, 221页)“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 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 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 王鸣雷) 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遍地皆是。投河自溺者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门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浮于水面,高出数分。”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献出财宝,其人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据《扬州十日记》所载,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与其子多铎指挥军队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揚州也,士民皆迁湖瀦以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輒令开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遺骸,而天暑众屍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贱奴来!贱奴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清寇在大屠杀后,往往故意留一些僧侣不杀,让这些幸存者来清理屠场,《扬州十日记》:“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嘉定乙酉纪事》:“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于被焚处,拆取屋木,聚尸焚之。”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紀》:“滿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隱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 。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在营而死者亦十余万。先至之兵已各私载掳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方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全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南明永历二年(1646)清兵攻陷福州,“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肝脑涂地,粉身碎骨,惨不忍睹,遇难者六十余万”...延平郡王郑成功的母亲也遭残酷轮奸,羞愤自尽...
苏州守将投降的早些,仅被屠半城,约三十多万...
松江(上海)二十八万人被清兵杀得一个不剩,“死骵密布,僵尸如麻,阴森恐怖 ,冤魂哭泣,白日见鬼,腥风血雨,悲惨世界”!


《番禺县志》记述:番禺典吏丁有仪夫妻先后被杀,“越日(第二天),所弃儿匍匐尸旁,犹吮其(母亲之)乳,过者无不泪下。”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 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顺治二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 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四川,清军于1647年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天府之国的成都仅幸存二十户,士民被杀者四十余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无数间...“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好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蜀乱》 把四川一千多万人杀光了以后,就把罪恶全部推给也杀了一点人的农民军首领张献忠,还编造出混世魔王张献忠杀人6个亿的历史第一大谎言!

"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在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
     
   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亡,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皇帝,“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满清迁界禁海暴行:
  
   康熙三年(1664)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南明郑氏始末》)
  
   “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台湾外志》)
  
   福宁州, “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俺、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碑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乾隆二十七年福宁府志卷四十三)
  
   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顿时斩首”“每出界巡哨只代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记” (《清初莆变小乘》
  
   (广东香山县)“初,(广东香山县)黄凉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左翼班际盛诱之曰点阅,抱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埠,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道光七年《香山县志》卷八)

  对于屠杀规模的估计
 
  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5,165.5459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明熹宗实录卷4)。
  
   以上人口数字,当然是不完整。因为人口被大量隐瞒。通常认为,明代人口,实际上仅是官方所掌握的赋税人口。
  
   很多人口学者(包括海外学者)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大约在1亿到2亿(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尤其是人口学权威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强调:“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应有1.97亿人。万历二十八年以后,总人口还可能有缓慢的增长,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亿了。”
  
   而有些乐观的西方学者,则估计在1600年左右,明代人口为2.3亿人,甚至还有峰值2.9亿的估计,但明显偏高了。综合来说,认定明末人口在2亿左右,已经成了人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与明代人口相比,在官方统计上,满清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1,063.3326人(比明光宗泰昌元年减少了4000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清实录世祖卷61)。
  
   而在满清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

  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绝对是一个大大超过2亿的惊人的天文数字!

满清入关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经济、文化上的进步。相反摧毁了明朝的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先进文化,科技发展,经济积累,使中国落后西方三百年。

历史已经过去了三百年,民族之间也不会继续留存仇恨。但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隐瞒历史,则意味着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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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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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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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釜山登陆
日期: 1592年 - 1598年
地点: 朝鲜半岛
结果: 大明和朝鲜联军胜利,日本撤退
起因: {{{casus}}}
领土变更: {{{territory}}}

参战方
大明
朝鲜 日本
指挥官
中国:
李如松
李如柏
麻贵
刘铤
陈璘
邓子龙 †
朝鲜:
朝鲜宣祖
光海君
李舜臣 †
权栗 丰臣秀吉
宇喜多秀家
小早川隆景
加藤清正
小西行长
黑田长政
福岛正则
毛利辉元
九鬼嘉隆
兵力
中国:
第1次(1592–1593)
约50,000
第2次(1597–1598)
约80,000
朝鲜:
34,000(战争开始时)
最后:22,600(包括民兵等) 第1次(1592–1593)
约160,000
第2次(1597–1598)
约140,000
伤亡
大明:约30,000
朝鲜:约300,000 约140,000
显示▼隐藏▲日本战国时代丰臣氏主要战役
山崎之战 - 贱岳之战 - 小牧长久手之战 - 纪州征伐 - 四国征伐 - 越中征伐 - 九州征伐 - 小田原征伐 - 文禄•庆长之役 - 大坂之役
日文名称
日文汉字 文禄・慶長の役/ 朝鮮征伐
平假名 ぶんろく・けいちょうのえき/ ちょうせんせいばつ
罗马字 Bunroku no Eki/ Keichō no Eki/ Chōsen Seibatsu

韩文名称
谚文 임진왜란/ 정유재란
韩文汉字 壬辰倭亂/ 丁酉再亂
文化观光部2000年式 Imjin waeran / Jeong(-)yu jaeran

万历朝鲜战争,又称朝鲜壬辰卫国战争;日本称之为文禄之役,第二次称之为庆长之役,或合称为文禄・庆长之役,朝鲜征伐;南、北韩称之为壬辰倭乱,第二次称之为丁酉再乱;中国称为朝鲜之役,与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合称为万历三大征。这场战争由日本前关白丰臣秀吉在1592年(壬辰年,中国万历年间,日本文禄年间)派兵侵略朝鲜引起。因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故向中国求援,明神宗应请求派遣大军救援,明军和朝鲜陆军及水师多次并肩作战,加之配合上李舜臣设计的龟甲船,明朝联军最终获胜,朝鲜转危为安;日军主力被迫撤退,日本企图侵占朝鲜并以之为跳板进攻中国的企图破灭,丰臣秀吉也在希望破灭后不久死去。他死后不久,日本军队被迫全部从朝鲜撤退。

目录 [隐藏]
1 第一次入侵
1.1 图谋中国
1.2 侵朝准备
1.3 日本出兵
1.4 各地义军蜂起
1.5 求助明朝与明朝的先期举措
1.5.1 怀疑同谋
1.5.2 军粮问题
1.5.3 第一波战败
1.5.4 第二波增援
1.6 明军的增援
1.6.1 猜测兵力
1.6.2 女真的提议
1.6.3 五万大军
1.7 平壤大捷
1.8 碧蹄馆大战
1.9 碧蹄馆战役后之种种争议
1.10 朝鲜军奋战
1.11 朝鲜水军的奋战
1.12 明、日议和
2 第二次入侵
2.1 战事再起
2.2 八万大军再援朝鲜
2.3 先败后胜
2.4 鸣梁海战
2.5 日军蔚山防卫获胜
2.5.1 谎报获胜
2.6 形势逆转
2.7 露梁海战
2.8 结束
3 影响
3.1 明朝
3.2 朝鲜
3.3 日本
4 参看条目
5 参考资料
5.1 中文资料
5.2 非中文资料



[编辑] 第一次入侵

[编辑] 图谋中国
日本太合(前关白)丰臣秀吉在1588年基本统一日本后,为了平息国内武士对土地分封不均的不满,在1591年5月决定对外发兵,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并完成其最终统一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称霸东亚的图谋。他在万历19年(1591年)6月,派出使者宗义智通告朝鲜国王宣祖李昖,表示他有意于次年(1592年) 春天假道朝鲜进攻明国,并请多多包涵与协助,秀吉致书朝鲜国王云:“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而直入于明使四百州溶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 但朝鲜因久事明朝而拒绝。当时朝鲜八道武备废弛,李昖重文轻武,以致“人不知兵二百馀年”,全国300多郡县大多数没有设防,使得丰臣秀吉欲先吞并朝鲜,再吞并中国。


[编辑] 侵朝准备
为了侵略朝鲜,丰臣秀吉早在1591年(明神宗万历19年、日本后阳成天皇天正19年、朝鲜王朝宣祖24年)开始进行侵略准备,正月时就已经对各大名下达水军部队兵员的征召动员令:

东起常陆,经南海至四国、九州,北起秋田、坂田至中国,临海各国诸大名领地,每十万石准备大船两艘。
各海港每百户出水手十人,乘各国诸大名所建之大船;若有多余,则集中至大阪。
秀吉本军所用船只,各国大名每十万石建大船三艘、中船五艘。所需建造费用,由秀吉拨给;各国大名将所需建造费用,以预算表呈报,先拨给一半,迨船建造完毕后,再行付清。
水手每人给予两人俸米,其妻子食粮另外给付。
军阵中所雇用之下人妻子,亦一律给予食粮。
以上所述及之各船舶、水手,皆须于天正20年(1592年)春季时,集中至摄津、播磨、和泉三国各港口。
到了同年3月时,亦决定了陆军部队兵员的征召动员令。各国诸大名每万石应征召人数各地不同:

四国、九州600人。
中国、纪州500人。
畿内五国400人。
骏河、远江、三河、伊豆四国300人,由此以东,200人。
尾张、美浓、伊势、近江四国350人。
若狭、越前、加贺、能登四国300人。
越后、出羽200人

[编辑] 日本出兵
1592年(明神宗万历20年、日本后阳成天皇天正20年《同时于同一年改年号为【文禄】》、朝鲜王朝宣祖25年)3月,丰臣秀吉共调动了军队30万6250人,以15万8700人之陆军部队区分为九个军团渡海至朝鲜作战,以宇喜多秀家为总指挥官,其余军团编制如下表所示:

军团 总兵数 将领 官职 所部兵员 城领
第一军团 18700人 1小西行长 摄津守 7000人 肥后宇土
宗义智 羽柴对马侍从 5000人 对马府中
松浦镇信 肥前守 3000人 肥前平户
有马晴信 修理大夫 2000人 肥前有马
大村喜前 丹后守 1000人 肥前大村
五岛纯玄 大和守 700人 肥前福江
第二军团 22800人 加藤清正 主计头 10000人 肥后熊本
锅岛直茂 加贺守 12000人 肥前佐贺
相良长每 左卫门佐 800人 肥后人吉
第三军团 11000人 黑田长政 甲斐守 5000人 丰前中津
大友义统 羽柴丰后侍从 6000人 丰后府内
第四军团 14000人 毛利秀成 壹岐守 2000人 丰前小仓
岛津义弘 羽柴萨摩侍从 10000人 大隅栗野
高桥元种 2000人 日向宫崎
秋月种长 长门守 日向财部
伊东祐兵 民部大辅 日向饫肥
岛津忠丰
第五军团 25000人 福岛正则 左卫门大夫 4800人 伊予今治
户田胜隆 民部少辅 3900人 伊予大洲
长曾我部元亲 羽柴土佐侍从 3000人 土佐高知
蜂须贺家政 阿波守 7200人 阿波德岛
生驹亲正 雅乐头 5500人 赞岐高松
来岛通之 700人 伊予来岛
来岛通总 出云守
第六军团 15700人 小早川隆景 羽柴筑前侍从 10000人 筑前名岛
小早川秀包 羽柴久留目侍从 1500人 筑后久留米
立花宗茂 羽柴柳川侍从 2500人 筑后柳川
高桥统增 主膳正 800人 筑后三池
筑紫广门 上野介 900人
第七军团 30000人 毛利辉元 权中纳言 (同右) 安艺广岛
2第八军团 10000人 宇喜多秀家 参议兼左近卫权中将 (同右) 备前冈山
3第九军团 11500人 丰臣秀胜 岐阜宰相 8000人 美浓岐阜
细川忠兴 左少将 3500人 丹后宫津

注1:各军团长官皆列名为各军团排序第一位。 注2:第八军团当时驻扎于对马。 注3:第九军团当时驻扎于壹岐。

再加上九鬼嘉隆率九千二百人水军部队和七百艘舰船作运输士兵和海战之用。(如下表所示:)

将领 官职 所部兵员
九鬼嘉隆 大隅守 1500人
藤堂高虎 佐渡守 2000人
胁坂安治 中务少辅 1500人
加藤嘉明 左马介 750人
来岛康亲 700人
菅野正影 250人


另外为了补充兵源,命德川家康、前田利家、上杉景胜、蒲生氏乡、伊达政宗将他们的旗下的军队集结在名护屋作为预备队,共10万5千人。一时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在战略上,采用德川家康的提案,确定了“陆海并进”、“以强凌弱”、“速战速决”的战法;以水军保证陆军的战略物资供应,陆军分三路齐头并进,一举占领朝鲜。在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后,丰臣秀吉借口朝鲜拒绝攻明,于4月正式开始了攻略朝鲜的战争。四月 12日其第一军团一万八千七百人先渡海至对马岛待命。四月13日九军出发之命到达,4月14日侵朝的日军首先于釜山登陆,19日后的5月2日攻陷朝鲜王京汉城,6月15日攻陷平壤。


[编辑] 各地义军蜂起
面对日军的大举侵略,朝鲜各地的有力乡士自立组织义军,当中如庆尚道的星州的郭再祐,于4月21日组织义兵,屡次令安国寺惠琼败战使其无法顺利进入全罗道,甚至在10月10日的第一次晋州城之战中击退细川忠兴和长谷川秀一的大军,获得“天降红衣将军”的美名,还有郑仁弘、孙仁甲、金沔等也令毛利辉元无法顺利统治庆尚道。 全罗道光州的金千镒、全州高敬命也于6月1日组织义兵,忠清道公州出身的赵宪、僧人灵圭则于7月3日整顿兵力,联合抵抗小早川隆景、立花宗茂等日军第六军团,其中经历清洲城之战、梁丹山之战、两次锦山之战。 另外还有京畿道海州的李延馣对抗黑田长政,以上皆令部分日军吃足苦头,一时妨碍了日军的侵略。


[编辑] 求助明朝与明朝的先期举措
5月8日朝鲜国王李昖仓皇出奔平壤,但在5月27日日军第一、第二、第三军团追击而至,突破临津守备攻陷开城,于是宣祖李昖不得不在6月11日离开平壤,再继续流亡至中朝边境的义州,并遣使向宗主国明朝求援。当时朝鲜全国八道已失,仅剩平安道以北,靠近辽东半岛之地义州一带尚未为日军所陷,宣祖李昖知道若没有明朝的帮助,根本没有可能光复朝鲜,因此便派几批使臣去明朝求救。朝鲜的使臣们用尽方法,除了向万历皇帝递交正式的国书外,分别去游说明朝的阁臣、尚书、侍郎、御史、宦官,甚至表示愿意内附于明朝,力图促使明朝尽快出兵援朝。而明朝朝廷亦认为“倭寇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因此,不久后便答应宣祖李昖渡过鸭禄江,居住在大明领土辽东半岛的宽奠堡,等于正式受到明廷的保护,同时出兵援助朝鲜。


[编辑] 怀疑同谋
对于明朝而言,朝鲜的告急几乎是不可思议之事,根据《宣祖实录》,明朝曾经遣使来问说,贵国向为东国之强者,为什么突然失陷于倭贼?……同时也有使节表示,贵国既然求援怎么不曾提及几月几日那道沦陷、发生什么战役、损失多少兵马、将领有谁战死、臣子有谁死节等等……让朝鲜国王与诸臣一时惊惧,担心明朝怀疑朝鲜与日本同谋,想要假借向明朝求援引诱明军进入朝鲜来歼灭之。当时也有福建海商,以到朝鲜经商时听闻的消息,回报朝廷说,朝鲜与日本同谋。国王在得知此消息后,为了让明朝释疑,除了反复派出使臣外,也将日本威胁朝鲜的书信转呈给明朝,以表示朝鲜之无二心。与此同时兵部尚书石星也秘密派遣曾经出访过朝鲜,看过朝鲜国王者,来辨别朝鲜国王的真假,辽东也遣画师前来,秘密画下国王的相貌以资辨别。

在明朝中央反复蒐集情资与讨论之际,辽东已经在6月己亥日先派遣出宽奠堡副总兵都指挥佟养正率领8名飞骑传信传信先渡江到朝鲜义州附近准备,分为5拨,每拨须奔驰百里,遇到紧急军情,迅速传递。恰巧倭将屯住在江沙,发数百名骑兵举行操演,朝鲜大臣特地请明将前往侦查,明将有说:“若只如此,天兵一来,可以剿灭。”


[编辑] 军粮问题
6月癸卯,随着明军的即将到来,明朝与朝鲜反复磋商的事宜开始集中在基本的事务上,首要需要解决的就是军粮问题,因为朝鲜无饷,所以明朝朝廷已经决定由中央直接拨饷给明军,同时也先赏赐朝鲜国王2万两银两。只是粮食转运不便,所以在明军的立场是希望朝鲜能够提供。宣祖实录里在此段时间充满了国王与大臣之间关于军粮的讨论,本来预估在平壤有4万余石,在安州有20余石,可以供5000人15日食用,不过其后平壤沦陷,粮食尽丧倭军之手。后说嘉山有5~6百石的粮食,可以供2000士兵使用,却有说安州连1石粮食都没有。由这些纪载里面可以看出朝鲜政府对于地方的掌控已经完全失控。地方官员很多因为避难都逃亡无踪,中央也不知道地方的详情。


[编辑] 第一波战败

当时的日军鸟铳(火绳枪)在城内埋伏歼灭明朝骑兵最终在6月15日参将戴朝弁与游击史儒开始率军渡江,根据《宣祖实录》纪载一共是有1029名士兵、马1093匹。在之前因为朝鲜使臣已经回报说明军分为两梯,首梯由初7日由史儒率领发兵,次梯则是初10日由王守官领兵发兵。第一梯一渡江后朝鲜政府随即一再催促出兵南下,并且还为了军队的指挥权,明军将领与朝鲜大臣起了小小的口角,不过明军将领相当坚持要等全军到齐才出兵,可以看出明军将领的确是老于战阵,朝鲜的大臣则是因为缺少军事经验与一再的失利而丧失了判断力。在丁末日原任参将郭梦征与游击王守官率领500军马渡江回辽东,隔日17日,两人又再度率军渡河回朝鲜,共率领506名士兵与马匹779匹,副总兵祖承训也同时率军到来,有军队1319名马匹1529匹。相加之后就可以得知,辽东第一次发兵时共出兵2348人、马匹2622匹,指挥官为副总兵祖承训,后勤调度则是由驻防在九连城的辽东总兵杨绍勋总理其事。

6月间朝鲜使节李德馨屡次上书明朝辽东巡抚郝杰,并在巡抚帐下日夜痛哭不走,辽东巡抚受其感动,遣副总兵祖承训率骑兵5000人渡鸭绿江救援朝鲜,与日军战于平壤城。但因天雨马蹄纷纷溃烂,加上祖承训不知善用骑兵之利,反而领兵轻率进入平壤城内,城内多狭巷,骑兵不但无法冲锋,更成为日军鸟铳伏击的对象,导致军溃将亡,承训仅以身免,朝廷震动。

7月17日黎明,祖副总兵以游击史儒、王守官等为先锋统军进迫平壤炮城,史儒身先士卒,率领千总马世龙、张国忠两官先入城,手斩敌首到10级之多,不幸遭到鸟铳命中而亡。军队溃散,祖副总兵一日之内败退过大定江,朝鲜疾派兵曹参知沈喜寿往九连城,希望杨绍勋总兵能命令祖承训副总兵暂时留守在朝鲜境内,无奈祖副总兵撤退过速,已经渡过鸭绿江。

战役评析:依据祖承训副总兵在其后上呈给杨绍勋总兵的报告里面,提及了数个问题。

1.粮草不继,朝鲜无法提供足够的粮草够军队食用。

2.军情不实,朝鲜情报指出平壤只有1000多名倭军,实际交战后估计倭军有上万人。

3.指挥权不专,朝鲜群臣一直希望天兵能由朝鲜将领指挥,并且压迫明军在天时不利的情况下出兵。

4.明军对朝鲜军缺乏信赖,祖承训副总兵指出同时去平壤的也有500名的朝鲜军,结果临交战时,400名朝鲜军先溃逃,剩下的100名则是与对方有所交谈。同时,明军多有遭弓箭射伤与射死,根据朝鲜的情报,倭军只有铁炮与长剑,所以怀疑射箭的是朝鲜人。

经过朝鲜使臣的反复申辩,杨绍勋总兵后来是接受了朝鲜的解释,也就是军情是由朝鲜的节度使提供的,可能侦查有误,关于射箭一事可能是因为朝鲜兵器落入倭军手中,或者是因为有朝鲜人遭到俘虏,才受到倭军指使。抛开双方的争议,观察此次战役可以发现明军作战是很有程序,显示出明军应该是老于战阵的部队。

其一:明军重视侦查作为,在军队进入前,就已经几番派将领或是使臣到朝鲜境内侦查;

其二:明军重视补给,所以没有足够的粮饷绝对不出兵,而祖副总兵的渡江也是因为朝鲜一再保证军粮绝对足够的情况下,才渡江;

其三:是明军重视通信,派出快马传递,可以即时传递紧急军情。

此三点正是朝鲜军所缺乏的,很难想像都已经是快要亡国的君臣,竟然完全不知道敌军的总数有多少,国土遭到占领的范围有多少,国家的战备物资剩下多少。当这些疑点无法厘清的时候,朝鲜的君臣只是一直催促明朝发兵,而明朝就野战战略的层次也不得不慎重其事,所以虽然有很多后见之明说明军动员过慢,不过以《宣祖实录》的记载来看,有万全准备比没有准备还是要好的。


[编辑] 第二波增援
而自从平壤兵败后,辽东军就等同是正是移交了此战争的主导权到中央的兵部手里,在其后朝鲜使臣虽然数度拜见杨绍勋,或是其他游击、参将等等,请求再派兵进入朝鲜以壮士气,甚至说出派几百人声援都可以。不过,明朝已经另有战略规划,兹摘录《宣祖实录》里的几段话:“……此贼非南方炮手不可制,欲调炮手及各样器械先到于此矣,待南兵一时前进……”,“……今则霖雨频数,道路泥泞…秋凉后方可发大军前进剿灭…偌大军留义州及你国…则你国粮料不敷,你国今且省了粮料,留备大军之用…发兵救援已有明旨,我天朝无有内外之别,宁有终始之异乎…”。

可见后来明朝大军发出,此时辽东已知,绝非朝鲜以为的数千兵马,而且也已经规划要以中国内地后勤补给来支援做战,并期望能以优势兵力尽速击倒倭军。至於后来为何成为梯次增兵,还是不脱补给不继与情报缺乏两项。


[编辑] 明军的增援
明军自7月起多次派遣游击沈惟敬到朝鲜,甚至远赴平壤与倭军交谈,其目的在于拖延时日以待大军集结。

同时先派出先锋不过因为考量到朝鲜的军粮缺乏,所以暂时驻兵在辽东境内,根据《宣祖实录》纪载,所派先锋人数为6000人,其中有副总兵祖承训的蓟州镇兵2400人,案例番上本来要派往建州卫的南军炮手600人,游击张奇功麾下3000人。至於总兵力则是号称10万人,实际派发在7万人。9月己未,敕使薛潘渡江到朝鲜晋见国王做最后的协调,“…曰:天兵十许万方到,且千里馈运,事所未易,预以银来此换米,何如?…”,这段是说千里运粮不是很简单,天朝想要带银两来此,然后现地买军粮,可以吗?国王是这样回答的:“…小邦土地偏小,人民贫瘠,且国俗不识货银之利,虽有银两,不得换米为军粮矣…”,一段话就等于告诉明朝大军必须要自带粮食,朝鲜的农业基本上是已经破产了。在同月的辛酉日也有如下纪载,辽东巡按命令林世禄询问朝鲜司谏院司谏李幼澄,“…你国粮料可支几月?答曰:可支万兵一月。又问:一月之外做何计较?答曰:若除平壤之贼,则忠清、全罗亦可取用…”,由此可知为了支应大军,平壤是首要战略目标。


[编辑] 猜测兵力
关于日本军人数与明朝出兵数目的讨论。9月甲子,宣祖召见尹根寿与韩应寅讨论,沈惟敬只看到平壤的敌军人少,咸镜道的敌军更数倍于平壤,尹根寿转述说沈游击表示平壤光是看到的敌军就有1000人,其他分驻的人应当更多,尹根寿说我告诉沈惟敬说侦探回报平壤军队只有900人,沈惟敬则说,此侦探所言不实应该斩首,预估需要7万人才可以攻陷平壤…。事后以此观之,7万人的确是首次出兵的估计人数。至於朝鲜全境的日本军数目讨论,可以见实录再10月庚寅,宣祖召见多位备边司官员讨论,其中有问说“…贼数几何?尹斗寿曰:“…贼自言32万云矣…”,这时尹根寿接着说,贼自己这样说,如果有8万人就可以迅速攻陷朝鲜,因为只有5万人,所以无法迅速战胜。李恒福听了,马上回答,“我军几乎杀死倭军几乎有1万人矣,如果倭军还只有4万人,为何到处都有倭军呢?…”所以,虽然已经经过4个多月,朝鲜还是无法确定日本军到底是登陆了多少人,这也为后来的明军所需要派出的兵力估算增加了不少的困扰。


[编辑] 女真的提议
建州卫的女真人对朝鲜提出援助,9月辛未,建州卫的女真人努尔哈赤在向明朝朝贡马匹的贸易后,听说日本军入侵朝鲜之事,派使臣马三非来朝鲜说:称建州卫部下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人,皆精勇惯战,听说倭军入侵朝鲜,因为跟朝鲜唇齿相依,愿意出兵援助朝鲜。经过朝鲜国王宣祖与大臣讨论后,礼貌性的拒绝了。


[编辑] 五万大军
明军的军略。在10月庚辰,朝鲜礼曹判书尹根寿等见明朝葛总兵,葛总兵私底下告诉他们说:“这次动员有关内蓟州、宣府、大同等处兵及南兵1万人共7万人,广宁、辽东等地兵6万人共13万人,……圣旨以为直杀到王京,如果让倭军今年逃走,则明年必当再次入侵,当使倭军片甲不还。”

这就是明军一开始的用兵规划,希望能集结大军一次歼灭入侵的日本军,只是事后才发现计划与实际有所出入就是了。朝鲜臣又问粮饷,葛总兵说:“鸭江以西车运,以东马运,并不需要使用贵国的钱粮。使臣又问说,那么沈游击的和谈之说,如何?如果真的和谈,小邦的痛就没有办法申张了。葛总兵回答:我不知道朝廷的意思,不过杨总兵说大兵到了平壤,如果倭军束手哀求请降,那我们也只能没有话说的接受。如果顽强抵抗,就将倭军一次杀光,哪里有不让你们满足心愿的道理!葛总兵的话就是倭军不投降的话,一定会让朝鲜人复仇的意思。”

明军首波渡江入援人数的朝鲜官方纪载,10月壬子,朝鲜的备边司启曰:“天兵共计4万8005人,将领中军千把总还没有算在里面,一日粮每一名是1升5合,马匹2万6700匹,将领等官之马不在数内,每一匹日给料豆3升。以此计算,则4万8585人的粮食一天是720石,2个月则需要米4万3730石;马一日用豆801石,2个月需要豆4万860余石。……目前估计自义州至平壤,留谷之数大约有5万1488石,豆3万3127石……,抽西补东军粮可以支应50余日,马豆则似乎不足……。”


[编辑] 平壤大捷
主条目:平壤大捷
同年8月,明朝以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军务,并诏天下督抚举将材。于10月16日,明朝命李如松总理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并充任防海御倭总兵官,其弟李如柏、李如梅为副总兵官,一同开赴朝鲜。明朝从全国范围调集了4万精锐。这支军队的主要构成如下:辽东精骑1万;宣府、大同各选精骑8千;蓟镇、保定各选精锐步兵5千;江浙步兵3千。四川副总兵刘铤率川军5千,做为后续部队向朝鲜进发。在1592年12月25日, 总兵官李如松从宁夏胜利归辽后,尚不及休息即率军43000余人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元月5日进抵平壤城下,元月8日与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18000人战于平壤,日军枪箭齐射,铳弹交集,炮矢如雨,明军火器并发,烟焰蔽空...平壤城易守难攻。东有大同、长庆二门,南有芦门、含毯二门,西有普通、七星二门,北有密台门,有牡丹峰高耸,地形险要。李如松的部署如下:蓟镇游击吴惟忠率领步兵当先,辽东副总兵查大受率领骑兵居后,攻击北部要塞牡丹峰;中军杨元、右军张世爵领兵进攻城西七星门;左军李如柏(李成梁次子)、参将李芳春领兵进攻城西普通门;祖承训率领明军乔装为朝鲜军麻痹日军,力攻城南芦门;主帅李如松督阵。明军主力将进攻平壤的南、西、北三个方向,东面给日军留出退军路线。祖承训率领的明军率先突破城南的芦门,接着含谈门、普通门、七星门、牡丹峰也相继被明军攻占,日军黑田长政曾派黑田二十四将之一的久野重胜(久野四兵卫)前往侦查,也被明军毒刀砍伤于翌日毒发身亡。小西行长一看大势已去,率领残兵退守城北一隅风月楼。入夜,日军自东南方向突破,渡过大同江向汉城退却。沿途早有李如松部署的李宁和查大受伏兵等候,一阵掩杀,击毙数百日军。当时明军配有佛朗机炮、虎蹲炮,灭虏炮...等等火炮数百门,日军火绳枪虽然略优于明军火统,但日军却没有明军威力强大的火炮。朝鲜纪录如此形容,“在距城5里许,诸炮一时齐发,声如天动,俄而花光烛天”,...“倭铳之声虽 四面俱发,而声声各闻,天兵之炮如天崩地裂,犯之无不焦烂……”。李如松卒收复平壤、开城,并且进攻汉城。


[编辑] 碧蹄馆大战

华城堡垒遗址主条目:碧蹄馆大战
李如松在平壤大捷后,欲乘胜追击日军,先遣副总兵查大受与朝鲜将领高彦伯领骑兵数百侦查开城至汉城之间的道路,正月25日侦查先锋在碧蹄馆(位于今首尔西北部的京畿道高阳市德阳区的碧蹄洞)南方的砺石岭遇到日军前野长康、加藤光泰的侦察队数百名,一时之间,双方前锋交战互有伤亡,日方败退损失60名骑兵,查大受则退往碧蹄馆。

26日李如松得报后,以为日军如当地土民所说弃王京撤退,遂率领本部兵马骑兵2000余人从开城疾驰引援。孰料日军立花宗茂领3200名骑兵正在砺石岭,从清晨7时顷开始以部将十时连久、池边永晟的奋战战死,历经5小时击退了查大受的军势,如松得知先锋已经交战迅速展开为鹤翼之阵,于砺石岭北方的望客砚迎来查大受军势后于碧蹄馆重整军阵,此时近中午时分,突然20000名日军先锋军如小早川隆景、毛利元康、小早川秀包、吉川广家等出现占领望客砚,后面还有日军本队20000人如宇喜多秀家、黑田长政进军,措手不及两军已犬牙交错,无法退兵。由于碧蹄馆地形狭隘,又多泥泞水田,不利骑兵行动,于是李如松且战且退,往北方高阳市的出口惠阴岭,急忙传令中军主力急速进兵,虽然刚开战明军先锋击退小早川隆景的左翼先锋粟屋景雄3000人,但隆景右翼先锋井上景贞3000人又反包夹明军先锋,但是战况仍是明军优势,一方日将立花宗茂领3000人从日军左方移动至明军右侧山上,见机突击明军右翼,立花军中其中一位金甲倭将(小野成幸)与李如松单挑时,被李如梅射杀,而明军左翼也遭到毛利元康、小早川秀包、筑紫广门的突击,正面则是小早川隆景压制,明军顿时如同被包围的态势,此时李如柏、李宁、查大受、张世爵、方时辉、王问等明将皆各自持刀奋迅作战,其中李有升为护卫如松而遭到隆景部将井上景贞刺杀,日军的立花军中也有安东常久、小串成重两位部将战死,小早川秀包麾下更有八名部将身亡,不久小早川隆景投入吉川广家、宇喜多秀家、黑田长政的军势欲加包围,然而明军终于等到左协大将副总兵杨元率援军到来,杨元奋勇冲破日军包围领军抢占如松右方阵地,并和李宁的炮营发炮轰击日军援护明军撤退,日军小早川隆景惊讶明军援军的到来方始退军。

另外根据《明史》、《征东实记》、《万历三大征考》等史书记载,李如松率轻骑解救出查大受军后,继续鼓勇急进,又从碧蹄馆向王京方向逼进了三十里,和王京数万日军对峙了三天,最后方从容撤退。

两军从午后交战6个小时至黄昏,据中国史记载明军伤亡2500人,日军死亡则超过8000人,另据朝鲜史载两军各死伤5、600人,部分日史记载明军参战人数为20000人,倭军斩首明军6000人。满清编写者则说“诸营上军籍,死亡殆二万”云云,占了当时明军入援朝鲜参战兵力的一半。都远远高于朝鲜史的记载,根据朝鲜宣祖实录所记,明军投入战役人数当不超过5000人,当日军望见明军步兵抵达后随即撤退,可见明军投入战场兵力并不多。而“朝鲜《宣祖实录》记载,此役之后,明军大势依然,二万之死亡云云当系虚说”应该可以确信。

战后日军并未追击,反而退返王京,显示日军并未完全控制战场,此役应该是胜负各半。但是李如松经此役后,因亲兵死伤甚重,加上明军北兵与南兵之争日烈,李如松以后就无意进取,先退开城,后又退往平壤。但终达到逼退日军从平壤南下于战略上的成功,而碧蹄馆之战则算是日军在战术上的成功,属皮洛斯式胜利。


[编辑] 碧蹄馆战役后之种种争议
1.南兵北兵之争:因为平壤之役南兵先登城墙,可是北兵多斩首级,而李如松上报朝廷的时候多表北兵之功,而少论南兵先登之功,造成南兵将领与北兵将领之间的隔阂。朝廷也因为有北兵是斩朝鲜人的首级来报功的传言,特别派出钦差大臣来朝鲜查证。在碧蹄馆战役后,南兵就传出北兵在碧蹄馆阵亡的传闻,并且抢先向经略回报;同时南兵因为提督下令他们留守平壤,在碧蹄馆一战后,将领对于北兵将领多有嘲讽之语,认为北兵作战不利,如果单用南兵早就收复王京。

2.明、朝之争:两国争议不外乎是在粮饷与兵力,朝鲜复国心切,一再催促明军进兵,明军将领多半言明粮食欠缺,天候不佳,进兵有所疑虑。同时明军因为将南兵留在平壤,在前线的反而多是北兵,北兵以骑兵为多,根据当时将领所言,明军损失战马多达12000匹,造成骑兵战力的严重折损。此外明军也碰到逃兵问题,尤其以辽兵最为严重,而南兵因为家乡遥远,反而不会脱逃,为了填补空缺,明将多向朝鲜要求勾军来填补缺额。此外,明将也多次反映朝鲜提供的敌情不明,无法知道要用多少兵力才可以消灭入侵的日军。对于宋经略则是完全不相信朝鲜的官员,认为他们很容易泄漏军机,往往军情只要移咨朝鲜官员,他们一下朝后就会转告亲友,当时朝鲜的风俗也不以泄漏朝政为可议,反而认为如果不说就是瞧不起亲友。因此明、朝官员多所隔阂。至於某些明朝官员假借职位,要朝鲜官员提供日军首级以报功等等情事,也让朝鲜官员有所不齿。

3.经略提督之争:经略以文人而节制军事,提督要求增兵増饷都需经过经略上承,李提督老是以为宋经略受南兵影响故意压文不发,同时宋经略也以为武人爱说大话,往往上呈不实,比如说有功劳的时候以少报多等等情事。双方因此公文多方往返,就是不愿进兵,而宋经略也受到朝廷和战议论的影响,要在北京多所谋略。于是,一开始是李提督主战而宋经略不许;后来,在日军撤兵向釜山时,又变成李提督主张缓进,宋经略主张急追。两人互相制肘,反而一事无成,图让朝鲜君臣议论纷纷。


[编辑] 朝鲜军奋战
之后日军于2月约2万兵力转攻京城西北方的幸州山城,朝鲜城将权栗以少数兵力大败日军,日将石田三成、吉川广家等负伤。2月,李如松改变策略,于3月初焚烧日军于龙山的粮仓粟数十万,逼使其撤退。4月19日,日军因为缺粮,被逼由汉城(今首尔)撤退。5月四川参将刘铤率军五千赶赴援朝,并被任命为副总兵。日军撤退至釜山,此後陆战皆集中在朝鲜南部四道,并以朝鲜勤王军与倭军的战斗为主。日军于6月中旬又攻打朝鲜南部的晋州城,为第二次晋州城攻略战,日军加藤清正、黑田长政以部下饭田直景、庄林一心、后藤基次以龟甲车破坏城壁,大部日军涌入晋州城而攻陷,城将金千镒战死。


[编辑] 朝鲜水军的奋战
自从日军登陆以后,朝鲜水军随即在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率领下展开一连串的反击,依宣祖实录的纪载列表如下:

5月初6日 闲山岛,庆尚右水使元均与全罗左水使会师有战舰80艘,进到玉浦,遇敌船30余艘,击破26艘

5月初7日 再度会师,听到国王西幸的消息,诸将放声痛哭。

5月初9日 舰队解散,各回本镇.

5月29日 露梁会师,遇敌1艘,击毁.又遇敌战船12艘,悉数击毁.

6月初2日 唐浦,遇敌舰20艘,中卫将权俊撞破敌指挥舰,并射死敌将.

6月初4日 唐浦,全罗右水使李亿祺领战舰25艘会师.

6月初5日 出外洋,后移泊固城唐项浦中洋,派三艘船侦查,一出海口即遇敌舰26艘,会战,焚敌舰100余艘,斩首210余级,溺水无算.

6月初6日 追敌外洋,焚一船.

6月初9日 罢兵归镇.

7月初6日 舜臣与亿祺会师露梁,元均修理破船7艘先来,敌舰70余艘自永登浦移泊见乃梁

7月初8日 舟船至中洋,敌退我追,敌舰70余艘列阵内洋不出,以佯退引出至闲山洋前,以鹤翼阵,先破3艘,焚63艘,400余日军弃舟上陆潜逃.

7月初10日 安骨浦,敌40艘,列泊洋中,鳞次列阵不出,我舰反复冲杀,尽毁敌舰,三阵斩首250余级,溺死无算.

主要海战战绩分述于后

玉浦海战

在明军驰援的同时,朝鲜水师在海战则占据了主动权。1592年5月4日,当时的朝鲜全罗道左水使李舜臣,统率75艘舰船驶出全罗南道丽水港,准备对日军发动进攻。日军则派藤堂高虎率领50艘木制战船迎战。5月7日,朝鲜水师偷袭日军,日军被杀个措手不及。一轮激战过后,日军损失惨重,被朝鲜水师消灭了26艘战船,剩下的舰船只得仓皇逃跑。李舜臣继而在合浦、赤珍浦海面再歼灭余下的日军。5月9日,这场海战最终结束。从此朝鲜水师掌握了制海权。全场海战朝鲜水师共歼灭日舰44艘,而日军伤亡则不计其数,相对而言,朝鲜水师只是伤亡了很少的兵力,舰船更是丝毫无损。

玉浦海战是壬辰战争爆发以来,朝鲜军队的首场大捷,因此大大振奋了朝鲜军民抗敌的决心,并使得日军输送兵力和粮食辎重至朝鲜半岛从此变得困难,因为日军在此战后已丧失大半制海权。

泗川海战

1592年5月27日,日本水师不甘失败,转而向庆尚南道的泗川进攻。李舜臣得知消息后,立即于5月29日率龟甲船队23艘出发,迅速驶至泗川海湾外面。当时海湾内共有12艘日本楼船, 但日军对上次海战失利犹有余悸,因此当他们见到朝鲜水师驰援,便迅速逃至陆上,在山上布防。李舜臣于是命朝鲜水师假装撤退,以引诱日军登船追击,结果日军 中计。这时正好潮涨,大大有利于朝鲜水师的龟甲船和板屋船这类大型舰船活动,因此当日舰出动时,李舜臣即下令众舰船迎击。很快地,日舰便被打败。而李舜臣 虽然在战斗中负伤,但仍继续指挥官兵杀敌,结果12艘日舰全部被击沉。

经此战役,日本水师再不主动进攻,而改为防御和偷袭朝鲜水师。

唐浦、固城、栗浦海战

6月2日,李舜臣统领的朝鲜水师龟甲船队主动出击,进攻在唐浦港内停泊的21艘日舰,日舰被朝鲜水师两面包抄,最后被全歼。唐浦海战获胜后,李舜臣稍事休整。6月4日,与全罗右水使李亿祺会师,并于6月5日清晨齐其一起率领51艘战船,向固城唐项浦的海湾内的26艘日舰进攻,并从两面对其包抄围攻。结果日舰除了一艘被故意放走外,其余全部被歼灭。当晚,该艘故意放走的日舰将岸上日军接载上船,并欲于6月6日凌晨逃走,但这正中了李舜臣的计谋,结果朝鲜水师歼灭了该艘日舰,固城唐项浦海湾的全部日舰均被歼灭。6月7日,朝鲜水师再度出击,向栗浦的7艘日舰进攻,日军不敢迎战,掉头便跑,但结果仍被李舜臣全歼。

这三场海战后,日本水师已被震摄得胆颤心惊,但日军主帅仍未心息,决定集结兵力,与朝鲜水师进行决战,结果导致了闲山岛海战。

闲山岛海战

为了与朝鲜水师进行决战,日本水师在巨济岛一带集结,准备兵分三路向朝鲜水师发动进攻。而李舜臣则将其全罗道的舰队和庆尚道的部分舰队组成联合舰队,准备迎战。7月6日,李舜臣进兵出唐浦附近水域,并于7月7日清晨,将集结于巨济岛的日本水师引至闲山岛附近水域决战。李舜臣选择在此地决战是因为这里有着较为宽阔的深水环境,易于设置埋伏,可以向日本舰队进行包围歼灭。

在决战开始不久后,朝鲜水师的战船即将日军包抄起来,而朝鲜水师的龟甲船则向日军舰队直撞过去,很快便撞翻了日军舰队前列的几艘大船,而其余朝鲜战船也奋勇杀敌,与敌作殊死战,结果日军的61艘战舰被全歼。这就是闻名于世的“闲山岛大捷”。

经此一役,日本水师完全丧失制海权,无法运送军粮,日本陆军因此无法再行侵略,结果丰臣秀吉只有与明朝讲和,改令日军于朝鲜南端建筑倭城以作防备和储粮之用。而李舜臣则被封为二品正宪大夫、三道水师统制使。


[编辑] 明、日议和
1593年6月,日本因海战失利补给无法送至,加上朝鲜破坏过度,造成瘟疫流行,当地征发粮食不易,以及急于保全占据朝鲜南部四道的战果,遂派使节随同明使沈惟敬由釜山至北京城议和。7月,朝廷宣诏退兵以进行日本封贡事宜,于是李如松大军撤退,只留刘綎及游击吴惟忠共七千六百人分别扼守要口。但兵部尚书石星一意主和,再撤吴惟忠兵,结果只留刘綎兵防守。9月,朝鲜国王李昖虽上表答谢朝廷援救及助其复国,但是暗中对明日议和却排除朝鲜有所不满,此时日军仍然占据朝鲜南部四道,并牢牢握有釜山城。12月,明朝命蓟辽总督顾养谦兼责打理朝鲜事宜,并召回宋应昌、李如松。神宗下令大兵尽撤,但同时强调,虽然撤兵,“但倭情狡诈,未可遽称事完”。

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5月8日,丰臣秀吉在名护屋会见了到达日本的明朝使团。由于语言不通,双方的会谈仍就在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之间进行。 丰臣秀吉提出了“大明、日本和平条件”七条:

一、迎明帝公主为日本天皇后;
二、发展勘合贸易;
三、明日两国武官永誓盟好;
四、京城及四道归还朝鲜,另外四道割让于日本;
五、朝鲜送一王子至日作为人质;
六、交还所俘虏的朝鲜国二王子及其他朝鲜官吏;
七、朝鲜大臣永誓不叛日本。
沈惟敬一口答应了这丧权辱国的七条建议,但对同行的谢用锌、徐一贯等人却诈称丰臣秀吉已同意向明朝称臣,请求封贡,并退出侵朝日军。而小西行长则对丰臣秀吉 汇报说,明朝使者已经同意了丰臣秀吉的七条建议,只需派日使与明使一道去北京请大明皇帝最后批准。就这样,在两方谈判者欺上瞒下的斡旋后,双方几乎要达成外 交史上最为荒唐的“鸡同鸭讲”协议。1594年10月,日本议和使者小西如安与明朝使团一道去北京,二小西如安也早已与小西行长达成了攻守同盟。

小西如安到了北京后,与石星进行了谈判,一口答应了石星提出的三项条款:

一、日军在受封后迅速撤离朝鲜和对马;
二、只册封而不准求贡;
三、与朝鲜修好不得侵犯。
当时兵部还和小西如安进行了详细的对谈,小西如安欺明朝人不懂日语信口答应。这时沈惟敬也递交了伪造的日本降表。明朝君臣大为满意。明神宗立即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并按小西提供的名单册封了日本国大臣。

其后于1595年1月,明朝遣使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令沈惟敬一同前往。诏书内容如下:

“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圣仁广运,凡天覆地载,莫不尊亲帝命。溥将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诞育多方 。龟纽龙章,远赐扶桑之域;贞珉大篆,荣施镇国之山。 嗣以海波之扬,偶致风占之隔。当兹盛际,咨尔丰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国。西驰一介之使,欣慕来同。北叩万里之关,肯求内附。情既坚于恭顺,恩可靳于 柔怀。兹特封尔为日本国王,赐之诰命。于戏龙贲芝函,袭冠裳于海表,风行卉服,固藩卫于天朝,尔其念臣职之当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无替款诚,祗服 纶言,永尊声教。钦哉! ”

这 封诏书现存于大阪博物馆,为惯用的御笔文体写就,俨然一副中央大国皇帝对蕞尔小邦降恩封赏的口气。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被明军挫败,早就恼羞成怒,又岂肯善罢甘休。据部分史书记载丰臣秀吉对此勃然大怒道:“吾掌握日本,欲王则王,何待髯虏之封哉!”,摔诏书于地,并怒逐大明使臣,不久后再次遣兵入侵朝鲜。但另一种说法认为尽管丰臣秀吉十分不情愿,但表面上仍接受了明朝政府的册封,甚至对神宗皇帝册封诰命中的“万里叩关,恳求内附”的话内心恼怒,但也只能忍气吞声的接受,第二天还“身穿明朝冠服,在大阪城设宴招待明朝使节”。但实际上早就在积蓄力量,酝酿再一次对朝鲜大举进攻。 而当时经办与日本谈判的石星沈惟敬等人又一心欺瞒蒙混,竭力对万历皇帝掩盖丰臣秀吉的真实意图,妄图侥幸无事。接着丰臣秀吉便要将小西行长治罪,并立即把 中朝使团驱逐出境。就这样,历时两年的议和闹剧,彻底破裂了。沈惟敬归国途中,滞留朝鲜,不敢回京。他假造了一道丰臣秀吉的谢恩表由另一使臣递交朝廷。这道假冒的谢恩表被明廷识破,再加上朝鲜方面传来日本再度备战的消息,明神宗方知上当受骗,大怒,当即下令把兵部尚书石星下狱问罪,并命驻朝明军捉拿沈惟敬,就地正法。


[编辑] 第二次入侵

[编辑] 战事再起
在战争平息了一年多后,1596年4月,朝鲜的使者李宗城因为犯了贪淫罪,被日本守臣所逐,奔还汉城,朝鲜方面随即下诏逮捕其入狱,但已惹来丰臣秀吉的不满。5月,明朝再次提议赐封丰臣秀吉,命都督佥事杨方亨、游击沈惟敬一同前往。9月,明朝赐封的使者杨方亨抵达日本,但丰臣秀吉因朝鲜王子不偕同前来以答谢而发怒。结果丰臣秀吉不肯受封,并决心再次发兵侵略朝鲜。在1597年1月,日军拒不退出釜山,朝鲜得知日军再次入侵,于是遣使再至明朝求援。这次再侵朝鲜,丰臣秀吉吸收了上次海战失利使得不能大量运兵和运输补给的教训,使用反间计诬陷李舜臣阴谋篡权,使得李昖将李舜臣下狱,其后将其贬为士兵,只能白衣从军。

万 历二十五年正月,丰臣秀吉发动了第二次对朝战争。这次来势更加汹汹,准备更加充足。神宗得讯后,知道使臣和兵部没有把日本方面的真实意图动向报告朝廷,一 心求和,竭力欺瞒。当即大怒,马上果断下令, 革去兵部尚书石星等人的职务,令邢玠以兵部尚书出任总督,都御史杨镐经略朝鲜军务,再次出兵抗倭援朝。同时下谕旨声明石星罪状“倭奴狂逞,掠占属国,窥犯 内地,皆前兵部尚书石星谄贼酿患,欺君误国,……着锦衣卫拿去法司,从重议罪来说”


[编辑] 八万大军再援朝鲜
1597年初,日本出动陆军141490人,水军22100人,水陆并进再度入侵朝鲜。

2月,明朝再次议定援朝征日,以麻贵为备倭总兵官,统率南北诸军。在3月,明朝以山东右参政杨镐为佥都御史,经略朝鲜军务,并以兵部侍郎邢玠为尚书,总督蓟、辽、保定军务,经略御倭。5月, 邢玠赶至辽东。

开赴至朝鲜的第一批明军共约3万余人。

总兵麻贵率1万7千人驻守汉城
杨元率辽东骑兵3千人,驻守南原
陈愚忠率骑兵3千人,屯兵全州
吴惟忠率4千人进至忠州,与南原军互相呼应
茅国器率兵3千人屯星州,控制岛岭、秋风岭
明军的战略部署是,上述各军据守本部要塞,待总督邢玠率领的4万大军一到,明军和朝鲜军即转入战略反攻,由南原、忠州发动钳形攻势,直捣釜山之敌。


[编辑] 先败后胜
6月,日本兵船数千艘停舶于釜山,逐步向梁山、熊川逼近。8月,日本攻破泗川、南海、光州,最后进攻南原(为全罗道外藩,一旦失守,天津、 登、莱皆可扬帆而至)。明军副总兵杨元率领3千明军和3千余朝鲜军镇守南原,坚守数日后被日军攻破,守城将士绝大部分阵亡。

攻破南原后,付出很大伤亡代价 的日军屠城一日。这时驻全州的明将陈愚忠因南原失陷立即撤退,这样加藤清正的右路军便兵不血刃的拿下了全州。之后日军又分别攻陷黄石山、金州、公州等地, 汉城的屏障尽失,再一次濒临险境,朝鲜局势再度危若累卵。九月六日,麻贵命副总兵解生等率军2千,奔赴稷山北部,巩固汉城的前沿阵地。七日,于稷山北与日本战国名将黑田长政和伊达政宗率领的日军第三军团一部发生遭遇战,明军的后续部队杨登山率军赶到,大败黑田长政,长政退守稷山闭门不出。

9月,明军逮捕前兵部尚书石星下狱,并与在明军和日军之间两边获取利益的沈惟敬一同俱论罪处死,结果石星于1599年死于狱中,沈惟敬则于市集斩首。

10月麻贵以李如梅率数千攻向星州谷城,城将小早川秀包、筑紫广门起先死守,之后迎接小早川秀秋派出的援军山口正弘、南部无右卫门后转守为攻,如梅遂退去。同10月攻打青山的日军毛利秀元等则被参将彭友德率领的中朝联军重兵包围,死伤惨重,幸蔚山城将浅野幸长、宍户元续、太田一吉的接应援护才撤退。12月,援朝明军与日军大战于蔚山。


[编辑] 鸣梁海战
于战事再起之初,朝鲜水师几乎全军覆灭,结果无奈之下,朝鲜政府再次起用本来已遭罢黜的李舜臣。李舜臣到任时,原来苦心经营的水师,只剩下数艘舰只。但他因为身系救国重任,惟有在这个逆境里尽其全力,在全罗道右水营着手重建海军。1597年8月28日,李舜臣指挥着这支刚重建的水师,再度与日本水师决战,而决战地就是在鸣梁海峡。

李舜臣守在鸣梁海峡,但因兵力薄弱,所以决定设陷阱,派人乘退潮时在岸边设置了铁索与木桩。9月16日, 日军统帅藤堂高虎率领330余艘战船和2万陆军出发,欲趁涨潮时攻进鸣梁海峡,全歼朝鲜水师。李舜臣首先将海峡内的民用船只侨装成战舰,以扰乱日军,使其 以为朝鲜水师已恢复过来。他自己则亲率12艘战船引敌深入鸣梁海峡。在成功引诱日军进攻后,李舜臣随即发起集中的攻击,对准日军指挥舰攻去,结果歼灭了日 军指挥舰和其他战船2艘,并击毙日军主帅来岛通总。同时间,潮水开始退却,朝鲜舰船趁势进攻,日舰因失去主帅,军心散涣,只得顺潮向东撤退,但却遇上李舜臣事先埋下的铁索和木桩,无法退却。结果朝鲜水师全力拼杀,歼灭日舰30余艘,并击毙日军4000余人,再度重创了日本水师,重新掌握了制海权。

鸣梁海战的胜利,使得丰臣秀吉再度面对运兵和运输补给困难的问题,而日军虽然随后在陆战有所得着,但亦已后继无援,其最后败局已定。


[编辑] 日军蔚山防卫获胜
根据《晚明史》一书的记述,当时在朝兵力,明军远低于日军,丰臣秀吉调动的侵朝兵力,这时候已达十二万之多,而“明朝方面的援军,最初预定七万,实际最多时才四 万。”后来才陆续增兵,“朝鲜李朝《宣祖实录》的记载,明军达十一万人。不过这些数字都是万历二十六年的事,万历二十五年战争初期兵力没有达到这一水平, 日军明显占据优势地位”

所以一开始明军在朝鲜的形势相当困难,据守的城市接连失陷,进攻也遭到挫败。但在万历坚定不移的支持之下,形势开 始逆转,日军逐渐抵挡不住明军的攻势, 根据朝鲜人赵庆男《乱中杂录》记载:“丁酉九月六日,天将副总兵解生等,大败贼众于稷山金岛坪,加藤清正等退遁,流下岭南……麻贵领大军启行,至水原下寨,遣 兵埋伏于芥川上下,以为后援……七日黎明,天兵左协出柳浦,右协发令通,大军直从坦途,锣响三成,喊声四合,连放大炮,万旗齐颤,铁马云腾,枪剑奋飞,驰 突乱砍,贼尸遍野,一日六合,贼逝披麾……翌日平明,贼兵齐放连炮,张鹤翼以进,白刃交挥,杀气连天,奇形异状,惊惑人眼。天兵应炮突起,铁鞭之下,贼不措手,合战未几,贼兵败遁,向木川清州而走”

日军遭此惨败之后,明军乘胜追击,接连获胜,二十三日又攻取蔚山,最后把日军将领加藤清正率领的 军队围困在岛山,眼看饥渴欲死,加藤清正也到了要拔剑自杀的地步,但这时候日本大批援军到来,天又下大雨,解了加藤清正部队之危难,这时候明军的经略杨镐又指挥失误,仓促撤军,反而使明军遭受了损失。

而明军于攻打蔚山期间,明将高策趁日军大部赶往蔚山援救之时率2万2千偷袭日军本阵釜山,也被日将立花宗茂以8百人用夜袭和火计击退,是为般丹之战,同时更有另一支明朝联军偷袭梁山,但被黑田孝高击退。


[编辑] 谎报获胜
1598年1月,明朝援朝和攻打蔚山的军队因为日本的毛利秀元、黑田长政等日军的援兵突然赶至,大为震惊。杨镐赶不及下令,便策马率先赶奔汉城,麻贵亦继而赶之,一时间所有军队皆溃败。只有副将吴惟忠、游击毛国器断後,日军在得胜后暂退以保住胜果,明军的辎重大多丧失。杨镐与邢玠却向明朝朝廷谎报前线大捷。但当时各营欲向明朝朝廷回报,士卒死伤二万,这使杨镐大怒,按而不报,只称死伤百余人。赞画主事丁应泰得知战败,至杨镐处商议应对计略,但杨镐竟出示张位、沈一贯的手书,扬扬自得。

这令丁应泰愤而向朝廷回报战败事实,明朝首辅赵志皋欲保杨镐,决定暂时不逮捕他,但亦遣官查察。

2月,邢玠招募江西水军,并欲以海路运兵以作持久之计,5月明朝廷叫回攻略蔚山城失败的杨镐,新增兵力给于刘铤、刑玠并调派水陆约15万军力进朝鲜,于是都督陈璘以两广之兵,刘铤以四川之兵,邓子龙以浙江、南京之兵赶至增援,明将张榜、蓝芳威等于此时参阵。6月,杨镐罢职候查。


[编辑] 形势逆转
邢玠将明军兵力分为水陆四路,每路置一名大将,中路李如梅(后替换为董一元),东路麻贵,西路刘铤,水路陈璘,各自负责握守要地,相机而动,进攻之时,各率约五万分三路,以麻贵攻蔚山、董一元、刘铤进攻泗川、顺天。

9月底,明将麻贵再次包围加藤清正于蔚山(第二次蔚山之战),两军互有胜负,但最后遭到为了援救清正而前来的立花宗茂先以千人夜袭后以假营伏兵击之而败退。10月,总兵官刘綎、麻贵分道出击进攻日军,并大败之。然而董一元率兵3万余攻打日军新起的泗川城寨,由日将岛津义弘率7000兵力驻守,却因明军的大炮突然炸膛,并引起大营火药库连番爆炸,全军登时乱成一片,这时岛津义弘一看明军大营发生爆炸,随即命令日军出击,混乱中的明军大乱,泗川又被日军夺回,据诸葛元声《两朝平壤录》记载:“大将军、木杠已打破大门一扇、城垛数处,而彭兵皆京城亡赖,素不习战,亦不擅火器;忽木杠破,药 发冲起,半天俱黑,各兵一时自惊乱。倭因乘隙,从前小门杀出,直冲彭兵,皆溃走………彭兵三千,止存五、六十。”是为泗川之战。

10月,丰臣秀吉于8月死于京都伏见城的消息传至朝鲜,日军士气因而受挫,开始准备撤退。


[编辑] 露梁海战
主条目:露梁海战
11月,日军无心恋战,由蔚山出逃,明军分道进击。加藤清正率乘船撤退。明军由陈璘提督水师,副将邓子龙、游击马文焕等皆由其统属。以战舰数百,分布忠清、全罗、庆尚各个海口。就在日军将领撤退之时,陈璘派遣邓子龙偕同朝鲜名将李舜臣联合出击,在露梁海上截击想援救小西行长的日军援军立花宗茂、岛津义弘、小早川秀包、宗义智、寺泽广高等部。邓子龙年逾七十,仍然意气风发,率三巨舰向日军进攻,并自为前锋,与日军决战。战斗时曾携壮士三百人跃入朝鲜战舰以救援,直前奋击,日军死伤无数。但其他战舰却误掷火器于 邓子龙的战舰,使战舰起火,结果邓子龙无路可退,壮烈牺牲。而李舜臣领兵来援,率龟甲船冲入敌阵,但却被日军包围,结果不幸身中流弹而亡,(据某些史书记 载李舜臣是遭到明军火器误击,其实这种"友善之火"在战争中常常发生,到也不足为奇),他死前叮嘱不许张扬,并把军旗交给其子代为发号施令,以继续战斗。 随后副将陈蚕、季金等 领军赶至,夹击日军,日军则因为成功让小西行长脱困而且战且退。而得以逃脱登岸的日军又为明朝所歼,而焚溺的日军则以万计。这时刘綎方进攻小西行长,并夺 取桥寨,陈璘以舰队一同攻击,再焚烧日军战舰百余艘。小西行长的友军岛津义弘引舰队来援,陈璘亦将其击败,结果来援日军只得扬帆退去,立花宗茂则作为殿后 接应小西行长让其于日军成功撤退。


[编辑] 结束
12月,日本残兵再次由乙山偷渡,但因为崖深而道浅,将士不敢进。结果陈璘在夜里潜入,向其连珠炮发,日军只得逃去,陈璘更领明军追击。朝鲜之役共历七年,明军只损失三万有余,另外耗费1700万两白银.4万明军就打败了日本的战国群雄的大军.杀伤日军10万.

旧陆军の朝鲜役研究 日本军14万も死ねば国が倾くのはむしろ当然だよ 明军仅か3万じゃさすがに灭ばないよ 三成の秀吉の报告书に具体的な数字を持って 第1军小西军60%死亡。第2军の加藤清正军は被害が37%、 锅岛军も36%死亡。3军の黒田军は54%死亡、4军岛津军は60%死亡。5军も40%死亡、6军は44%死亡。しんがりの7军の毛利军で43%死亡

と报告しているけどな。


[编辑] 影响

[编辑] 明朝
对大明而言,是次战争之规模是不足论道。此战争历时七年多,从开战之时至战争末期,明室派出之援军不过四万左右。直到最后一年,才勉强增兵至八万。但增兵两个月后,战争已结束,规模并不算大。明朝无拼尽全国之力对抗日军的意图,明室派遣几万人作远征军支持朝鲜王朝,军费、粮食及武器等全由明室支付,就成功逆转战场之形势,战后亦没有要求日本赔偿因出兵及伤亡而造成之损失。相比而言,日本是用尽全国所能调动之兵力,两次征朝都是派出超过十万多人之兵力。而朝鲜更差点就被日军灭国。

清朝编写者说“是役也,谋之经年,倾海内之力,合朝鲜通国之众,委弃于一旦,举朝嗟恨”,而实际上所谓“倾海内之力”过于夸张, 不过是‘分四万人为三三协而已’,而当时明和朝兵力合计有十四万二千余。所谓的 “合朝鲜通国之众”也显然夸张,当时所调朝鲜各道之兵,不过一万二千五百人”。

一般认为两次支援朝鲜加速了明朝的灭亡,除了长期的远征带给国力日衰的明朝沈重负担之外,清太祖努尔哈赤也在“文禄•庆长之役”中仔细的观察了明军的作战方式,使他在日后的对明战役中占有了优势。

根据中央研究院院士李光涛先生整理的《朝鲜壬辰倭祸史料》一书之序言,记载明朝出兵朝鲜共派兵16万6700余人,费饷银1700余万两。此书是蒐整以韩国的《宣祖实录》、《神宗实录》、《肃宗实录》、《光海君日记》等书,辅以皇明经世文编等书,按照编年体记载,因为多用韩国的纪录,所言自有所本。至於清朝为何对出兵数字比明朝同期纪录为少,有时只是因为不想夸大明朝之强盛。加上时间的差异,故反不如同期纪录详实。

根据1569年兵部侍郎谭纶的记载,明朝全国军队定额为313万8300人,而实际上是84万5000人。推测北边服役的军士为50万人,马匹10万匹,这些数据是根据黄仁宇所著《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中引述大明会典与皇明经世文篇所推估的。而如果到神宗时的军队数目不变的话,援助朝鲜的16万6700余人的兵力等于是动员了明朝19.72%的兵力,这个数字不可说是不大,尤其是对于一个农业国家而言。就支出的经费方面,对于明朝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明朝税收有一个特性是税率极低,据统计税率在5.5%~12%之间,所以一般正常情况下,政府税收是无法支应突发状况,而援助朝鲜的支出在实质上是由太仓库支应的,太仓库在1592年时有700万两,每年流入是约当209万2000两,以军费而言,一年支出平均是240万两左右,也就是援助朝鲜的支出造成了太仓库的赤字,再考虑到万历三大征发生的年代几乎都接近,这也就是为何在神宗过世后,根本上太仓库是已经完全匮乏的原因,也造成财政的紊乱。

此次战争还有一个特色是,战争虽然发生在朝鲜,作战以明军为主体,朝鲜军作战能力极差,原因出在朝鲜严重的重文轻武,根据宣祖实录的记载,明将看朝鲜兵如同一群羊,听到炮声随及溃走。朝鲜的重文轻武严重到如果家中有两个小孩一人念书就坐堂上,一人习武就在堂下使唤如同奴仆一样。加上器械之不修,城池之不固,明将形容朝鲜城池连老弱病足都可以一跃而过,宿营则是以竹木为外逢炮火则毁。在在显示朝鲜军的无战力。也让明军不得不做为作战的主力。


[编辑] 朝鲜
朝鲜在战争里被日军侵略,使得人民流离失所。在战后百业萧条,农产量更大减,使得朝鲜经济在多年后仍不能恢复。

经此战争后,朝鲜受此战争影响多方重视火器的发展与训练,所以在炮手的训练上甚为卓著,可以参考李光涛先生的"记明季朝鲜之(丁卯虏祸)与(丙子虏祸)"一书,里面提到为了对明战争,清朝曾经征兵朝鲜,朝鲜所派出的炮手,在松山之役重创了明军。


[编辑] 日本
日本的丰臣家侵朝失败,使其损兵折将,期间更造成丰臣家内部出现文治派与武功派的内部斗争。此事遭到五大老之一德川家康的利用,于1600年展开关原之战(反德川联合军+丰臣文治派对德川军+丰臣武功派),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虽然尚年幼并无支持任何一方,但此战之故使丰臣家的威信大不如前,1615年大坂夏之阵德川家康彻底歼灭丰臣家,展开江户幕府。



 《明史》称万里朝鲜之役的胜利为“东洋之捷,万世大功”。无法否认这场战役的意义,如果日本在这个时期彻底占领了朝鲜,恐怕侵华战争也不会拖延到二十世纪了。
  回 顾 反 思
  虽然在战役期间,日军间或有一些战术胜利,但从总体趋势来看,日军在明军参战以后处于被动防守地位。
  日本自封的所谓战国猛将们、英豪们,与明军交战往往“举阵惊骇奔散”,虽然取得过一些胜利,大都是在防守时取得的,有些胜利甚至是对方送来的。日本的战国时代实际上是城邦、领主割据时代,其战力与中国的战国七雄动辄拥兵数十万,相差何止里许计也。现有不少资料,甚至游戏,把他们描绘成顶天立地的英雄,其实不过尔尔。

 万历朝鲜之役是四百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场国际战争。日本史书把万历朝鲜之役分为两次战争,分别叫作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朝鲜史书则称之为壬辰卫国战争。整个战争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开始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结束,历时七年。这场战争,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八千万两,历经战与和的反复,最终异常艰苦的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战争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日军战略进攻阶段,在短短的时间日军迅速占领朝鲜全境。第二阶段是明军的反攻阶段,明军通过一系列战役,最终收复了平壤、开城等地。第三阶段是相持和议和阶段。第四阶段是日军再次入侵,明军和朝鲜展开战略总反攻,最终日本军队被全部赶出了朝鲜。
  
  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军事格局有着深远的影响。由于此役,明朝一方在二十年内无力进剿后金力量,使得女真部落日益强大,最后对明朝形成了致命的威胁。由于此役,朝鲜从亡国到复国,付出了数十万军民伤亡的沉重代价。由于此役,日本元气大伤,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日本从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因此,从长远来看,万历朝鲜之役实际上起到了重新整合东亚各国政治军事力量的作用。
  
  万历朝鲜之役是明朝战史上较为精彩、较为曲折的战例之一,史称“其军威之盛,战胜之速,委前史所未有”。这是一场公平的较量,在战场上,明军和日军均有过良好表现,当然,双方也都在不同时期犯过错误,遭受过败绩。而在停战议和期间,中日双方政治和外交手段的角逐,一波三折。同时,战争期间也有极富戏剧化的人物和荒谬的事件参差其中,颇具野史和演义色彩。战与和期间无休止的纷争,使整个战争的进程诡谲多变。当后人透视这场战争的全过程时,必会被其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场面和情节所吸引。

鏖战三千里江山-万历朝鲜之役

明万历朝鲜之役,遏止了日本的扩张,将日本侵华滞后到了二十世纪,而历史对于此役却少有笔墨,其实看满清甲午战争之后的中华蒙受奇耻大辱惨状,后人不难断定这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争对于中朝日三国是决定性的,而明军之英烈勇武,也当光耀千古,不输于后人。我想 - 也许人民英雄纪念碑不应该只上溯到一八四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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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八十一日

阎应元,字丽亨,北直通州人(今北京通县),崇祯辛巳年,赴任江阴典史。上任之初,海寇顾三麻子率数百艘战船进犯黄田港,应元领兵拒守,连发三箭,皆有人应弦而倒。海寇心惊胆战,不敢再犯。他任内平定盐盗,平服民乱,政纪突出,江阴百姓感激他的恩德,在社学中为他画像留念。南明朝廷本想调他转任广东韶州英德县主簿。因母亲病重,且道路堵塞,没能成行,全家便在江阴城外砂山脚下散居。
  任江阴典史(相当于正科级公安局长)期间,率十六万义民,面对二十四万清军,孤城困守八十一天,使清军连折三王十八将,死七万五千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幸存者仅老幼五十三口。阎应元被俘后坚决不向清廷贝勒下跪,被刺穿胫骨,“血涌沸而仆”,却始终没有弯下膝盖,终英勇就义。
  崇祯辛巳年,阎应元赴任江阴典史(相当于正科级公安局长)。上任之初,海寇顾三麻子率数百艘战船进犯黄田港,应元领兵拒守,连发三箭,皆有人应弦而倒。海寇心惊胆战,不敢再犯。他任内平定盐盗,平服民乱,政纪突出,江阴百姓感激他的恩德,在社学中为他画像留念。南明朝廷本想调他转任广东韶州英德县主簿。因母亲病重,且道路堵塞,没能成行,全家便在江阴城外砂山脚下散居。
  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降清,明朝知县林之骥解印去职,清知县方亨继任,循例颁布剃发令。阴历六月二十八日乡耆何茂、邢觳、周顺、邢季、杨芳、薛永、杨起、季茂、辛荣等人议请留发。方亨破口大骂。众人大怒,也骂道:“你身为中国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鞑靼知县,不知道羞耻吗?”方亨羞愧不已,暂停所议。
  闰六月初一日清晨,方亨以上香为名,召集地方诸生百余人及乡绅、百姓会于文庙。众人问道:“现在江阴已尽归顺,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方亨道:“只剩下剃发了。刚才所差四兵,便为押人剃发之故。”众人道:“发可以不剃吗?”方亨道:“这是大清律法,不可违背。”说罢就回衙了。诸生许用等人聚集不去,在明伦堂共同立誓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正在这时,常州府发来严令剃发的文书,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方亨叫书吏把府文写成布告张贴,书吏写到这句话时,义愤填膺,把笔扔到地上说:“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遍全城,立刻鼎沸起来。方亨见士民不从,秘密报告常州府请上司派兵“多杀树威”。这封密信被义民搜获,于是在初二日擒住方亨,斩杀清差,推典史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自称江阴义民正式反清。
  江阴百姓抗清的消息传开以后,清常州知府宗灏派兵丁三百人赶来镇压,闰六月初五日被江阴义民歼灭于秦望山下。其后江阴军民在陈明遇的带领下又多次打退小股清军的进攻。同时严查城中奸细,宣布有能检举、抓获奸细的人,赏银五十两。处决了私通清朝的原县令方亨以及众多出卖情报、有投敌企图的奸细,有效的遏制了江阴内部的崩溃。
  闰六月二十一,清贝勒、大将博洛命降将刘良佐统重兵包围江阴城,二十四日,刘良佐作招降书一纸,从东城外射进。江阴军民公议后,回书拒绝。刘良佐见劝降无效,便四处捕杀城外义兵,企图断绝城内军民外援。七月初一日,开始攻城。城中严密防御,清兵箭如雨注,城上的人一手拿锅盖遮蔽,一手接箭,每天能得到箭三四百枝(一作三四十万)。
  江阴形势的日益严峻,陈明遇虽忠肝义胆,却自感缺乏军事组织才能,于是想起了智勇双全的前典吏阎应元,想推荐赋闲在家的他代替自己领导守城,因遭到守备顾元泌坚决发对,而不了了之。七月五日的守城战斗中,元泌登城射敌,放出的箭每每射不到敌人就坠落在地,众人有所怀疑。其后,他又命令马矮子偷窃火药从城上投给敌人,众人便把顾元泌捉住,同往他住所搜查,果然找到一道清兵文书。于是处死了顾元泌及同犯四十人,从而断绝了清兵的内应。陈明遇原想请阎应元主持担负守城重任,如今顾元泌被诛,他旧事重提,众人一致赞同。陈明遇专门委派十六人连夜出城,到阎应元住所请他出山,应元道:“你们能从我则可。不然,不为你们主持。”众人道:“敢不惟命是听?”
  九日,阎应元带领江阴城祝塘少年六百人,执械入城,途经七里庙时,在墙壁上题诗,表达了自己誓死抗争的决心。入城后,阎应元立即把全城的户口分别丁壮老幼详加调查,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会合乡兵二十余万人分班上城,每个城垛十名,按时换班。由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汪把总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任守北门。他和陈明遇兼负昼夜巡查四门的责任。对城中过往行人严加盘诘,肃清内奸。为了解决军械粮饷供应,阎应元同绅民商议后,委任擅长理财人士负责把城内公私所藏物资分类征集,统一分配使用。在阎应元的领导下,很快就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十一日,清兵攻打阎应元镇守的北门,城上矢石如雨注,清兵不敢接近。主帅刘良佐大怒,命令上将九员先驾云梯上城,城上以长枪刺之,上将五死四伤,有的身中三箭,有的被劈去头颅,有的堕下摔成齑纷,有的被火箭烧死。主帅更怒,传令十营内选猛将几员,步军三万,扎云梯十张,来日分十处上城,如有退者立斩。次日,清兵仍攻北门,城外放炮呐喊,三万军造浮桥十条,一齐渡过外城河,分十处登云梯上城。阎应元指挥城上用砖石掷下,以长枪拒敌;一时间乱石纷飞,炮火连绵,双方死亡不计其数。某满人大将自恃勇猛,穿着三层甲,腰悬两把刀,背背两把刀,手执双把刀,亲登云梯,跨上城垛,执刀乱砍。城上守军用棺木抵挡,以枪刺其身,竟不能入。有人喊道:“刺他的脸。”于是众人纷纷刺其面,一汤姓童子,持铁钩镰,用力钩断其喉管,竹匠姚迩割下他的头,满将身子堕落城下。清兵齐来抢尸,城上梆鼓齐鸣,砖石小箭如雨点,清兵又伤亡千余人。
  刘良佐命令军士索那满将的头,阎应元不允。刘良佐愿意用银赎买,命人将银当面装入银鞘吊入城。又命军士于城下哀号:“还我将军的头!”阎应元让人以蒲包裹一黄狗头,掷还之,将满将的头悬在城上。刘良佐亲自带人在城下苦苦哀求,方把头扔下。清兵拿了头回去,与身缝合,挂孝三日。阎应元击退了北城的攻击,但知道不日清兵必有更大规模的攻击。于是积极铸造守城工具,招青阳弩王黄鸣岗等千余人,入城造小弩千张、小箭数万枝,分派给守城军士。又用季从孝所合火药敷在箭头上射人,见血立死。弩长尺余,箭长五寸,百步之外,皆可命中目标。又从狱中放出陈瑞之子,令他制造火砖、木铳。火砖广三四寸许,着人即烧,木铳类银鞘,长三尺五寸、广二三寸,木制,中间藏有火药,敌人到来时,投下,机关暴发木壳崩裂,铁菱角飞出,触人即死。阎应元还亲自制造挝弩,用一块铁,边上造几个钩子,后面栓着棉绳,抛出勾住敌人,近前斩之。又模仿旧制,制造火球、火箭之类,无不精巧绝妙。所以清兵虽多,每每望城兴叹,战栗无人色。即使是满洲兵将也闻之胆落,每次攻城下来都要为幸免不死而大肆庆祝。
  清兵攻城不利,又起劝降之念。刘良佐亲作《劝民歌》,希望江阴投降,阎应元不从。于是清兵在城下搭建牛皮帐篷,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十五日,清兵攻东北城,刘良佐命西南放炮,东北掘城,皆用山爬攻城,城内以火球、火箭抵抗。清兵不敌欲退,良佐严令方止。阎应元继续命城内投下砖石,清兵不及闪避,数百人死于城下。良佐惭愧、惶恐。于是搭设三层牛皮帐,守而不攻。帐内有九梁八柱,矢石投在上面,都被反弹起来,不能进入。阎应元下令用人粪,掺上桐油,煎滚浇下,牛皮烫穿,浇在清兵身上,肉烂而死。没被烧着的清兵惊惶散去,城内用挝弩射向逃散的清兵,钩中者,即入城中袅首。清兵手足无措,纷纷逃散。敌营以为守城者杀下,命令发射木铳以御,反伤自己的马步卒无数。无奈之下,刘良佐命令移营至邓墓。
  在坚守的同时,江阴向四方请求援助,黄蜚、吴之葵领兵至太湖,与清贝勒博洛大军相遇,二人兵败被俘后,投降清朝。海寇顾三麻子因敬慕阎应元的为人,率舟师来援,苦战三日后失败,扬帆远去。此外,义阳王来援,败于砂山;秀才金矿会集精勇四百余人来援,被刘良佐以铁骑三千截在周庄左右,全军俱没。外兵屡败,江阴沦为孤城。即便如此,刘良佐心有余悸,不敢再攻城,只用火炮攻击北城,彻夜不息,城垛在炮火的轰击下塌陷数丈。阎应元命石匠砌墙,匠危惧不前,阎应元言辞恳切,动之以情,石匠深受感动,于是冒死登城修葺城垛,使之牢固如初。
  十四日,阎应元利用清军劝降之机,派出百余名壮士,以奉送“降礼”为名,暗携火器进入清军营帐,炸死清军官兵两千余人。十七日夜,阎应元挑选勇士千人出南门劫营,或执板斧,或执短刀,或用扁担,突入敌营,伤千余人。及他营来救,应元兵已返回城中。此役之后,刘良佐再次后撤,扎营在十方庵。
  十八日,刘良佐令十方庵的僧侣向城跪泣,陈说利害,劝江阴军民早降。城中皆愿以死报国,要他速去。当晚,僧人又来劝降,再次被众人遣走。十九日,刘良佐策马来到城下,劝应元道:“宏光已北,江南皆下。若足下转祸为福,爵位岂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阎应元从容道:“江阴士民,三百年来食毛践土,深戴国恩,不忍望风降附。应元是大明典史,深知大义所在,绝不服事二君。将军位为侯伯,掌握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有何面目见我江东忠义士民乎?”良佐惭愧不已,又以清廷召谕相示,劝江阴士民接受招安。应元怒道:“有降将军,无降典史。”一声梆响,火箭齐发,良佐连跨三四马逸去,叹息道:“江阴人没救了!”
  清朝亲王多铎闻知江阴久攻不下,极为震怒,他先派恭顺王孔有德“率所部兵协攻”,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带领满洲兵携红衣大炮前往攻城。贝勒博洛平定松江后,统率所部二十万大军来到江阴城下,他认为刘良佐曾任明朝伯爵,手握重兵,却连一个江阴县城也攻不下来,无能至极,于是打了他一顿板子。他登山而望,巡视江阴城防后,对手下讲:“此城舟形也,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惟攻其中,则破矣。”他命人绑缚降将黄蜚、吴之葵到城下,命令他们做书劝降,黄蜚道:“我在城中没有相识,写了劝降书又有何用?”吴之葵涕泪交横,仰头劝阎应元投降,情词悲楚,应元叱道:“大臣被缚,当速就死,何必喋喋不休!”之葵再拜泣下,蜚默默无语。
  博洛见阎应元义不可动,发起总攻,分兵先抄断各镇救兵,以竹笼盛火炮,鼓吹前迎,炮手披红挂彩,限三日破城,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清兵轮番攻城不息,阎应元指挥防御,浴血奋战,终保江阴城池不失。
  八月初,江阴民兵昼夜守御,甚感疲惫。开始有人出城投降。清兵在城外四处杀掠,民不聊生,为江阴百姓不齿,那些剃发投降的人,被城上看见,必然痛骂,即使是至亲也像仇敌一般。阎应元见城防吃紧,遍取民间乱发,投城下诱敌。清兵惊喜,报告刘良佐。良佐道:“还不能相信,去观察一下守城的人剃发了吗?”清兵察探后,方知是诈降。
  博洛久攻不下,心中焦急,于是重新劝降,称只要拔去大明中兴的旗号,四门悬挂大清旗号四面,只杀斩首事者数人,其余一概不论,即使不剃发,也会撤兵。阎应元看出博洛的缓兵之计,遂道:“只斩我一人?我没有罪,凭什么杀我!”议不决而止。博洛又称只要在四城竖起大清旗四面,也会立刻退兵。阎应元情知有诈,仍不应。前吴军门督军王海防至江上,宰牛杀羊与诸将起誓,称江阴归顺后绝对不许杀掠。他自恃在江阴素有恩信,请缨来劝降,但临城招抚,却无人应和。此后摄政王多尔衮晓谕招安,博洛命人用箭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阎应元命人在书后补上:“愿受炮打,宁死不降!”射还给清兵。清廷多次劝降,三城已经开始有人犹豫,但因阎应元镇守的北门誓死固守,众意遂绝。
  被困既久,江阴城内伤亡惨重,战斗力日减,城中石灰断缺,不能乘夜修城。饭米越来越少,只能靠征集民间的米以备缺乏,阎应元下令两日领一次米,不得预先领取。中秋前后,百姓携壶提觞登上城楼,举杯痛饮,诸生许用模仿楚歌,作《五更转曲》,让善歌的人登高传唱,以笙笛箫鼓相和。当时天无纤翳,皓月当空,清露薄野,剑戟无声,黄弩、师鼓、胡琴于西城之敌楼,歌声悲壮,响彻云霄。清兵争着靠前倾听。或怒骂,或悲叹,甚有泣下者。歌中唱道:“宜兴人,一把枪。无锡人,团团一股香。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还有许多歌曲,但意思大致如此。刘良佐针锋相对,命人作劝降词,让士卒相倚而歌,自己与幕僚在帐中饮酒,不一会儿,城上炮、箭齐发,遂散去。
  二十一日,博洛令数百人,把二百余座大炮全部搬到花家坝,专打东北城。铁子入城,穿透洞门十三重,树亦穿过数重,落地深数尺。当日雨势甚急,外用牛皮帐护炮装药,城头危如累卵。城上因敌炮猛烈,见燃火,即躲到围墙后面。炮声过后,再登上城楼。清兵看到这种情况,故意放空炮,并让炮中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只听炮声霹雳,认为清兵不能很快进入,而不知清兵已潜渡城河,从烟雾中蜂拥突上,众人来不及防御而崩溃。江阴终于被攻陷了。当清兵上城时,一队民兵对城列阵。清兵怕有埋伏,僵持半日不敢进攻。到黄昏时,城中鼎沸,民兵阵脚散乱,清兵才敢下城。
  城破之时,阎应元端坐于东城敌楼之上,要了一支笔,在城门上提到:“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讫,带着千人上马格斗,杀死清兵无数,欲从西门突围而不得。他环顾从者道:“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投在前湖中。义民陆正先想把他从水中扯起,正赶上刘良佐遣兵来擒,良佐自称与阎应元有旧,要生擒他,于是清兵把他捞起绑住,没有杀他。良佐踞坐在明佛殿,见应元来了,跃起,两手拍应元背而哭。应元道:“有什么好哭的,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博洛坐在县署,急索应元至堂上。阎应元挺立不屈,背向贝勒,骂不绝口。一卒以枪刺他的小腿,阎应元血流如注,不支倒地。博洛命人把他关到栖霞庵。当夜,寺中僧人不停听到“速杀我”的声音,天明时,终遇害。
  阎应元死后,家丁犹存十余人,皆因不降而被杀,陆正先也一同殉难。江阴县衙,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举火自焚,典吏陈明遇自己持刀与清兵血战,身负重创,握刀僵立,死时,身子倚在墙边,屹立不倒。训导冯厚敦自缢于明伦堂,妻与姊投井死。中书戚勋、诸生许用举家自焚而死。诸生许王家,被清军拘押时,“或劝曰:‘君故明一诸生,未食天碌,何以身殉?’王家曰:‘君臣之义,岂论仕与不仕?公等复言。’”书生笪某,被清军抓获之后,“刑前叹曰:‘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为忠义而死,死之犹生也。’临刑神色不变。”
  呜呼!中国军民这视死如归,以身殉国之精神,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矣!八月二十二日,清寇开始屠城,百姓或力战到底,或坦然就义,都以先死为幸,妇女多贞烈,投河而死。七岁孩童毅然就义,无一人顺从。清军屠城两日后“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阎、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此言甚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以微末下吏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击杀清寇数万人,重挫了清寇锐气,钳制了清寇主力南下,推动了各地的抗清斗争。在城破以后,仍拚死巷战,“竟无一人降者”。以阎应元为代表的江阴士民抗击满清的英雄事迹,凛凛气节在中华反侵略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若我国人还有明人之气节。何叫三百年后日寇1895甲午战争侵华,满清使中华蒙受奇耻大辱!
  阎典史牺牲之后,清军在江阴城进行了大屠杀。从此以后,整个江阴地区的人们都采取了对清廷不合作的态度:不当清朝的官,不应清朝的举。直到乾隆年间,乾隆给阎典史在江阴修祠,主动向江阴示好,局面才有了改观。
  腐胬白骨满疆场,
  万死孤城未肯降。
  寄语路人休掩鼻,
  活人不及死人香。
  ————明末一名江南女子路过江阴时题
  据《江阴城守后纪》所述:阎应元躯干丰硕,双眉卓竖,目细而长曲,面赤有须。每次巡城,身边有一人执大刀跟随左右,颇有云长再生之感。清兵望见,以为天神。阎应元号令严肃,对苟且偷安、不守法纪的人,必然重加责罚,以警示众人,即使时乡绅、豪强也不例外。而当战士困苦时,他又会亲自熬药斟酒,温言慰劳;当有人遇难,他亲自购置棺木,哭奠而殓葬;接见敢死队的战士时,不称姓名而称兄弟。遇到重要的任务,必然询问众人:“我兄弟谁能完成此事?”有人当路大喊道:“我欲杀敌,苦无短刀。”阎应元马上解下身上所佩价值二三十金的短刀,为其带上。阎应元凡事以身作则,诚恳待人,所以士、民都怀德畏威,濒死不悔。
  写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著名诗人和史学家赵翼是一个何等苛刻、狂妄的人,但他在面对阎应元的画像时却也不得不肃然起敬。他把阎应元放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中,和明末的诸多忠臣义士、叛官降将进行对比,发出了“何哉节烈奇男子,乃出区区一典吏”的感慨。一场本来是一边倒的战争,却悲壮惨烈地进行了81天,孤城困守,10万普通城民百姓面对24万精兵良将,历经日以继夜的围攻、炮轰和强弩,连折对方三王十八将,让清寇付出了75000余人的代价,这在中外战争史上可以算得上一个奇迹。三十六计中能用上的计谋,差不多都用上了:诈降、偷营、火攻、钉炮眼、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小股出击、登陴楚歌……无所不用其极,无不闪烁着创造性的光芒。最壮烈的莫过于派白发老人出城假投降,把火药暗藏在放银子的木桶底层,等清军升帐纳降时,火发炮裂,当场炸死清军3000余人,其中有亲王一人、大将二人,清军为之三军挂孝。与此同时,江阴城头也响起了悲怆的炮声,那是在为慷慨赴死的父老乡亲们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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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德川幕府借兵支援南明 朱舜水定居日本广收门徒

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和朱舜水被尊为“五大师”。其中,被尊为“日本的孔夫子”的朱舜水,以其传奇的经历在中日交往史上留下了一页独特的篇章。
朱舜水(1600年—1682年),字鲁玙,浙江余姚人。身为文人,朱舜水自幼淡泊名利,对科举制的文字游戏很是反感;他主张以经世致用为治学根本,关注社会民生。尽管隐居田园不愿出仕,但是身处晚明乱世的朱舜水忧国忧民,对明室忠心不改。

1644年清军入关后,南明势力败退舟山群岛。为匡复社稷,朱舜水曾几次往返于日本与舟山之间,想向日本借兵援助南明、恢复中原。1651年,51岁的朱舜水再赴东洋,但日本的德川幕府出于种种考虑,拒绝了他的借兵要求。朱舜水只好赴越南进行游说,但同样没有成功。就在这时,朱舜水得知舟山已被清兵攻陷的消息,不得不滞留在越南。

1657年,朱舜水打算回国支持郑成功抗清。恰在此时,越南国王四处征召识字者做文官,有人举荐了朱舜水。结果,朱舜水回国受阻,被带进了越南王宫。在异国国王面前,朱舜水誓死不肯跪拜。差官写了一个“拜”字命他拜,朱舜水却大笔一挥,在“拜”字上添了一个“不”字,就是不肯拜。差官又牵着他的袖子,按着他想强迫他跪拜,却被他奋力挣脱。越南国王大怒,扬言要杀他。朱舜水却说,“今日我为遵守明朝礼节而死,死而无憾。我死后,如可收尸,请题‘明徵君朱某之墓’”。此举赢得了越南国王的尊重,终于放他回国。

回到中国后的朱舜水参加了郑成功的北伐。后来战事失利,为了不做阶下囚,他决定东渡日本。定居日本后,朱舜水克勤克俭,去世时竟储蓄了三千余两白银,而这些钱是他企图恢复国家的经费……
流亡海外的朱舜水受到了日本文化界的敬重。他在东洋讲学22载,培育了无数精英,被后人尊为“日本的孔夫子”。其中,他与日本儒学大师安东省庵的师徒之谊更是传为佳话。早在朱舜水为抗清复明奔波于中日之间时,安东省庵就开始仰慕朱舜水。后来,朱舜水决定定居日本,却苦于日本幕府禁止外国人居留而进退维谷。安东省庵为此苦苦挽留,并四处求人,最终使日本当局为朱舜水而破了四十年不留外国人的禁令。

朱舜水刚到长崎,安东省庵就九次上门拜师,成为朱门第一位日本弟子。当老师生活窘困时,安东省庵又将微薄的俸禄奉上一半。1663年,朱舜水的住所被一场大火焚毁殆尽,只能寄居于皓墓寺的屋檐下,处境十分狼狈。安东省庵闻讯后急切万分,撇下病危的妹妹赶往长崎,为老师另建新居。朱舜水对这位异域高足也感激不已,特意将不轻易给人的“知己”二字赠予他。

朱门的精英除安东省庵外,还有日本国宰相(水户侯)德川光国、一代儒宗伊藤维桢、日本古学鼻祖山鹿素行和大儒安积觉等。可以说,流传日本的朱子学、古学和水户学,都受到了朱舜水的影响。三大学派又相互影响,形成了重实证、讲究经世致用、倡导改革致强的思想潮流,推动着日本社会的进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舜水帮助德川光国编纂了《大日本史》。在书中,朱舜水刻意突出了“尊周王、退诸侯、外夷狄”的“春秋”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演绎为尊王攘夷、倒幕维新的社会思维,成为日本明治维新和近代化的原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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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朝鲜之役明朝军队里的外国兵》
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十三日,日本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承平日久的朝鲜面对刚刚平定战国乱世的日军锐卒,一触即溃,败退千里,半月之内,首都汉城失守,两个月后,朝鲜北部的重要都市平壤也惨遭沦陷。一路逃亡的朝鲜国王李昖一直北撤至鸭绿江畔的义州,并不断地向宗主国明朝请求出兵援助。[1]



是年九月,一批来自暹罗国的朝贡使臣碰巧来到了北京城。在听闻了同为大明属国的朝鲜遭到日本的侵略而几近亡国的时事之后,义愤填膺的使臣自告奋勇地上疏明朝要求允许本国出兵直捣日本巢穴,既解救友邦朝鲜的国难,又帮助明朝惩治凶恶的敌人日本。[2]该请求虽然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批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未能付诸实行。[3]但是后来,在朝鲜参加对日军作战的明朝军队里却出现了包括暹罗人在内的复数外国士兵。拙稿以万历朝鲜之役为背景,探讨战争期间编入明朝军队的暹罗兵、黑人兵、日本兵等外国兵的情况,以管见当时东北亚世界复杂的人员交流情况。






一、朝鲜战场上的暹罗兵



(一)明朝的“借兵暹罗”战略
万历十九年(1592)九月,以“握叭喇”为正使的暹罗遣明使向明朝主动要求出兵进捣倭巢。明人王圻所撰的《续文献通考》对之作了如下的叙述:
万历二十年九月,经略侍郎宋应昌奏暹罗国正使握叭喇等愿督兵荡剿倭巢。奉旨:夷使所称,具见忠义,事关重大,还行与两广总督着移文另选一能事官员与原差官并夷同往彼国宣谕朝廷德意,取有回文,方可颁敕举事。[4]
明朝“借兵暹罗”战略的提出及其被纳入政府议案,对明朝朝野震动颇大,反响强烈。兵部尚书石星和朝鲜经略宋应昌极力主张实行,并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支持。而刚刚致仕的礼部尚书于慎行则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于慎行认为,暹罗距离太远,根本不可能出兵。对于当时有人提出的“暹罗入境,窥我虚实,且蹂躏中华”的担忧,于慎行“极讪笑之”,“以为茫茫大海,不知暹罗在何方”,“所云征调者已可笑”,建议“待其来时,再议之可也”。[5]于慎行对暹罗国的军事实力也有所怀疑,他认为暹罗是个小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日本视之何啻培塿”,所以,在他看来,用暹罗来进攻日本,无异于自不量力的“以蠛蠓入鼎”之举。他还认为,三十余年不通朝贡的偏远小国暹罗,本朝使者很难问津其地,令其发兵往征日本更不可能。[6]


但是,和于慎行对暹罗的轻视态度完全相反,当时距离暹罗最近、与暹罗交往最多、对暹罗情况最为了解的两广方面对暹罗出兵表示了相当的忧虑。[7]两广总督萧彦在奏折中所提到的两广方面“自闻报以来,粤中士庶,皇皇偶语,不胜杞忧。而司道等官,亦皆啧啧言之”[8],正是这种担忧的具体写照。


鉴于两广地区对暹罗出兵一事的民心动摇,作为两广督臣的萧彦上疏请求停行“借兵暹罗”事宜。此即当时流传颇广的《夷心难测,借兵宜慎疏》。
在《夷心难测,借兵宜慎疏》中,萧彦为了谏止暹罗出兵,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敏锐的问题——暹罗军事实力的强大。萧彦对暹罗的军事实力表示了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他首先指出,“暹罗虽世守臣贡于嘉隆之间,久以衍期”,“彼其于中国,非素效忠诚,如朝鲜比也”。故而,他把暹罗视作周朝的“狄人”、唐代的“回纥”以及两宋时的“金”、“元”。他举“周以狄伐郑,而狄卒病周,唐以回纥制胡,而回纥卒病唐”以及“通金伐辽,通元伐金”的“宋之覆辙”为鉴,指出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道理,表明了“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忧虑。萧彦指出,“暹罗之强,不减日本,其狡又不减日本”。虽然在陆战方面“暹罗不敌日本之技”,但是如果说起水战,“日本不敌暹罗之舟”。
萧彦认为,倘若暹罗与日本交战,无论胜负如何,结果都不利于明朝。如果暹罗失利,求援于明,明朝拒之无辞,援之无力,结果“未收日本之功,而先抅暹罗之衅”。而一旦暹罗打败日本,暹罗就会“挟己之功,轻我之备”。萧彦惧怕“异日之忧,不在日本,而在暹罗”。他认为,明朝的“借兵暹罗”,时在辽左告急之际,是向暹罗“示之弱”,他担心暹罗国内“有如关白者”,惧怕暹罗在日后“有所侮而动”。
除了作为军事实体的暹罗军队给明朝造成的直接威胁之外,萧彦还担心国内会因暹罗出兵而引发“他变”。一方面是“出入夷邦,包藏祸心”的“滨海奸人”们利用暹罗出兵的机会,“投入其中,多方拨置”,这些包括“暹罗、佛朗机、满喇咖诸国之夷”和“中国亡命”的特殊群体数量众多,尾大难掉,而其“犬羊之性,终不可测”,“譬之廮附颈,留之不可,去之不能”,这使得明朝方面在对他们的处理上颇为棘手。另一方面,像曾一本、林道乾那样的“积奸巨猾”则很可能利用叵测戎心,“潜为之主”,“入吐蕃劫盟故智,以直入广”,如此一来,“广不可为矣”。故而,萧彦认为,借兵有害无益,“近之则害先于粤东,而究之则忧贻于国家”。
萧彦上陈奏折的目的是想谏止明朝的“借兵暹罗”,对暹罗的拒绝出兵反倒颇有恶成乐败之意。他对暹罗自动拒绝出兵表示了相当的乐观,认为,暹罗不出兵对明朝来说虽然“有损国体”,但是“其为害也小”。
而“以图万全”之计,乃是萧彦要求的“覆议上请,亟寝前议”,自主地去“防剿倭夷”。萧彦认为,对于时当全盛之际的明朝来说,不存在兵力不足的顾虑,只要朝廷“下一尺之诏”,“万兵可以立致”,而且保证“人人思奋”。所以,萧彦认为,“以天下之力,御此岛夷,似无甚难”。
萧彦此疏的目的在于谏止“借兵暹罗”,在这份奏折里,作为天朝上国的明朝对蛮夷之国暹罗的戒备之心跃然纸上。
“借兵暹罗”战略被提出之后,虽然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批准,并且明朝方面也派出了使者往赴暹罗商讨暹罗出兵事宜,[9]但是因种种原因最终并未实现。[10]不过,后来的朝鲜战场上却出现了包括暹罗兵在内的复数外国兵。

(二)朝鲜战场上的暹罗兵
“借兵暹罗”以直捣倭巢的战略虽然在最终并未得到实现,但朝鲜战场上却出现暹罗军人的活动痕迹。韩国学者李铉淙较早注意到了朝鲜战场上暹罗兵的动向。
李鉉淙在其论文《壬辰の倭乱と東南アジア人の来援——大明軍の構成員として動員された琉球・シャム・インド軍の参战記録》[11]中,将整场万历朝鲜之役视为以朝鲜为舞台,明朝与琉球、暹罗、天竺等东南亚各国来援参战的东亚大战,而琉球、暹罗、天竺等国的参战,乃是出于明朝的动员体制。本节将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最早见到暹罗兵的朝鲜大臣为礼曹判书尹根寿。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尹根寿在向朝鲜国王汇报情况时首次提到了明军大将刘綎[12]帐下暹罗兵的到来:
四川、贵州之兵及暹罗人皆来。(刘)綎之为人,最为雅淡,秋毫不犯。”[13]
数日后,另一朝鲜官员李恒福在给国王的启文中再次提到了刘綎军队里的练兵实况,启文中出现了“诸藩向化”这一概念:
臣问所领各处苗蛮名号,所用技艺,则总兵即呼暹罗、都蛮等诸藩向化摆列左右,各执其器,次次来呈,殊形怪状,种种不一,眩矅人目。[14]
这些所谓的“诸藩向化”暹罗人等究竟因何而集中到刘綎帐下,是否果真如李铉淙所说的“响应明朝的动员令而来援助战”?这可在刘綎与李恒福的对话中找到答案:
总兵曰:“我自十三岁时从父亲领兵征战,横行天下。将外国向化者作为家丁。今所统率虽只五千,水陆之战皆可用,倭贼不足畏也。且我惯于倭战,熟知其情。”[15]
可见,李恒福所谓的作为“诸藩向化”的暹罗兵,正是刘綎所说的“家丁”。也正是因为领兵征战各地的刘綎有一种收降“外国向化者”“作为家丁”的惯例,朝鲜战场上的刘綎部队才带有如此浓烈的国际情趣。
不难想象,刘綎在驾驭外国部队时能受到朝鲜大臣“秋毫不犯”的赞誉,而没有出现萧彦所担心的“所过为墟”的“地方之忧”[16],正是因为这些所谓的暹罗、都蛮、天竺等“外国部队”充其量不过是刘綎本人可以严格管束的私人卫队而已。

刘綎之收罗暹罗兵等“外国向化者”“作为家丁”,主要是通过西南一隅的对外战争。如万历十三年(1585)刘綎平定云南罗雄的刘继荣叛乱时,其所招降到的部众达万余人之多:
……贼尽平。时首功止五十余级,而抚降者万余人。[17]
但是,刘綎所率赴援朝鲜的川兵总数也就五千,其属下家丁员额的有限可想而知。史料上没有关于刘綎属下家丁的数据统计,但是与他时代相当、名望相齐的大将陈璘[18]在此次赴援参战中也有募带亲兵的记录。
时为补任神机七营参将的陈璘因为广东防汛已毕,朝廷要求他火速进京赴任,以备援朝之役。[19]但是,接到命令之后的陈璘并没有马上携印上京,而是首先向朝廷提出了募带亲兵的要求:
摧锋陷阵,非得服习之兵,利害俱与,恩信相洽者,难奏成功。……职固尝养士,亦颇精强,但为数不多,必须添募,乃可启行。……除职见有家丁随带充役,……将见在营兵,挑选精锐,部领启程。[20]
朝廷同意了陈璘的要求,但对他募带亲兵的数额作了如下限制:
但有堪用选锋之兵,悉听陈璘募带,以五百名为率。[21]
可见,陈璘所能募带的亲兵总数充其量不过五百名,而其中的家丁数额更是寥寥可数。而与陈璘职衔相当、经历相似的刘綎属下的家丁数量应该不可能超出陈璘所能募带的亲兵数量太多,其帐下外国血统的家丁应当更为有限,暹罗兵更应该是其中微乎其微的小数群体。
由此可见,刘綎麾下的暹罗等外国兵,与其说是“响应明朝动员体制的联合国军”,毋宁说是刘綎赴援朝鲜的“川兵”中的辅助成分——他们是“刘氏家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参加对日作战的黑人兵





万历十九年(1592),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企图侵略明朝的消息通过复数的渠道传入了明朝。明朝对日本的侵略企图有着足够的警惕,并提出了诸多的对策。是年十一月,两广总督刘继文上奏折给万历皇帝,提出了怂恿定居澳门的葡萄牙人出兵擒斩丰臣秀吉的计策。《明神宗实录》记载为:
总督两广侍郎刘继文备陈防倭条议。……仍将倭奴入犯情节晓谕澳夷,令其擒斩关白入献,重加赏赉,尤销患安邦之一策也。着如议行。[22]
该计策后来并未奏效,而史料上也并无葡萄牙出兵与日本作战的记录。但是,原本隶属葡萄牙人的黑人奴隶中有一部分参加了万历朝鲜之役的对日作战。

万历二十六年(1598)五月,朝鲜国王李昖拜访了赴朝参战的明朝游击将军彭信古。彭信古向李昖展示了其麾下黑人兵的风采:
上幸彭游击信古处,设酌。上曰:“大人在京乎?南下乎?”游击曰:“过一月后,欲为南下矣。”且曰:“带来异面神兵,使之进见。”上曰:“何地之人,而何技能为耶?”游击曰:“自湖广极南,波浪国人也。渡三海,方抵湖广也。距朝鲜十五万余里也。其人善鸟铳及诸武艺。一名海鬼,黄瞳漆面,四支[肢]手足,一身皆黑,须发卷卷短曲如黑羊毛,而顶则秃脱,一匹黄绢盘结如蟠桃状而着之头上。能潜于海下,可戕贼船,且数日能在水底解食水族。中原人亦罕见也。”[23]

此处所提到的“波浪”国,乃“葡萄牙”之音译。这些所谓的葡萄牙人,并非真正本色的葡萄牙人,他们是葡萄牙人所奴役的黑人奴隶,所以,他们又有一个更加符合他们形象的名字“海鬼”。“海鬼”形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黑”,蜡黄的瞳孔,漆黑的面孔,四肢手足,通身漆黑。这些“海鬼”被彭信古誉为“异面神兵”,不仅仅是因为通身漆黑的“异面”特征,更由于他们“能潜于海下,可戕贼船,且数日能在水底解食水族”的通神本领。

朝鲜人笔下的黑人“海鬼”在中国的典籍中往往写作“黑鬼”。万历年间的广州布政司布政使蔡汝贤在其《东夷图说》“黑鬼”条中的描述与彭信古所介绍的内容大致相同:

黑鬼即黑番鬼,号曰鬼奴,言语嗜欲,不通性悫,无他肠,能扞主。其色黑如墨,目圆发鬈而黄……绝有力,一人可负数百觔。临敌不畏死。入水可经行一二日。尝见将官买以冲锋,其值颇厚。配以华妇,生子亦黑,久畜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为诸夷役使,如中国之奴仆也。或曰猛过白番鬼云。[24]
这些黑人往往“为诸夷役使”,其奴隶的身份确信无疑。彭信古手下的黑人兵虽然来历不明,但是因为他们的骁勇善战,被明朝将官“买以冲锋”的可能性很大。当时人王士性的《广志绎》在对黑人的描述中还涉及到了他们的买卖价格:
(香山岙)番舶有一等人,名昆仑奴者,俗称黑鬼。……其人止认其所衣食之主人,即主人之亲友皆不认也。其生死惟主人所命……买之一头,值五六十金。[25]
一名黑人奴隶价值五六十两银子,可见在当时其价值确实不匪。

彭信古帐下的黑人兵在朝鲜战场上的具体表现,因为史料的阙载不得而知。关于他们的最终归宿,虽然并无直接史料的记载,但是大致可以推测。《三朝平攘录》关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九、十月份中路明军与岛津军团作战的“泗州之战”的经纬有如下一段描述:
十月初一日,茅国器、叶邦荣、彭信古步兵三营直抵寨下攻打。其郝三聘、师道立、马呈文、蓝芳威四营马兵分作左右堵伏。止留步兵一枝守老营。于是茅、叶二将自卯力攻,至巳,用大将军木杠已打破大门一扇,城垛数处。而彭信古兵皆京城亡赖,素不习战,亦不善火器,忽木杠破药发,冲起半天俱黑,各兵一时自惊乱,倭因乘隙从前小门杀出直冲,彭兵皆溃走。郝、师马骑兵方环城而射,一见兵溃,各望风遁走。茅、叶两营殊死闘,然已在重围中,众寡不敌,杀伤甚众。蓝芳威驻兵十里外断后,亦走,董帅不能约止,各兵遂大溃,堕崖落穽不可胜纪。彭兵三千,止存五六十。茅兵亦损六七百。茅营中军徐世卿被捉去,不屈而死。[26]
彭信古麾下的三千明军,虽然有一部分“善鸟铳及诸武艺”的黑人兵,但是因为主要的构成者是不擅作战的“京城亡赖”,所以当战斗中突变临头的时候,彭军全线溃走,结果损失惨重。而其中最为英勇善战的黑人兵,很有可能在战斗中全军覆没。

另据《再造藩邦志》记载,早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二月,首次赴朝参战的刘綎帐下也有过黑人兵:
……刘綎字于坤,号省吾,江西南昌府洪都县人,领川蜀兵五千人,其中有海鬼数十名,其种出南番,面色深黑如鬼,能潜行海底。又有长人,形体绝大,几二丈,不堪骑马,乘车而来。又以两猕猴服弓矢骑马前导,亦能入贼中解马缰。[27]
这些黑人兵的形象及其作战能力,与彭信古帐下的黑人兵并无二致,其数量则是相当可观的数十名。由此可见,刘綎不仅仅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骁勇的大将,也是最具国际向心力的明军将领。关于这些黑人兵的其他情况,因史料的阙如也缺乏可资参考的下文。


三、编入明军的日本兵



(一)编入明军的日本兵
编入明军的日本兵在万历朝鲜之役前夜的万历十四、十五年间已经在当时明朝的辽东军中出现了。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
丙戌、丁亥间,顾冲庵养谦抚辽左,俘得海上零倭数十,皆贷命以实行伍。私念大虏目未识岛夷,可以奇胜之。一日,报虏骑入犯,命诸倭仍故装匿中军,候战酣时,忽执刀跳跃齐出,虏惊未定,则霜刃及马足,皆踣仆就戮,余骑逬散。顾因以奏功。他日虏再入,复命如前法赴斗,遂无一人还者。盖虏奴知其技止此,已先为备矣。[28]
投降明军的日本兵统计表(万历21年5月~7月)


投降人数(名)

投降时间

出典

处置

备注


4

万历21年6月27日

《经略复国要编》卷9“报石司马书”(万历21年6月28日)

因有刺客的嫌疑而被全部斩杀


28

万历21年6月20日

《经略复国要编》卷9“檄李提督”(万历21年7月26日)

提供日军的最新情报

6月20日自釡山投降


150余

万历21年7月

《经略复国要编》卷9“报石司马书”(万历7月11日)

被送往北京

当时宋应昌麾下军中投降日本兵总数


丙戌系指万历十四年(1586),丁亥为万历十五年(1587)。顾养谦于万历十三年(1585)由蓟州兵备副使升擢辽东巡抚,至万历十七年(1588)转任南京户部侍郎。在这短短的二、三年间,辽东巡抚顾养谦的麾下存在过数十名零星的日本兵。曾经在对北方少数民族作战中出奇制胜的日本兵,后因主帅战略的失误而全军覆没,以致未能参加后来的万历朝鲜之役。
那么,是否有其他在此前已经编入明军的日本兵参加了明军的首次东征(万历二十年~二十一年)?因为史料的阙载,这一问题不得而知。但是,在首次东征军中,出现了因为朝鲜之役而投降明军的日本兵。该日本兵因为通晓明、日两国以语言而被收编为明军通事。[29]
在明日讲和期间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至次年九月,驻留朝鲜的明朝军队招降了数量庞大的日本兵。据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仅万历二十年(1592)五月十七日至七月十一日,向他辖下明军投降的日本兵的数量就从90余名上升到了150名。而未被记录的投降于个别明朝将领的日本兵的数量,估计是上述公开记录的数倍乃至数十倍。明军将领刘綎在明日讲和期间就不失时机的收编了大量日本兵,虽然作了比较到位的保密工作,但还是走漏蛛丝马迹而被朝鲜方面发现了。据《宣祖实录》二十七年(1594)正月朔庚辰条:
接待都监启曰:“臣德馨,闻宋经略委官来到南大门外,令通事宋业男往见探问,则乃是自大丘回来者。傍有一天兵,不通言语,业男怪而问之,则是倭子云云。臣不胜惊愕,更令宋业男偕倭通事朴遇春往问,则说称小西飞差我与唐人二名持文书到萕浦平行长处,还到京中有日云。城中人虑有杂人潜隐之弊,令通事等多般搜访,则书吏金允丁家有倭子,作唐人貌样,与天兵同处云。令宋业男、朴遇春等往问,则说称投降刘总兵,总兵率來云。倭子之来已久,而家主金允丁不为陈告,请推考治罪。”
可知,因为言语不通,朝鲜方面获悉了一名被编入刘綎军中的日本兵。朝鲜方面对之极为愤慨,接待都监的“倭贼处置”要求是将日本兵“据义曳出斩之”,但慑于明军在对日作战中的重大作用,备边司以及朝鲜大臣柳城龙的最终处置意见是:
倭贼来在城外,臣等不胜痛心切齿。……我国威灵不振,制命于天将,虽有至痛,不能自由。……今若曳出斩之,则所谓率来委官者势必禁止,或生意外之变,此则前启所谓无益而难处者也。城内病倭,更为详问,则乃是投降刘总兵营下而养为家丁者云。总兵既已受降为兵,则似难任意处之,姑先驱出城外,勿使留在近处,且移咨于总兵,痛为禁断,庶或可也。[30]
即因本国“制命于天将”,故而虽然对日本兵入城深感痛切,但是只能听任,惟一能作的就是请求将日本“驱出城外”,且移咨刘綎,请求以后“痛为禁绝”。

《宣祖实录》并无记载朝鲜移咨刘綎请求停止招降日本士兵的记录,朝鲜对明军招降日本兵的行为似乎作了默许。
刘綎在朝鲜招募日本兵编入自己帐下,恐怕与麾下数百名的士兵减员有关。万历二十二年(1594)七月,刘綎与朝鲜副承旨李德悦有如下一段对话:
见兵五千亦可抵当数万,而物故数百,好汉不多,
何能有为。[31]
因为损失麾下数百名士兵,刘綎的遗憾可想而知。而当时颇为流行的日军投降,恰可帮助刘綎补充军中的减员。关于这些被收编至帐下的日本兵,刘綎本人对他们作如下描述:
倭贼之意不在于封贡,实欲求亲割地。求亲者,关白为其侄求婚于天朝,割地者,欲割汉江以南属之倭奴,以北属之天朝。俺营里降倭前后出来者甚多,其言皆一样。……[32]
除了对日本兵所提供的情报深为关心之外,刘綎在话题中还透露了一个信息,即投降于他的日本兵是以“前后出来”这么一种连续投降形式而来到他的军队中的,其数量“甚多”。虽无具体的人数统计,具备相当规模这一推测是可以成立的。

(二)刘綎麾下的“倭千总”

万历二十六年(1598)八月,明军与日军在朝鲜进入对峙期。是时,第二次来到朝鲜作战的明朝西路军大将刘綎与日军大将小西行长之间,进行了一次阴谋性质的讲和活动。所谓的这次讲和,其实是刘綎设计的一个圈套。关于小西行长一行从刘綎的圈套里逃脱的经纬,诸葛元声在其《三朝平攘录》中有如下描述:
行长初未信,后通事累次往,綎皆单骑侯于中道以示不疑,行长觇之,因信诺。八月一日,相与约定。行长将出赴会,而綎部中一倭千总密泄其谋。行长大惊起,中道遁去。[33]
这次阴谋,因为刘綎部下的一名“倭千总”的告密而泄漏,获悉刘綎阴谋的小西行长始明就里,在往赴与刘綎会谈的途中逃回本阵。
关于此事,日本方面的另一大将岛津义弘的年谱《义弘公御谱中》中亦有相关记载,其经纬大致相同:
庆长三年(1598)七月,刘綎屯于水原,欲攻顺天。綎谓诱行长而执之。即遣吴宗道于顺天……行长初疑之。宗道辞辨尤恳,且刘綎单骑驰出而迎行长于此。行长迷焉。约地而定会期。时刘綎阵中有日本人,即来于顺天,以綎谋告行长,行长大惊,不与綎相会,依是綎亦空归。[34]
那么,《三朝平攘录》中所见的“千总”,究竟是何等程度的明军将领?考察明朝的军事制度,可知明朝军队里有一种叫“营”的军事单位,一“营”之中通常有三、四名千总。他们在明朝的军队体系中可以算是中等程度职位的将校。关于其所下辖的士兵数量,《明史》有如下记录:
把总领二百五十人,千总领五百人。教练有成,即当优荐,听补中军号。[35]
即平时千总统辖约五百名的士兵并对之施之训练,并有机会得到升迁。在出兵作战的时候,千总所统辖的士兵数额,则往往超出平日,其数额可升级至千人的情况较为常见。嘉靖年间的抗倭将领朱先手下,就有一名统领一千余名北方士兵的千总王绪。[36]另万历二十一年(1593)与刘綎同时驻守朝鲜的将校之中,千总邓永和跻身其间,他的麾下有“山西兵一千名”。[37]
据上述《三朝平攘录》所记,当时的刘綎军队中,有一名被提拔至千总的日本兵。该年因为激战鲜有日军投降者,所以可以推测这名“倭千总”很有可能是在四、五年前明日讲和期间主动投降明军的一名日本兵。他在投降后立下诸多战功而被提拔至“千总”,并很有可能作为刘綎帐下的重要将领而参与了诱捕小西行长的阴谋,且最终成为了背叛明朝的泄密者。
关于这名官至千总的日本兵,因为中、日、韩三国史料的阙载,即使名字也不得而知。但是,他作为千总而统辖五百至一千名左右的士兵是可以想见的。他所统辖士兵的国籍虽然不可考究,但是作为日本国籍的明军将领,指挥日本国籍的明军士兵的可能性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三)四川镇远营中的五百“降倭铳手”
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朝和女真之间爆发了历史影响深远的“萨尔浒之战”。明军在战斗中遭遇惨败,著名将领刘綎阵亡。作为明朝诸将中最为骁勇的大将,刘綎之死给明朝带来的冲击极为巨大,明朝“举朝大悚”,“边事日为难矣”。[38]是时,“援辽效用儒士”龚利用向朝廷上了一道“揭帖”,就精兵征发一事,强烈建议朝廷征用原来隶属刘綎麾下的五百名日本鸟枪手以投入与女真的作战中:
蜀镇远营之降倭铳手五百,乃先都督綎之旧人,与松潘柳杨天全石砫之众技亦相等。……且川兵切故主之仇,意气有特奋者,则义勇足用矣。……恤故将精兵,谕以复仇大义,示之报国赤诚,人期用命,师克先和,审天时,度地理,秘方略,察敌情,以正合,以奇变,妙在更番进退,如是而兵之所出,地无险易,敌无强弱,以战则胜,攻则克守,则固其于犁庭,扫穴讨罪雪耻也,如执劵以索偿,探囊而取物耳。……[39]
当时在四川的“镇远营”为明朝戌守边疆的“降倭铳手五百”,是数量庞大的日本兵集团,他们原系都督刘綎昔日之部属。其作战能力丝毫不逊色于明朝公认的精锐“松潘柳杨天全石砫”的士兵。他们痛切地感受着昔日故主刘綎的大仇,复仇的意气极为高涨,拿他们与女真作战,义勇足恃,胜利可期。
 
他们主要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刘綎到达朝鲜王京)后至次年九月(刘綎离开朝鲜归国)期间投降刘綎的日本兵。[40]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跟随刘綎再次履足朝鲜与日军作战之际,他们中的一位直接领导“千总”向侵略者的母国将领小西行长告密,帮助小西行长逃脱了刘綎设计的圈套。

万历二十七年(1599)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这些日本兵跟随刘綎归国往征四川播州杨应龙的叛乱,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41]

但是,此后的万历四十四年(1616),时任四川总兵官的刘綎因为殴打四川马湖知府事件而被革职回家。[42]因受革职处分而被遣回老家的刘綎不能带兵回家,这些自朝鲜之役而编入明军并在第二次东征战役中参与对日作战的的日本兵因而只能留在四川的镇远营而为明朝戌守边疆。

明朝和女真的“萨尔浒之战”之后,在龚利用揭帖“为身经贼围血战因撃辽事阽危沥陈刍言以舒忠 以裨庙算万一事”中被提到的镇远营的五百名“降倭铳手”是否被明朝政府征发不得而知。但是,一年之后的天启元年(1621),当四川发生“蔺贼之乱”时,镇守该“镇远营”的士兵则仅有七百名之额。[43]
在“营”这一军事单位里,一般情况下应该有三千余士兵,即使在明朝后期军备废弛的情况下,千名以上的士兵数量还是可以确保的。但是,仅剩下七百名营兵的现状,恐怕与其中的精锐部分五百名“降倭铳手”在天启元年“蔺贼之乱”前夜被征往北方战场不无关系。

(四)编入明军的其他日本兵集团

万历朝鲜之役中的日本兵,并不仅限于刘綎军团。朝鲜之役后,明军中出现了复数的日本兵集团。

上述提及的投降明军的日本兵,其处理模式为编入明军。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一年(1593)八月投降明军的日本兵,明政府作了如下的收编处置:

李如松先后收降解到经略军情者一百六十余名,除解蓟八十四名,内该督臣留蓟镇六十四名,分置各路。其解京二十名,本部于译审次日,即分发宣、大两镇去讫。[44]
明朝第二次东征(万历二十五年~万历二十六年)前后,被编入辽东军的日本兵被投入到了对北方少数民族的作战之中。据赵士祯《神器谱》所记:
  前岁(万历二十五年)辽左降倭二十余人,用铳杀虏数十。
万历三十六年(1608),时任辽东巡按的熊廷弼就当时辽东的军事改革向万历皇帝提交了一道奏折。在奏折中,熊廷弼就现在分作十营的广宁镇镇兵,提出了重归原先的“正兵”以及“左右两翼”共三营的建议。关于其中最为重要的“正兵”构成,熊廷弼提出了如下的分配建议:
  正兵营,分拨见在家丁二千四百九十一名,军士一千四百五十名,火器手一百三十名,拨夜二百名,降夷三百九十九名,降倭一百二名,共四千七百七十二名,俱属标下中军统摄,原委小中军一员,设千总四员,把总八员管理。[45]
此处所见的“降倭一百二名”,无疑就是十年前万历朝鲜之役之际投降明军的日本兵。鉴于这些日本兵擅长鸟铳等先进武器,熊廷弼认为应该将他们编入最为精锐的“正兵营”。

编入明军的日本兵集团,似乎并不仅仅局限于明朝的地方军队。在作为明朝中央军、最为精锐的军队“京营”中,曾经出现过关于设置“倭营”的议论。万历后期的明朝旧将顾文纲就日益坐大的女真族的处理对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三点建议,在其第一条建议的“曰简练举尤可以急需”中,顾文纲提出了应照先年所议旧例,在“京营”中设置强战斗力的“倭营”:
仍于京营,照先年议设倭营事例,挑选精壮,另悉一枝,以备缓急,犹紧着也。[46]
顾文纲认为,应该照先年所议旧例,挑选精壮的日本兵,在“京营”中组织一个名为“倭营”的军事单位可以备缓急之需。可见,当时明朝的中央和地方军队中,确实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在编日本兵,他们应有上千的人数,至少可备组织一个营的兵力所需。


小 结



参加万历朝鲜之役的明军中的外国兵,除了上述的暹罗兵、黑人兵、日本兵之外,还有来自其他东南亚一带地区的成员。
朝鲜宣祖二十六年(1593)四月甲午,曾经拜访过刘綎的朝鲜兵曹判书李恒福向国王汇报了刘綎军中的练兵实况:
(刘綎)仍出示所用各样军器,又令所率暹罗、都蛮、小西天竺、六番、得楞国、苗子、西番、三塞、缅国、播州、镗钯等投顺人列立于左右,次次各呈其技,终日阅视。[47]
这里所见的“都蛮、小西天竺、六番、得楞国、苗子、西番、三塞、缅国、播州、镗钯”等各个国家或民族的士兵,与上述的暹罗兵、黑人兵、日本兵一样,都是投降明朝而被编入明军的外国兵。但是,因为在中、日、韩三国史料上并未发现关于他们的更多记录,所以只能留待他日的补阙。
万历朝鲜之役的明朝军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国际化。万历朝鲜之役明军中的外国兵,以暹罗兵、黑人兵、日本兵为主要组成成员,其数量自数十、数百乃至上千不等,他们一般都具备较为良好的作战能力,通过各个不同的途径被收编到了明朝军队之中,并最终来到了朝鲜战场参加了支援朝鲜的对日作战,为万历朝鲜之役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明朝军队里的外国兵,也可以说是以万历朝鲜之役为中心的东北亚世界在军事人员交流方面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了当时东北亚世界频繁的人员往来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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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三屠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全国百姓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严重伤害汉族百姓的民族感情,于是纷纷起而抗清。其中嘉定人民的抗清反剃发斗争尤为顽强激烈。闰六月十三日,剃发令下,群众开始酝酿反抗。清嘉定知县强制剃发,起义顿时爆发。城郊居民一呼而起,打败来剿清军。人民公推黄淳耀、侯峒曾出面领导抗清。降将李成栋率清兵猛攻,城中居民冒雨奋战,坚守不屈。清军用大炮轰城,始得攻入。侯峒曾投河死,黄淳耀自缢,城中无一人投降。清军忿而屠城,杀二十万余人后弃城而去。次日朱瑛又率众入城,组织抗清,旋败,再遭清兵屠杀。八月十六日明将吴之藩起兵,反攻嘉定,亦败,嘉定第三次遭屠城。史称“嘉定三屠”。多铎统军占领南京,南明弘光朝廷覆亡。同年六月,南明降臣钱谦益,赵之龙等向多铎献策曰:“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清廷乃于六月十五日颁诏书往江南曰:“……削发一事,本朝已相沿成俗,尔等毋得不遵法度。……凡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然而“削发令”一下,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却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反抗满清暴行最为惨烈的嘉定,史称“嘉定三屠”。
削发令
  嘉定,秦代属会稽郡娄县,隋唐时属苏州昆山县。至宋朝嘉定十年,遂以年号为地名,今属上海市嘉定区。为在嘉定强行推行“削发令”,满清政权决定实施武力征服之。七月初三日黎明,清兵踏破了昔日嘉定古城的宁静。据史载:清军进攻嘉定城的先锋李成栋,曾是已故南明弘光朝廷兵部尚书史可法的部下。早在去年(公元1644年)的四月,当清军固山额真准塔统兵南下,逼近徐州城之时,时任守城总兵官的李成栋竟望风而逃,不久遂降于清。此时,为反抗满清的入侵,嘉定城内的市民一致推举侯峒曾,黄淳耀黄渊耀兄弟主持城防。侯峒曾,字豫瞻。原任南明弘光朝通政司左通政,南京沦陷后,避难于老家嘉定。黄淳耀,字蕴生。乃崇祯年间进士,与其弟黄渊耀均世居于嘉定城。在侯峒曾和黄氏兄弟的指挥下,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为鼓舞士气,侯峒曾下令在嘉定城楼上悬挂一面“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同时在城楼上“集众公议”,决定“划地分守”嘉定城:由南明诸生张锡眉率众守南门,秀水县教师龚用圆佐之;南明国子监太学生朱长祚守北门,乡绅唐咨佐之;黄淳耀兄弟守西门;侯峒曾亲自守东门,诸生龚孙炫佐之。此外,由诸生马元调(时年七十岁)与唐昌全,夏云蛟等负责后勤供给。集议已定,各头领率众在城上日夜巡逻。“嘉人士争相执刃以从,人情颇觉鼓舞。”为阻止清军进犯,侯峒曾又下令将城外各桥毁坏,“东,北二门俱用大石垒断街路,西,南二门用圆木乱石横塞道途。”天亮时分,清军击败了城外各村镇的乡兵后,便将嘉定城四面包围。随即李成栋下令,集中火炮齐轰东,西二门。“清兵攻城甚急,多缚软梯至城下,城上砖石如雨。”守城民众虽“亡失甚众”,但仍顽强不屈。若有某断城墙被炮火轰塌,城内民众便及时用木料和充土布袋堵塞之。“守城者若有伤亡,乃立即补充。”或曰:中国有两个社会,上浮夸而下粗扑;上游戏而下献身。诚信斯言哉!黄昏时分,突然暴雨如注,狂风骤起。守城民众仍毫不畏惧,冒雨抵抗。是时,因“城中遂不能张灯,(李)成栋令兵丁潜伏城下之穴城,而守者弗觉也。”(文秉《甲乙事案》)翌日破晓时分,暴风骤雨仍然不止。时城上民众已连续守城三昼夜,遍体淋湿,加之饮食已绝,故人人身疲力竭。李成栋遂令士兵“置灯于地穴中,炮发震城。”火炮声“终日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婴儿妇女,狼奔鼠窜。”(朱子素《嘉定屠城略》)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灾难终于降临。随着城墙一隅在炮声中轰然倒塌,清军乘机登城,蜂拥而入。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此刻,侯峒曾正在东门城楼上。城陷,“士卒皆曰:‘吾曾受公厚恩,尚可卫公出走。’峒曾曰:‘与城存亡,义也。’及下城拜家庙,赴水死之。其长子玄演,次子玄洁身处数十刀,亦死之。”城陷之时,黄淳耀黄渊耀兄弟急趋城内一僧舍。“淳耀问其从者曰:‘侯公若何?’曰:‘死矣!’曰:‘吾与侯公同事,义不独生。’乃书壁云:‘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进不得宜力王朝,退不得洁身远引,耿耿不没,此心而已。大明遗臣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其弟渊耀曰:‘兄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愿为北虏之民也。’淳耀缢于东,渊耀缢于西。”(黄宗曦《弘光实录钞》)又据史载;诸生张锡眉解带缢于南门城楼上,死前作绝命词,大书裤上云:“我生不辰,与城存亡,死亦为义!”教师龚用圆赴水死,二子从之。诸生马元调,唐昌全,夏云蛟,娄复闻,城破亦死之。又有黄某,与清军巷战中“手挥铁简,前后杀数百人,后中失而死。”这些“志士仁人”之死,从历史上看,固然是其儒家“仁义”观念的根本追求所致。但从民族兴亡的高度看,这为民族生存而死之大丈夫精神,不也成为汉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吗?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朱子素《嘉定屠城略》)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是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更有甚者,屠城罪魁李成栋,竟用三百只大船运走了他掠夺的金帛女子。在此劫难中,不乏为虎作伥者。又史载:清兵如北门,“乃奸民导敌入。”至于趁火打劫者,亦不在少数。有汉奸徐元吉者,“以削发为名,日出行动,割人腹,啖人心肝,动以百计。”然而,满清的暴行并未扑灭民众的反抗怒火。七月二十四日,有江东人朱瑛者,自封游击将军,率兵五十余人回到嘉定城。是时,朱率部会同城内市民,将清军驱赶城外。第二天,逃至城外的李成栋,急令万国昌率兵增援。李本人则坐镇城外之织女庙,指挥各路兵马企图第二次攻城。七月二十六日清晨,清军乘城内民众武装力量尚未集结完毕,再次攻进城内。有汉奸浦嶂者,向李成栋献计曰:“若不剿绝,后必有变。”于是,清军第二次屠城。此时,城内许多居民尚未起,,“遂于屋中被猝然杀之。”顿时,“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在此次屠城中,浦嶂一马当先,“大显身手”。他甚至将好友娄某的全家斩尽杀绝。为此,嘉定城内民众“是日逢嶂,龆龀不留。”有一郭姓市民者,曾不胜愤慨地痛斥他:“人面兽心,狗鼠不食。”人神共怒,浦嶂惟掩面鼠窜耳!从李成栋,徐元吉,浦嶂之所为我们看到,每当社会大变动之时,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因社会的变动而得益。此除时势之必然外,各阶层之个体的品行德性与其地位之升降,亦有不可忽视之关系。而品行德性之沦丧,必然导致个人占有欲的极度扩张。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信夫!满清的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众的反抗意志。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乃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史载:吴之番“连杀数人,不能定。呼天曰:‘吾死,分也。未战而溃,我目弗瞑矣!’挺枪欲赴东门死。”清兵拥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满清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偿”。因为在这满城的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死亡者达二十万余人。“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初九,清兵破南京,明弘光帝南逃。三十日,县令钱默出逃。六月二十四日,清授县令张维熙到任。是日,明嘉定总兵吴志葵率百人,白布裹头,昼伏东门外时家坟,晚间各持火把逼近县城,扬言捉拿张维熙,张逃之夭夭。二十七日,吴志葵再临县城,士民夹道迎接复明之师。
  闰六月初七,明降将李成栋部骑兵路过境内新泾桥,清兵大肆奸淫妇女,致死7名。初八,李成栋亲率兵船百艘、马步兵2000余名停泊县城东关,大肆奸掠。初九,李率兵去吴淞,留偏裨将梁得胜等300名守护兵船。十二日,清军下剃发令,群情激愤,远近乡兵,竞相围攻李成栋船队。船只及所掠财物悉数焚毁,斩杀清官兵84名。十五日,李成栋去太仓求援,行至罗店又被乡兵追杀,伤亡惨重。于是,李成栋疯狂纵兵报复,滥杀无辜。
  十七日,明都察院观政、进士黄淳耀及弟渊耀,与前左通政侯峒曾及子元(玄)演、元(玄)洁倡议守城。十八日黎明,李成栋率兵攻罗店,支洪、陆文焕率乡兵抵御。李暗遣精兵东渡练祁,西渡荻泾,乡兵背腹受敌,退入镇内。时值早市,清军入镇屠杀。居民死难1604名。
  十九日,黄淳耀,侯峒曾集众公议,决定划地而守,城上高悬“嘉定恢剿义师”大旗,自制各种武器,严阵以待。
  二十五日,吴志葵遣游击蔡乔率兵200余名支援嘉定,扎营城外。次日五更,遭李成栋伏兵袭击,蔡乔战死。李成栋引兵归吴淞过新泾桥时,纵火焚屋,鸡犬不留。七月初一,各路乡兵10万余会集砖桥与清兵决战。清兵分左右两翼冲杀,乡兵大败,被追杀不计其数。李成栋部入娄塘镇后屠杀1073名,并纵兵奸淫妇女,不可名状。
  初三,李成栋汇同太仓清兵攻城,日夜炮轰。初四五更大雨滂沱,守城士民已露立三昼夜,饮食几绝,渐不能支。清兵趁机急攻,破东门涌入城内。侯峒曾仍坐镇城楼,二子急呼:“事急矣,何以为计?”侯峒曾答曰:“有死而已,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急令二子离去,二子走数步又还。侯峒曾怒日;“我死国事分也,祖母在,若辈应代我奉事,恋我何为?”二子恸哭而去,至孩儿桥皆被杀。侯峒曾自沉宣家池(叶池)未死,遂被清兵杀害。
  东门破,城中居民纷纷奔西门逃生,而清兵截段堵杀,居民投河死者无数。
  时镇守西门的黄淳耀见大势已无可挽回,遂与弟渊耀骑马至早年读书的西林庵,对僧无等曰:“大师急避,某兄弟从此辞矣!”遂索笔疾书:“遗臣黄淳耀于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灭,此心而已!异日寇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当知予心。”书罢,见弟渊耀已缢梁间,遂缢其侧。
  南门守将张锡眉,闻城破,偕妾投水死。身留绝命诗一首:“我生不辰,侨居兹里。路远宗亲,邈隔同气。与城存亡,死亦为义。后之君子,不我遐弃。”另有守城将领龚用圆、龚用广兄弟闻城破,拥抱恸哭曰;“我祖父清白自矢,已历三世。今日苟且图存,何面日见祖宗于地下?”语罢双双自溺而死。
  辰时,李成栋入城下令鸣炮屠城。小街僻巷,无不穷搜。每遇一人,大呼献宝,献若不多,连砍三刀,物尽则杀。全城刀声砉然,嚎叫之声,动地惊天。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不计其数。骨肉狼籍,遍地皆是。投河自溺者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门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浮于水面,高出数分。妇女若容貌不佳者必杀,有美色者生虏,于街坊当众奸淫。若有不从,钉其手足。初六日,李成栋纠集民船300余艘,满载所掠金帛、女子、牛马猪羊驶往太仓。
  嘉定被屠后,葛隆、外冈、马陆、杨行等镇乡兵复聚,再议抗清,誓不反顾,并时有偷袭斩杀清兵之义举。
  二十六日五更清兵大队至葛隆,入镇后肆行屠杀,流血满地,并再屠外冈镇。
  二十七日,浦峤、浦嶂率兵再屠嘉定,逢人便杀,不分老幼,所劫财物尽载太仓。
  自闰六月初,嘉定人民自发起义抗清,两个月内,大小战斗十余次,民众牺牲20万余,史称“嘉定三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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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灭亡中国带来的后遗症》
  
  满清僭越中国之后,满洲民族强烈的、狭隘的、自私的民族利己主义是造成中国近代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最根本原因。
  
  为什么这样说呢?满洲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了中原后,突然面对这么大的家当有些不知所措。由于满洲族小,他们驾驭这么庞大的中国有很大困难,所以这也就决定了人口不到中国1%的满洲族不可能像汉族那样天然地具有“家即天下”的意识。
  
  汉人人口比例素来在中国98%以上,这也就决定了汉人对中国的理解就是“家即天下”,所以汉族的天下观也必然就更加自信和包容一些,其开放性是任何少数民族政权所不能比拟的。比如,汉族可以制定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而蒙古或满洲人的元和清都少不了防汉制汉的民族压迫政策。
  
  少数民族掌握了中国政权以后,为了确保自己江山的永固,必然会采取对中国大多数人口汉族的防范制约措施——这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天然的自保措施。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凡是异族统治中国时都必然带来巨大的历史倒退——因为一个对占据国家绝大多数人口(98~99%)实行绝对压制和防范的政权是不可能使中国走向强大的。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在美国黑船事件后可以痛定思痛,敢于走向制度变革去进行“明治维新”;而满清却不敢于进行制度变革,仅仅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
  
  同样是封建专制王朝,同样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为什么满清和日本却选择了不同的改革之路呢?——这里,不得不承认:日本是单一制民族国家,其政府在改革措施上没有多少负担,而满清的任何变革都不能触及满洲贵族利益集团,不能动摇满洲根本,满洲皇族自上而下的“朕非中国人”(雍正语)意识,这些都使得满清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中国的主人”,而不是把满洲当作“中国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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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十日记

明·王秀楚



己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坚闭城以御敌,至念四日未破。城前禁门之内,各有兵守,予宅西城,杨姓将守焉。吏卒棋置,予宅寓二卒,左右舍亦然,践踏无所不至,供给日费钱千馀。不继,不得已共谋为主者觞,予更谬为恭敬,酬好渐洽;主者喜,诫卒稍远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娱军暇;是夕,邀予饮,满拟纵欢,忽督镇以寸纸至,主者览之色变,遽登城,予众亦散去。

越次早,督镇牌谕至“内有一人当之,不累百姓”之语,闻者莫不感泣。又传巡军小捷,人人加额焉。午後,有姻氏自瓜洲来避兴平伯逃兵,[兴平伯高杰也,督镇檄之,出城远避。]予妇缘别久,相见唏嘘;而敌兵入城之语,已有一二为予言者。予急出询诸人,或曰:“靖南侯黄得功援兵至。”旋观城上守城者尚严整不乱,再至市上,人言汹汹,披发跣足者继尘而至,问之,心急口喘莫知所对。忽数十骑自北而南,奔驰狼狈势如波涌,中拥一人则督镇也。盖奔东城外,兵逼城不得出,欲奔南关,故由此。是时,始知敌兵入城无疑矣。突有一骑由北而南,撤缰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传其姓字也。骑稍远,守城丁纷纷下窜,悉弃胄抛戈,并有碎首折胫者,回视城橹已一空矣!

先是督镇以城狭炮具不得展,城垛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使有馀地,得便安置。至是工未毕,敌兵操弧先登者白刃乱下,守城兵民互相拥挤,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板,匍匐扳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即倾,人如落叶,死者十九;其及屋者,足蹈瓦裂,皆作剑戟相击声,又如雨雹挟弹,铿然【金訇】然,四应不绝,屋中人惶骇百出,不知所为?而堂室内外深至寝闼,皆守城兵民缘室下者,惶惶觅隙潜匿,主人弗能呵止,外厢比屋闭户,人烟屏息。

予厅後面城,从窗隙中窥见城上兵循南而西,步武严整,淋雨亦不少紊,疑为节制之师,心稍定。忽叩门声急,则邻人相约共迎王师,设案焚香,示不敢抗,予虽知事不济,然不能拂众议,姑应曰唯唯。於是改易服色,引领而待,良久不至。予复至後窗窥城上,则队伍稍疏或行或止;俄见有拥妇女杂行,阚其服色皆扬俗,予始大骇。还语妇曰:“兵入城,倘有不测,尔当自裁。”妇曰诺。因曰:“前有金若干付汝置之,我辈休想复生人世矣!”涕泣交下,尽出金付予。值乡人进,急呼曰:“至矣,至矣!”予趋出,望北来数骑皆按辔徐行,遇迎王师者,即俯首若有所语。是时,人自为守,往来不通,故虽违咫尺而声息莫闻,迨稍近,始知为逐户索金也。然意颇不奢,稍有所得,即置不问,或有不应,虽操刀相向,尚不及人,後乃知有捐金万两相献而卒受毙者,扬人导之也。

次及予楣,一骑独指予呼後骑曰:“为我索此蓝衣者。”後骑方下马,而予已飞遁矣;後骑遂弃余上马去,予心计曰:“我粗服类乡人,何独欲予?”已而予弟适至,予兄亦至,因同谋曰:“此居左右皆富贾,彼亦将富贾我,奈何?”遂急从僻迳托伯兄率妇等冒雨至仲兄宅,仲兄宅在何家坟後,【月付】腋皆窭人居也。予独留後以观动静,俄而伯兄忽至曰:“中衢血溅矣,留此何待?予伯仲生死一处,亦可不恨。”予遂奉先人神主偕伯兄至仲兄宅,当时一兄一弟,一嫂一侄,又一妇一子,二外姨,一内弟,同避仲兄家。天渐暮,敌兵杀人声已彻门外,因乘屋暂避;雨尤甚,十数人共拥一毡,丝发皆湿;门外哀痛之声悚耳慑魄,延至夜静,乃敢扳檐下屋,敲火炊食。城中四周火起,近者十馀处,远者不计其数,赤光相映如雷电,辟卜声轰耳不绝;又隐隐闻击楚声,哀顾断续,惨不可状。饭熟,相顾惊怛不能下一箸,亦不能设一谋。予妇取前金碎之,析为四,兄弟各藏其一,髻履衣带内皆有;妇又觅破衲敝履为予易讫,遂张目达旦。是夜也,有鸟在空中如笙簧声,又如小儿呱泣声者,皆在人首不远,後询诸人皆闻之。

念六日,顷之,火势稍息。天渐明,复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数人伏天沟内。忽东厢一人缘墙直上,一卒持刃随之,追蹑如飞;望见予众,随舍所追而奔予。予惶迫,即下窜,兄继之,弟又继之,走百馀步而後止。自此遂与妇子相失,不复知其生死矣。诸黠卒恐避匿者多,绐众人以安民符节,不诛,匿者竞出从之,共集至五六十人,妇女参半,兄谓余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终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群势众则易避,即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当是时,方寸已乱,更不知何者为救生良策?共曰唯唯,相与就之。领此者三满卒也,遍索金帛,予兄弟皆罄尽,而独遗予未搜;忽妇人中有呼予者,视之乃余友朱书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发露肉,足深入泥中没胫,一妾犹抱一女,卒鞭而掷之泥中,旋即驱走。一卒提刀前导,一卒横槊後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数十人如驱犬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从其後门直入,屋宇深邃,处处皆有积尸,予意此间是我死所矣;乃逶迤达前户,出街复至一宅,为西商乔承望之室,即三卒巢穴也。入门,已有一卒拘数美妇在内简检筐篚彩缎如山,见三卒至,大笑,即驱予辈数十人至後厅,留诸妇女置旁室;中列二方几,三衣匠一中年妇人制衣;妇扬人,浓抹丽妆,鲜衣华饰,指挥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尽媚态,不以为耻;予恨不能夺卒之刀,断此淫孽。卒尝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呜呼,此中国之所以乱也。

三卒随令诸妇女尽解湿衣,自表至里,自顶至踵,并令制衣妇人相修短,量宽窄,易以鲜新;诸妇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体相向,隐私尽露,羞涩欲死之状,难以言喻。易衣毕,乃拥之饮酒,哗笑不已;一卒忽横刀跃起向後疾呼曰:“蛮子来,蛮子来!”近前数人已被缚,吾伯兄在焉。仲兄曰:“势已至此,夫复何言?”急持予手前,予弟亦随之,是时男子被执者共五十馀人,提刀一呼,魂魄已飞,无一人不至前者;予随仲兄出厅,见外面杀人,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忽心动若有神助,潜身一遁,复至後厅,而五十馀人不知也。

厅後宅西房尚存诸老妇,不能躲避,由中堂穿至後室,中尽牧驼马,复不能逾走;心愈急,遂俯就驼马腹下,历数驼马腹匍匐而出;若惊驼马,稍一举足,即成泥矣。又历宅数层,皆无走路,惟旁有弄可通後门,而弄门已为卒加长锥钉固;予复由後弄至前,闻前堂杀人声,愈惶怖无策,回顾左侧有厨,中四人盖亦被执治庖者也,予求收入,使得参司火掌汲之役,或可幸免。四人峻拒曰:“我四人点而役者也,使再点而增人,必疑有诈,祸且及我!”予哀吁不已,乃更大怒,欲执予赴外,予乃出,心益急,视阶前有架,架上有瓮,去屋不甚远,乃援架而上,手方及瓮,身已倾仆,盖瓮中虚而用力猛故也。无可奈何,仍急趋旁弄门,两手棒锥摇撼百度,终莫能动,击以石,则响达外庭,恐觉;不得已复竭力摇撼之,指裂血流,淋漏两肘,锥忽动,尽力拔之,锥已在握,急掣门【户及,“及”在“户”下,意为门闩,下同】,【户及】木槿也,濡雨而涨,其坚涩倍于锥,予迫甚,但力取【户及】,【户及】不能出而门枢忽折,扉倾垣颓,声如雷震,予急耸身飞越,亦不知力之何来也。疾趋後门出,即为城脚。时兵骑充斥,触处皆是,前进不能,即于乔宅之左邻後门挨身而入;凡可避处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後至前,凡五进皆如是。直至大门,已临通衢,兵丁往来络绎不绝,人以为危地而弃之。予乃急入,得一榻,榻颠有仰顶,因缘柱登之,屈身向里,喘息方定,忽闻隔墙吾弟哀号声,又闻举刀砍击声,凡三击遂寂然。少间复闻仲兄哀恳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当取献。”一击复寂然;予此时神已离舍,心若焚膏,眼枯无泪,肠结欲断,不复自主也。旋有卒挟一妇人直入,欲宿此榻,妇不肯,强而後可,妇曰:“此地近市,不可居。”卒复携之去,予几不免焉。室有仰屏,以席为之,不胜人,然缘之可以及梁,予以手两扳梁上桁条而上,足托驼梁,下有席蔽,中黑如漆,仍有兵至,以矛上搠,知是空虚,料无人在上,予始得竟日未遇兵;然在下被刃者几何人?街前每数骑过,必有数十男妇哀号随其後。是日虽不雨,亦无日色,不知旦暮。至夕,军骑稍疏,左右惟闻人声悲泣,思吾弟兄已伤其半,伯兄亦未卜存亡?予妇予子不知何处?欲踪迹之,或得一见;且使知兄弟死所。乃附梁徐下,蹑足至前街,街中枕尸相藉,天暝莫辨为谁?俯尸遍呼,漠无应者。遥见南首数火炬蜂拥而来,予急避之,循郭而走。城下积尸如鳞,数蹶,声与相触,不能措足,则俯伏以手代步,每有所惊,即仆地如僵尸,久之始通于衢。衢前後举火者数处,照耀如白昼,逡巡累时,而後越,得达小路,路人昏夜互触相惊骇,路不满百步,自酉至亥方及兄家。

宅门闭不敢遽叩,俄闻妇人声,知为吾嫂,始轻击,应门者即予妇也。伯兄已先返,吾妇子俱在,予与伯兄哭,然犹未敢遽告仲兄季弟之被杀也。嫂询予,予依违答之。予询妇何以得免?妇曰:“方卒之追逐也,子先奔,众人继之,独遗我,我抱彭儿投屋下不得死,吾妹踢伤足亦卧焉。卒持我二人至一室,屋中男妇几十人皆鱼贯而缚之。卒因嘱我于诸妇曰:‘看守之,无使逸去。’卒持刀出,又一卒入,劫吾妹去;久之,不见前卒至,遂绐诸妇得出。出即遇洪妪,相携至故处,故幸免。”洪妪者仲兄内亲也。妇询予,告以故,唏嘘良久。洪妪携宿饭相劝。哽咽不可下。外复四面火起,倍于昨夕,予不自安,潜出户外,田中横尸交砌,喘息犹存;遥见何家坟中,树木阴森,哭音成籁,或父呼子,或夫觅妻,呱呱之声,草畔溪间,比比皆是,惨不忍闻。回至兄宅,妇谓予曰:“今日之事,惟有一死,请先子一死,以绝子累;彭儿在,子好为之!”予知妇之果於死也,因与语竟夜,不得间,东方白矣。

念七日,问妇避所,引予委曲至一柩後,古瓦荒砖,久绝人迹,予蹲腐草中,置彭儿于柩上,覆以苇席,妇偻居于前,我曲附于後;扬首则露顶,展足则踵见,屏气灭息,拘手足为一裹,魂少定而杀声逼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馀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日向午,杀掠愈甚,积尸愈多,耳所难闻,目不忍视,妇乃悔畴昔之夜,误予言未死也。然幸获至夕,予等逡巡走出,彭儿酣卧柩上,自朝至暮,不啼不言,亦不欲食,或渴欲饮,取片瓦掬沟水润之,稍惊则仍睡去,至是呼之醒,抱与俱去;洪妪亦至,知吾嫂又被劫去,吾侄在襁褓竟失所在,呜呼痛哉!甫三日而兄嫂弟侄已亡其四,茕茕孑遗者,予伯兄及予妇子四人耳!相与觅臼中馀米,不得,遂与伯兄枕股忍饥达旦。是夜予妇觅死几毙,赖洪妪救得免。

念八日,予谓伯兄曰:“今日不卜谁存?吾兄幸无恙,乞与彭儿保其残喘。”兄垂泪慰勉,遂别,逃他处。洪妪谓予妇曰:“我昨匿破柜中,终日贴然,当与子易而避之。”妇坚不欲,仍至柩後偕匿焉。未几,数卒入,破柜劫妪去,捶击百端,卒不供出一人,予甚德之,後仲兄产百金,予所留馀亦数十金,并付洪妪,感此也。少间,兵来益多,及予避所者前後接踵,然或一至屋後,望见柩而去。忽有十数卒恫喝而来,其势甚猛,俄见一人至柩前,以长竿搠予足,予惊而出,乃扬人之为彼乡导者,面则熟而忘其姓,予向之乞怜,彼索金,授金,乃释予,犹曰:“便宜尔妇也。”出语诸卒曰:“姑舍是。”诸卒乃散去。喘惊未定,忽一红衣少年掺长刃直抵予所,大呼索予,出,举锋相向,献以金,复索予妇,妇时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予绐之曰:“妇孕多月,昨乘屋坠下,孕因之坏,万不能坐,安能起来?”红衣者不信,因启腹视之,兼验以先涂之血裤,遂不顾。所掳一少妇一幼女一小儿,小儿呼母索食,卒怒一击,脑裂而死,复挟妇与女去。

予谓此地人迳已熟,不能存身,当易善地处之;而妇坚欲自尽,予亦惶迫无主,两人遂出,并缢于梁;忽项下两绳一时俱绝,并跌于地。未及起,而兵又盈门,直趋堂上,未暇过两廊。予与妇急趋门外,逃奔一草房,中悉村间妇女,留妇而却予,予急奔南首草房中,其草堆积连屋,予登其颠,俯首伏匿,复以乱草覆其上,自以为无患矣。须臾卒至,一跃而上,以长矛搠其下,予从草间出乞命,复献以金;卒搜草中,又得数人,皆有所献而免。卒既去,数人复入草间,予窥其中,置大方桌数张,外围皆草,其中廓然而虚,可容二三十人。予强窜入,自谓得计,不意败垣从半腰忽崩一穴,中外洞然,已为他卒窥见,乃自穴外以长矛直刺;当其前者无不被大创,而予後股亦伤。於是近穴者从隙中膝行出,尽为卒缚,後者倒行排草而出。

予复至妇所,妇与众妇皆伏卧积薪,以血膏体,缀发以煤,饰面形如鬼魅,鉴别以声。予乞众妇,得入草底,众妇拥卧其上,予闭息不敢动,几闷绝,妇以一竹筒授予,口衔其末,出其端于上,气方达,得不死。户外有卒一,时手杀二人,其事甚怪,笔不能载。草上诸妇无不股栗,忽哀声大举,卒已入室,复大步出,不旋顾。天亦渐暝,诸妇起,予始出草中,汗如雨。至夕,复同妇至洪宅,洪老洪妪皆在,伯兄亦来,云是日被劫去负担,赏以千钱,仍付令旗放还;途中乱尸山叠,血流成渠,口难尽述。复闻有王姓将爷居本坊昭阳李宅,以钱数万日给难民,其党杀人,往往劝阻,多所全活。是夜悲咽之馀,昏昏睡去。次日,则念九矣。

自念五日起,至此已五日,或可冀幸遇赦,乃纷纷传洗城之说,城中残黎冒死缒城者大半,旧有官沟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夜行昼伏,以此反罹其锋。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辄结伴夜入官沟盘诘,搜其金银,人莫敢谁何。予等念既不能越险以逃,而伯兄又为予不忍独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原蔽处知不可留,而予妇以孕故屡屡获全,遂独以予匿池畔深草中,妇与彭儿裹卧其上,有数卒至,为劫出者再,皆少献赂而去。继一狠卒来,鼠头鹰眼,其状甚恶,欲劫予妇;妇偃蹇以前语告之,不听,逼使立起,妇旋转地上,死不肯起,卒举刀背乱打,血溅衣裳,表里渍透。先是妇戒予曰:“倘遇不幸,吾必死,不可以夫妇故乞哀,并累子;我死则必死子目,俾子亦心死。”至是予远躲草中,若为不与者,亦谓妇将死,而卒仍不舍,屡擢妇发周数匝于臂,怒叱横曳而去。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地,环曲以出大街,行数武必击数下。突遇众骑至,中一人与卒满语一二,遂舍予妇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无完肤矣!

忽又烈火四起,何家坟前後多草房,燃则立刻成烬;其有寸壤隙地,一二漏网者,为火一逼,无不奔窜四出,出则遇害,百无免一。其闭户自焚者由数口至数百口,一室之中,正不知积骨多少矣!大约此际无处可避,亦不能避,避则或一犯之,无金死,有金亦死;惟出露道旁,或与尸骸杂处,生死反未可知。予因与妇子并往卧冢後,泥首涂足,殆无人形。时火势愈炽,墓木皆焚,光如电灼,声如山摧,悲风怒号,令人生噤,赤日惨淡,为之无光,目前如见无数夜叉鬼母驱杀千百地狱人而驰逐之。惊悸之馀,时作昏眩,盖已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间矣。

骤闻足声腾猛,惨呼震心,回顾墙畔,则予伯兄复被获,遥见兄与卒相持,兄力大,撇而得脱,卒走逐出田巷,半晌不至;予心方摇摇,乃忽走一人来前,赤体散发。视之,则伯兄也;而追伯兄之卒,即前之劫吾妇而中途舍去者也。伯兄因为卒所逼,不得已向予索金救命,予仅存一锭,出以献卒,而卒怒未已,举刀击兄,兄辗转地上,沙血相渍,注激百步。彭儿拉卒衣涕泣求免,[时年五岁]卒以儿衣拭刀血再击而兄将死矣。旋拉予发索金,刀背乱击不止,予诉金尽,曰:“必欲金即甘死,他物可也。”卒牵予发至洪宅。予妇衣饰置两瓮中,倒置阶下,尽发以供其取,凡金珠之类莫不取,而衣服择好者取焉。既毕,视儿项下有银锁,将刀割去,去时顾予曰:“吾不杀尔,自有人杀尔也。”知洗城之说已确,料必死矣。置儿于宅,同妇急出省兄,前後项皆砍伤,深入寸许,胸前更烈,启之洞内府;予二人扶至洪宅,问之,亦不知痛楚,神魂忽瞶忽苏。安置毕,予夫妇复至故处躲避,邻人俱卧乱尸众中,忽从乱尸中作人语曰:“明日洗城,必杀一尽,当弃汝妇与吾同走。”妇亦固劝余行,余念伯兄垂危,岂忍舍去?又前所恃者犹有馀金,今金已尽,料不能生,一痛气绝,良久而苏。

火亦渐灭,遥闻炮声三,往来兵丁渐少,予妇彭儿坐粪窖中,洪妪亦来相依。有数卒掳四五个妇人,内二老者悲泣,两少者嘻笑自若;後有二卒追上夺妇,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忽一卒将少妇负至树下野合,馀二妇亦就被污,老妇哭泣求免,两少妇恬不为耻,数十人互为奸淫,仍交与追来二卒,而其中一少妇已不能起走矣。予认知为焦氏之媳,其家平日所为,应至於此,惊骇之下,不胜叹息。

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姿容俊爽,随从一人,衣黄背甲,貌亦魁梧,後有数南人负重追随。红衣者熟视予,指而问曰:“视予,尔非若俦辈,实言何等人?”予念时有以措大而获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毙者,不敢不以实告,红衣者遂大笑谓黄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蛮子非常等人也。”复指洪妪及予问为谁?具告之,红衣者曰:“明日王爷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幸勿自毙。”命随人付衣几件,金一锭,问:“汝等几日不食?”予答以五日,则曰:“随我来。”予与妇且行且疑,又不敢不行,行至一宅,室虽小而赀畜甚富,鱼米充轫,中一老妪,一子方十二三岁,见众至,骇甚,哀号触地。红衣者曰:“予贷汝命,汝为我待此四人者,否则杀汝,汝此子当付我去。”遂挈其子与予作别而去。

老妪者郑姓也,疑予与红衣者为亲,因谬慰之,谓子必返。天已暮,予内弟复为一卒劫去,不知存亡?妇伤之甚。少顷,老妪搬出鱼饭食予;宅去洪居不远,予取鱼饭食吾兄,兄喉不能咽,数箸而止,予为兄拭发洗血,心如万磔矣!是日,以红衣告予语遍告诸未出城者,众心始稍定。次日为五月朔日,势虽稍减,然亦未尝不杀人,未尝不掠取;而穷僻处或少安;富家大室方且搜括无馀,子女由六七岁至十馀岁抢掠无遗种。是日,兴平兵复入扬城,而寸丝半粟,尽入虎口,前梳後篦,良有以也。

初二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遍谕百姓,毋得惊惧。又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而寺院中藏匿妇女亦复不少,亦有惊饿死者,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後约计八十万馀,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是日,烧绵絮灰及人骨以疗兄创;至晚,始以仲兄季弟之死哭告予兄,兄颔之而已。

初三日,出示放赈,偕洪妪至缺口关领米;米即督镇所储军粮,如丘陵,数千石转瞬一空。其往来负戴者俱焦头烂额,断臂折胫,刀痕遍体,血渍成块,满面如烛泪成行,碎烂鹑衣,腥秽触鼻,人扶一杖,挟一蒲袋,正如神庙中窜狱冤鬼;稍可观者犹是卑田院乞儿也。夺米之际,虽至亲知交不顾,强者往而复返,弱者竟日不得升斗。

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後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盖此百万生灵,一朝横死,虽天地鬼神,不能不为之愁惨也!

初五日,幽僻之人始悄悄走出,每相遇,各泪下不能作一语。予等五人虽获稍苏,终不敢居宅内,晨起早食,即出处野畔,其妆饰一如前日;盖往来打粮者日不下数十辈,虽不操戈,而各制挺恐吓,诈人财物,每有毙杖下者;一遇妇女,仍肆掳劫,初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也?是日,伯兄因伤重,刀疮迸裂而死,伤哉,痛不可言!忆予初被难时,兄弟嫂侄妇子亲共八人,今仅存三人,其内外姨又不复论。计扬之人如予之家水知凡几?其数濒於死,幸死而不死,如予与妇者甚少,然而愁苦万状矣!

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故漫记之如此,远处风闻者不载也。後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无事之乐;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阅此当惊惕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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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鼠尾是指清兵入关剃发易服以后中国人的所留的发型,由于现在清宫戏的误导,很多人并不了解。
  我们看的清宫戏里满族男子都梳着阴阳头,就是头发的前半部分剃掉,后半部分编成发辫。然而实际上历史上真正清朝发式是金钱鼠尾,就是留的发辫要比小拇指还细,要能穿过铜钱中的方孔才算合格,(几乎就是光头)阴阳头是清末才慢慢出现的。
  秦世祯《抚浙檄草》:“小顶辫发”每个炎黄子孙,都被迫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屈辱地剃去,只留下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小辫,叫“金钱鼠尾”式。将四周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一如金钱,而中心部分的头发,则被结辫下垂,形如鼠尾,实在不堪入目,不过1647年清寇广州剃发易服令竟还无耻的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福州遗民所撰《思文大纪》愤怒写道:“时剃头令下,闾左无一免者。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顾炎武《断发》诗)。西洋人的客观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满洲统治者在颁布剃发令所要求的剃发标准,并非现在人们常常看到的剃半个头,而是将头颅四周的头发都剃掉,只留一顶如钱大,结辫下垂。在头顶留发一钱大,大于一钱要处死!那种清末才有的、现在不合事实地垄断了所有清装戏的阴阳头发式,放在当时也得死,因为满清规定:“剃发不如式者亦斩。”顺治四年,浒墅关民丁泉“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被地方官拿获,以“本犯即无奸宄之心,甘违同风之化,法无可贷”为由上奏,奉朱批:“着就彼处斩”,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地邻即应拟罪”。真正的清国头发造型——金钱鼠尾!够帅气吧,从满奴儿哈吃那时候,女真人就用这种发型,而现在电视上的阴阳头发型还是被美化出来。
  1793年英国访清使团随团画师William Alexander威廉。亚历山大的纪实画稿证明,乾隆时期还是金钱鼠尾。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中译本为《大清帝国城市印象》。现在的猪尾戏却都是阴阳头。
  事实上,满清发式从明代到清末是一直变化的。
  明代女真男性的发式,与清末那样的前剃后辫有很大距离,剃发数量与结辫粗细差别很大。在1595年,即明朝万历二十三年,朝鲜派往赫图阿拉的使者申忠一,在《建州纪程图记》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赴使在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营垒里所见到的各方面情况。其中关于发式这样写道:女真习俗都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结辫以垂。除上唇胡须只留左右十余根外,其余都镊去。女真男性的发式,即其剃发的习俗,是将大部分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很少的一点头发,结成辫子下垂。如此得到了女真发式的全貌:脑后留下小手指细的头发,拧成绳索一样下垂,余发全部剃掉。配合这样的发式,胡须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
  而1644年日本商人竹内藤因海难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鞑靼漂流记》一书。书中这样描写清人的发式:“他们的人都剃头,把头顶上的头发留下来,分成三绺编成辫子。他们男子把唇上的胡须留下来,把下面的剃掉。无论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样。”对于满洲“留头不留发”的标准发式“金钱鼠尾”,当时人也都有描述。1648年七峰道人《七峰遗编》叙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后事,记载满人发式,是所谓“金钱小顶”。
  1799年,日本宽政十一年,伪嘉庆四年,中川忠英于长崎访谈清国商人,出版了一本专门辑录清国人习俗的书《清俗纪闻》一书,其中《冠礼》卷的绘画中,一侧背站立的教书先生头顶蓄发,编一长辫垂于后背,其长度已达腰部,辫尾有发带系结。从这张实图上看,头顶蓄发,部位没有变,但面积已远不止于一个金钱大,而是足有4个金钱大,相当于一掌心的面积。按照图上的式样同清初金钱鼠尾的情况相比,蓄发从一个金钱变成四或五个金钱,数量比清初增多是明显的,但是如果将剃发与蓄发相比较,剃发还是主要的,也就是说剃发占大部分,蓄发仍然属于少部分。而再过100年,即在扬州十日200年后,清人的辫子变粗了,剃头面积变小了,由初期的金钱鼠尾式变成了今人所熟知的“阴阳头—半瓢”式。陈登原《国史旧闻》中描述得:剃发,就是把额角两端,引一直线,依此直线剃去直线以外之发。现将清末发式与剃发令发式比较一下,结果令人吃惊地发现,两者虽是继承演变关系,但差别较大。前者几乎将全部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小手指细的结辫下垂。而清末则将大部分头发保留下来,结辫下垂,仅剃掉极少一部分头发。都是又剃又辫的发式,却给人以判若两人的印象。辫子和剃头是成反比的,这时的辫子已经简直比一条小蛇还粗!为什么会长粗?遗老张钫《清末社会鳞爪》记载:清军“在打交手白刃战时,将辫子缠于脖项,借以避刀砍。所以军人的辫子较大,如发少则搭以假发,或加黑丝线,以壮其形态。”就这样,满清的辫子,经历了:鼠尾——猪尾——蛇尾的发展过程,才发展到我们今天认识的阴阳头的形态。
  孔子后人,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闻听剃发令奏言:近奉剃头之例,四氏子孙又告庙遵旨剃发,以明归顺之诚,岂敢再有妄议。但念孔子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莫要于冠服。……惟臣祖当年自为物身者无非斟酌古制所载章甫之冠,所衣缝掖之服,遂为万世不易之程,子孙世世守之。自汉、唐、宋、金、元以迄明时,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诚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遗规,不忍令其湮没也。即剃头之例,当时原未议及四氏子孙,自四家剃发后,章甫缝掖不变于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变,使天下虽知臣家之能尽忠,又惜臣家未能尽孝,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孔闻謤搬出孔子这块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为例,满以为可以为孔家抵挡一阵,保住先世蓄发衣冠。不料却碰了个大钉子,“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连孔子的面子也不给。这就揭穿了满洲统治者所谓尊崇孔子的真面目:“奉行儒术,崇饰观听。”只不过是“南面之术,愚民之计”罢了。
  清代辫子的演变
  【顾业民】满清自从建立之日起,一道剃发令改变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全体男性的传统发式。也由此展开了有清一代特有的激烈、残酷、持久的民族征服与反征服。
  然而,满清一代男子的发式并不像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那样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数次的演变:
  一、後金时期以剃发为汉人归降的标准,男人的大部分头发被剃掉,只留脑後小手指细的一绺,拧成绳索一样下垂,称作「金钱鼠尾式」。配合这样的发式,胡须只留上唇左右十馀根。
  二、清初时期以剃发为治国之策,自辽东地区广大汉族民众的反抗,至清入关後的无数次反剃发斗争中,成千上万的汉人为了护发作出巨大牺牲。而此时的蓄发部位已悄然无声地逐步由脑後移到了头顶,但仍可称为「金钱鼠尾式」。
  三、清代中叶,经过清初大屠杀以後,发式约自嘉庆初年起有所变化。头顶著发的部位虽没有改变,但面积已远不止於一个金钱大,而是相当於一个掌心的面积,蓄发数量明显增加。胡须亦从只留上唇左右几根变成包括下巴在内的全部了。
  四、清代後期,即嘉庆以後男子的发式,逐步演变为将顶发四周边缘只剃去寸许,而中间保留长发,分三绺编成辫子一条垂在脑後,名为「辫子」或「发辫」。
  五、清代末期,在觉悟了的知识青年和学生掀起的革命斗争中,把「剪辫子」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从清末开始,到满清灭亡之时,「剪辫子」成了全国范围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的革命运动。
  纵观满清一代经历的辫子演变过程,这个自然和必然的经历,具有如下一些很有意思的特点:
  第一, 发式沿著蓄发越来越多的固定趋势演变。从前期金钱鼠尾式到中期的掌心大蓄发面积,再到後期绝大部分头发被保留下来。
  第二,
  用一句形象的话比喻,可以说是由鼠尾巴变猪尾巴,再由猪尾巴变牛尾巴,亦可以说是头发越蓄越多,辫子越编越粗,但始终是象征奴隶的标记。
  演变历经整个清代,是一种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人倡导的、全社会的、潜在的自然运动。而且是自下而上,不分汉满,不分军民,不分官吏、商人、农夫、市民、书生,乃至九鼎之尊的皇帝,都在跟著变。
  第三, 发式的演变过程并非匀速,从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到一七九九年以前,历时一五五年,占整个清代二六七年的多半时间,蓄发虽然也是沿著逐渐增多的趋势,但速度很慢,到一七九九年蓄发最多时也超不过全发的三分之一。
  而一七九九年以後,其变化速度加快。在不过百年的时间里,蓄发已占全部头发中的大部分,超过了三分之二。
  发式演变的速度正好与统治强弱相反,统治很强演变速度很慢,而统治能力减弱,则演变速度加快。
  第四, 清代发式的演变还与整个社会发展进步有关。满清一代二六七年间,一直持续著蓄发越来越多的演变趋势。当这个趋势并没有达到蓄留全部头发的最终结果时,就断然地被剪辫子运动「截止」了。这个满清贵族预想不到的形势,是由社会进步的新形势决定的。
  所以说,整个清代男子发式的变化,是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分不开的,也可以说取决於政治形势的变化。满清贵族不能永远维护清前期那样的稳固统治,所以也没有把发式维护在前期的式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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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成功(1624年8月27日-1662年6月23日),幼名福松,名森,字明俨,诣明末大儒钱谦益时受字大木。南明唐王隆武帝赐国姓朱,更名成功,故又称郑国姓、国姓爷;南明桂王永历帝封他为延平郡王,故又称郑延平。荷兰等西洋国家根据“国姓爷”的闽南语发音Kok-sèng-iâ,称之为“Koxinga”。

郑成功是南明抗清名将,父为海商出身的南明将领郑芝龙,母为日本人田川氏。郑成功祖籍福建泉州石井(现拆分为晋江安海镇,南安石井镇),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藩。他在郑芝龙投降清朝而被俘后,领军和清朝对抗十五年,是南明最主要的抗清势力,期间一度以大军包围南京,但功败垂成。他并率军渡过台湾海峡,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并接收其领地,建立台湾第一个汉人政权,史称明郑时期。

少年时期

郑成功母子雕像郑成功于明天启四年七月十四日(1624年8月27日/日本宽永元年)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川内浦千里滨。父亲郑芝龙为海商及海盗之首领,于中国东南沿海及日本、台湾、菲律宾等海域拥有极大势力。郑成功六岁之前跟随母亲住在平户,直到父亲郑芝龙受大明朝廷招安任官之后,郑成功才被接回泉州府南安县石井津(原福建省晋江县安平镇,现安海镇)居住读书,该处现为成功小学校址。[1]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郑成功考中秀才,又经考试成为南安县二十位“廪膳生”之一。

崇祯十四年(1641年),迎娶福建泉州惠安进士礼部侍郎董飏先侄女。

崇祯十七年(1644年),郑成功为求深造进入南京国子监就读,拜入江浙名儒钱谦益门下;钱谦益为了勉励郑成功乃替他起“大木”之别字。

同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大明帝国灭亡;随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进驻北京城。大明遗臣遂于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嵩登基,于隔年(1645年)改元“弘光”。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清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破扬州、南京,史可法等人殉国,弘光帝被俘,杀之。弘光政权灭亡。

隆武时期
1645年弘光朝覆灭后,郑芝龙、郑鸿逵兄弟于福州拥戴唐王朱聿鉴称帝,于当年七月改元“隆武”。同年稍后,鲁王朱以海亦称监国于绍兴,改隔年为“鲁监国元年”。隆武、鲁监国两政权虽皆“矢志恢复”,却彼此矛盾、冲突不断,各行其是。

隆武元年(1645年/清顺治二年),郑成功得隆武帝赏识,封忠孝伯、御营中军都督,赐国姓、改名“成功”、仪同驸马;郑鸿逵之子郑肇基,亦受隆武帝赐国姓[2]。这就是人称郑成功为“国姓爷”的由来;郑肇基因为年纪较小,人称“小国姓爷”。

隆武二年(1646年/清顺治三年)起,郑成功即开始领军,多次奉命进出闽、赣与清军作战,颇受隆武帝的器重。然而真正握有军政大权的郑芝龙,却无意全力抗清,甚至在清军南下福建的时候,命令仙霞关守将施福(又名施天福,施琅族叔)将军队撤回福州。此举导致清军攻入闽北时几乎没有遭受抵抗。

清朝大学士洪承畴为郑芝龙同乡,在其承诺给予三省王爵的利诱下,郑芝龙不顾郑成功、郑鸿逵等人的反对,决意带着其他几位儿子北上向清朝投降。郑成功劝阻父亲不成,只好带着部分兵将出走金门。郑芝龙本以为降清之后不但得保家业,还能加官晋爵;不料清军征闽主帅博洛背约,不但将郑芝龙与诸子一同挟往北京,更出兵攻打郑家的故乡南安。郑成功之母田川氏当时已从日本搬至南安定居,却不幸碰上此次劫难,于战乱中自缢身亡;郑成功得知母亲死后,更加坚定了自己抗清的决心。

隆武二年八月,清军攻克浦城、霞浦,隆武帝出奔江西,却在汀州遭清军俘虏,之后绝食不屈而亡。

起兵抗清

郑成功势力范围示意图郑成功走避金门之后,便开始于沿海各地招兵买马、收编郑芝龙的旧部,更在南澳募集了数千兵力[3]。隆武二年十二月(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小金门),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

隆武三年(1647年)七月,郑成功会同郑彩部队攻打海澄,失败。八月,成功又与郑鸿逵部合围泉州城,清漳州副将王进率援军至,郑军不敌败退。

隆武四年(1648年/清顺治五年),原浙江巡抚卢若腾等人来归,郑成功蓄积实力后再次出击,攻克同安县。五月,郑军围攻泉州。七月,清靖南将军陈泰、浙闽总督陈锦、福建提督赵国祚等转而攻击同安,郑军不敌,守将、军民死伤无数。不久,清援军抵达泉州,郑成功乃解泉州之围,怆然退回海上。

同年,清江西总兵金声桓、王得仁于江西起兵反清,清广东提督李成栋亦投向永历朝廷,使反清复明的声势一时大涨。只可惜各方反清势力在彼此没有默契、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大多沦为地方性的抗争。不久后,清廷压制了江西的金声桓、王得仁势力;广东李成栋军亦于永历三年灭亡。

永历三年(1649年/清顺治六年),郑成功改奉永历年号为正朔。后永历帝册封他为延平王[4],故亦有称其为郑延平者。

潮州之役
是时,闽南地区呈现混乱的局面,除了明、清的官方部队以外,到处都有土豪、山贼拥据城寨,相互争并,并且就近向百姓课收钱粮,宛如土皇帝;相较于这些地方势力,郑成功拥有较完善的军备,但却也因为军队太庞大,而领土太少,面临筹集粮饷的重大问题。永历三年十月,郑成功决定挥兵南下,除了打击闽南清军外,也打算沿路收服各地的城寨以为粮源。一个多月下来,从清军手上攻取漳浦、云霄等地,亦平定了达濠、霞美等寨;十一月,郑军攻诏安不克,乃决定转入粤东,经分水关至潮州一带征讨不合作的零星势力;至隔年五月之间,又第次收服了潮阳以及周边许多山寨。

潮州守将郝尚久虽于永历二年时就已随李成栋反清,但其曾经袭击施琅、郑鸿逵的部队,也曾经拒绝郑成功“联军”的要求,并在郑成功攻打新墟寨时派兵与郑军为难,与郑成功之间素有嫌隙。永历四年六月,郑成功军队行抵潮州,便以郝尚久立场“不清不明”为由,出兵攻击潮州。郝尚久部队不敌郑军,只好退守潮州府城;揭阳、普宁、惠来等县尽入郑军之手。不久,清军亦再次攻入广东,使得郝尚久在潮州处于背腹受敌的情形,一气之下便向清军投降,引清军进入潮州城,一同对抗郑成功。郑军围困潮州城长达三个月,除了久战不克、士气低落,亦面临粮饷接济问题,只得于八月解潮州围退回闽南。

夺取厦门
永历四年(1650年/清顺治七年),时郑成功族叔(一说族兄[5])郑彩、郑联的军队领有厦门。郑成功退回闽南之后,为了拓展实力乃借口郑联在厦门横征暴敛、使民不聊生;采取施琅的献策,用计图取厦门。永历四年中秋节,郑成功趁著郑彩离开厦门的时机,前往厦门拜访郑联,郑联大意并未设防,惨遭刺杀身亡。不久,郑彩得知郑联的死讯,更加不敢与郑成功作对,回到厦门便将兵权都交了出来;郑成功自此接收了郑彩、郑联大部分的部队,并且实际取得厦门、金门作为根据地。

厦门失守
永历四年十一月,清平南、靖南二王率数万铁骑攻入广州;郑成功奉永历帝旨南下勤王,令叔父郑芝莞留守厦门。十二月,郑成功抵广东揭阳,与郑鸿逵会师;两人商讨后,决定由郑成功继续率军南下勤王,而郑鸿逵则移师往厦门协防。同年,鲁王在阁部曾樱等人陪同下,来到厦门投靠郑成功,被安置在金门。 永历五年(1651年/清顺治八年)正月,郑成功抵南澳。二月二十五日,郑军舰队于盐州港附近遭遇风暴,郑成功的主船险些解体、翻覆,几乎所有船上器具,包括鼎灶都一并丢失;据记载当时船上甚至连食物都无法准备,郑成功本人也连饿两餐。直到隔天下午风雨渐歇,郑成功的主副座船才得以回到岸边与舰队会合。此乃郑成功本人于海上遭遇最大的一次凶险,事后郑成功也重赏主副中军船的两位驾驶。

三月,郑军抵达广东大星所。另一方面,清福建巡抚张学圣得知郑成功的主力军队已经前往广东,厦门防务松散,似有可趁之机;乃命令马得功、王邦俊等趁虚攻击厦门。马得功挟持身在南安的郑芝豹,命其交出船舰渡载清军往厦门,并且顺利在海面上击败郑军。面对清军来袭,负责厦门防务的郑芝莞未战先怯,只顾著将财物搬运至私人船上逃亡;使得清军相当轻松就攻破厦门,并将郑家的积蓄、装备掠夺一空。由于事出突然,董夫人与郑成功长子郑经只来得及携带祖宗牌位避于海上逃过一劫。清军侥幸偷袭得逞之后,却没打算留在厦门与郑军决战,于是满载战利品即返回内陆。这时赶赴厦门支援的郑鸿逵,正好于海面遭遇返航之马得功部队,将其围困,却被马得功威胁将害其母、兄(郑芝龙)性命,无奈之下只好放走马得功。不久,郑成功于广东得知了厦门遭袭击的讯息;原本他仍坚持继续南下勤王,但终因上下将士思归,哭声遍闻,乃不得已班师回厦门。收复厦门后,郑成功追究起责任,将怯战以逃的叔父郑芝莞斩首;而放走马得功的郑鸿逵则交出兵权、自请退隐白沙,不再过问政事。

永历五年五月,郑成功麾下大将施琅处死郑成功手下曾德,因而得罪了郑成功,使得郑成功决定诛杀施琅一家。施琅在友人帮助下虽逃过一命,但父亲、亲弟都被郑成功处死,从此与之结下深仇。施琅逃离厦门后,决定再次向清朝投降。

漳州、海澄之役
永历五年(1651年)下半年,郑军在闽南小盈岭、海澄(今龙海市)等地取得多次重大胜利,克复平和、漳浦、诏安、南靖等地。年底,包括定西侯张名振等人皆来投靠郑成功,使郑军的声势愈形高涨。

永历六年(1652年/顺治九年)一月,清海澄守将赫文兴向郑成功投降。二月,郑军攻长泰,清朝派遣陈锦率大军前往救援;两军于江东桥展开大战。郑成功仗着对闽南地形较为熟识,在江东桥附近安排了许多伏兵,大败陈锦,歼灭多数清军,不久即攻下长泰。

攻克长泰之后,郑成功集结大军进攻漳州府城,将之层层包围。四月,清军为解漳州之围,于是募集百艘船舰进犯厦门,攻郑成功所必救。郑成功遂派陈辉、周瑞等率领百余艘战舰迎击,于崇武大败清军。郑军在海上大捷,因而对漳州城的施压没有稍减;然而漳州守军亦相当顽强,使得围城的势态持续超过半年。

几个月下来,漳州城内的水粮已竭,士卒、百姓饿死者不计其数。据说当时,城中军民互相争夺食物,即使家中有食物者也不敢烹调,因为一旦被发现燃起炊烟的人家就会被抢,更传说有人吃人肉的惨况发生。永历六年九月,清军将领固山额真(都统)金砺率领了万人大军开抵福建,进入泉州府;郑成功才下令解除漳州之围以待敌军。郑成功将部队布置于江东,欲用击败陈锦的同样方式,来伏击金砺军,但却遭金砺固山识破,两军展开混战。郑军于交战失利后,只能撤退以确保海澄、厦门的安全。

永历七年(1653年/顺治十年)四月,金砺进犯海澄,与郑成功展开激烈战斗。在清军的猛烈炮火之下,郑成功部队损失惨重,许多部将战死;郑成功见军队士气低落,亲临阵前喊话,也险遭炮击。五月,郑成功侦知清军火药钱粮不继,于是诱敌决战,趁清军大举渡河之际,以火攻大破金砺,海澄得保安全。

与清议和
清军两度大败后,于永历七年八月遣使与郑成功议和。郑成功见军队征战连年已然兵疲马困,也想借此机会筹措粮饷,稍事休养,于是便答应与清朝谈判。清廷拟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并承诺给予一府(泉州)地方安顿兵将;这样的条件不为郑成功所接受。

永历八年(1654年/顺治十一年),定西侯张名振见清军已将军力集中于福建,则浙、直地区防务势必空虚;于是乃向郑成功请师,率领百艘战舰北上,图取江南地区。张名振的北伐之师攻入长江,直达金山寺,威胁南京城;但因为后援接济不及,只得回师。二月,清廷再遣使与郑成功,承诺给予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府地方;郑成功以“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为由,再拒绝之。八月,清又遣使往议;郑成功的亲弟郑渡、郑荫也在使节之中。郑成功称“清朝没有诚意”,并谓“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又一次拒绝清朝提出的条件。

永历八年,南明西宁王李定国与郑成功联系,希望从东、西合力进攻广东,则明朝势力得以合流;若再沿长江北伐,攻赣、皖、苏各省,则复兴大业有望矣。郑成功派林察、周瑞督军西进,却因故延误了与李定国的约期;致使李定国孤军奋战,虽克复肇庆,却于广州城外大败而回。李定国本来对与郑成功会师北伐,抱有很大期待,甚至促成李、郑连姻来巩固盟谊[6];但却因郑成功屡愆军期而误了大事,李定国对此相当失望。

永历八年十一月,清漳州协守刘国轩向郑成功投降,引郑军进入漳州府城;漳州总镇张世耀见大势已去,与以下官员尽皆向郑军投降。十二月,郑军分兵进击,拿下同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诸县,军队进入兴化地方。

设六官、改中左为思明州
永历九年(1655年/顺治十二年),因为永历帝和郑成功势力相隔遥远,永历帝特准郑成功设置六官及察言、承宣、审理等官方便施政,同时允许他委任官职,武官可达一品,文职可达六部主事。郑成功每次拜封官员,都请朱术桂和明朝宗室在旁观礼,以示尊重体制[7]。郑成功同时将厦门(当时称中左所)改名为思明州,并建造演武亭,以便郑成功亲自督察官兵操练。

同年九月,清定远大将军和硕郑亲王世子济度率三万大军入闽,会同驻闽清军,准备进攻厦门。郑成功决定放弃已占领的漳、泉两府属邑,并拆毁城墙让清军无所屯扎,借此巩固金、厦的防御。与此同时,还派遣部将率领舟师两路进击,一北上浙江,一南下广东,令清军腹背受敌、难以兼顾头尾。北上郑军连战皆捷,攻入舟山;南下郑军虽一度攻取揭阳,却遭到清援军击溃,死伤惨重。隔年四月,济度调集各路水师进犯厦门,于围头海域遭郑军痛击,清军大败而归。

南征舟师返回厦门,郑成功议处败战之罪,原本要将苏茂、黄梧、杜辉一起处死,但是在众将跪地求情之下,郑成功决定斩首苏茂一人,黄、杜则戴罪图赎。后郑成功命黄梧镇守海澄,还特别嘱咐黄梧以戴罪之身应力图建功;但是黄梧知道郑成功一向治军严苛,害怕自己一旦再犯错就会送命,于是便与副将苏明商议,决定向清朝投降,献出海澄县城。海澄是郑成功多年来投注了相当多人力、物力建造起来的坚固堡垒,黄梧的投降无疑给了郑成功一大打击。

起兵后的十多年,郑成功的据地仍然只以厦门、金门等沿海岛屿为主。但是郑成功完全控制了海权,一方面深入内陆广设商业据点〈山五商〉,开辟货源以和外国人贸易来累积资金;一方面以此募兵(包含日本、白人、黑人等外籍佣兵)及进口盔甲、铳炮、刀剑等武器来筹备军力、军备;又以内陆的商业据点为基,发展情报组织洪门。

长江、南京之役
永历十二年(1658年/顺治十五年),郑成功统率水陆军十七万与浙东张煌言会师,决定大举北伐。大军进入长江之前,于羊山海域遭遇飓风,损失惨重,只得暂且退回厦门。

隔年,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北伐,会同张煌言部队顺利进入长江,势如破竹,接连攻克镇江、瓜洲,包围南京。张煌言部亦收复芜湖一带十数府县,江东一时震动。后因郑成功中清军缓兵之计,意外遭到清军突袭,致使郑军大败,损兵折将,包括甘辉、万礼、林胜、陈魁、张英等大将皆死于是役。郑成功兵败后,试图攻取崇明县,做为再次进攻长江的阵地,却久攻不克,只好全军退回厦门。南京之战可说是郑成功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役,却是先盛后衰,以大败收场,使郑成功的反清大业受到致命挫折。

永历十四年,在福建海门港(今龙海东)歼灭清将达素所率水师四万余人,声威复振[8]。

攻占台湾
主条目:郑成功攻台之役
北伐南京失败后,郑成功所部元气大伤,并且面临军粮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大军的给养,郑成功决定前往台湾。永历十五年(1661年/顺治十八年),郑成功亲率将士二万五千、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荷兰于台湾拥有两大防御要塞,一为位于大员的热兰遮城(Fort Zeelandia,今台南市安平古堡),二为位于台江内陆赤崁地方的普罗民遮城。四月初一(1661年4月30日),郑军经由鹿耳门海道进入台江内海并于禾寮港(今台南市北区开元寺附近)登陆,意图先求取防御薄弱的普罗民遮城(Provinta,今台南赤崁楼)。随后郑军在台江海域与荷兰军舰展开海战,击沉荷军舰Hector号,取得台江内海控制权,并同时在北线尾地区击败荷兰陆军,以优势兵力包围普罗民遮城。不久,于四月五日(1661年5月4日)即迫使普罗民遮城守军出降。五月二日,郑成功改赤崁地方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以府为承天府,天兴县、万年县。

在取得普罗民遮城做为据点之后,郑军随即由海、陆两面围困热兰遮城。由于考虑到两万大军的粮饷调度不易,郑成功并没有做持久战的打算,一开始即对热兰遮城施压,试图胁迫荷兰军队投降。遭荷兰大员长官揆一(Frederik Coyett)拒绝其投降要求之后,郑成功一度下令强攻热兰遮城,却遭遇荷军极顽强抵抗,郑军损失惨重。由于强攻不下,加之大军粮食短缺,使得郑成功被迫改变策略,派出大部分的军队至南北各地屯田、征收钱粮,以解大军乏粮的燃眉之急,对热兰遮城改采长期包围的战略。

永历十五年(1661年/顺治十八年)七月,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巴达维亚调遣的援军抵达大员,除了六百多名士兵、十一艘军舰以外,增援部队亦为热兰遮城带来大量补给品与火药。时郑成功的军力仍分散台湾各地实行任务,驻守于大员以及普罗民遮市镇的军力预估不到三千,遂使荷兰军重新燃起反扑的希望。七月中旬,停泊于外海的荷兰援军遭遇强风侵袭,被迫离开大员海岸,前往澎湖躲避风雨;其中荷兰军舰Urck号不幸搁浅,船上人员皆遭郑军俘虏。此一变故,使郑军获得整备的暂机,待荷兰军舰于八月回到大员海域时,郑军虽未能调回多数兵力,却已然完成作战的准备。八月中旬,荷、郑两军于台江内海展开激烈海战,郑军大获全胜,击沉一艘荷兰军舰,并夺取船只数艘,自此荷军丧失主动出击的能力。

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德籍荷兰士官Hans Jeuriaen Rade叛逃,郑成功在其提供之情报的帮助下,炮轰击毁热兰遮城的乌特勒支碉堡,使热兰遮城之破终成定局。十二月八日(1662年1月28日),荷兰大员长官揆一修书予郑成功,表示同意“和谈”。几经谈判,荷兰人终于永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1662年2月9日)向郑成功屈服,退出台湾。

郑成功下令屯垦台湾的范围,北达噶玛兰(宜兰),南至琅峤(恒春),后因大肚平埔族拍布拉(Papora)族大肚王与琅峤番人的反抗而减缓扩张;郑成功实际的统治区域大约是从二林(现彰化县二林镇)到茄藤(屏东县佳冬乡)的范围之间。

1661年康熙帝初即位,郑氏降将黄梧向清廷建议“平贼五策”,内容包括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廿里,断绝郑成功的经贸财源;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同时杀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流徙处,(一说斩于北京柴市口,即今府学胡同西口,元代刑场);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郑成功接连听闻噩耗,加上在台将士水土不服人心惶惶,南明亡国,使得郑成功内外交逼,于永历十六年五月(1662年6月23日)急病而亡,死前大喊:“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抓破脸面而死,年仅39岁。原葬台南近郊洲仔尾(今属永康市)。1699年迁葬南安祖墓。

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续经营台湾,改东都为东宁。依陈永华之议,移植明朝中央官制,仍奉已死的南明永历帝之正朔。后因降将施琅攻克澎湖岛,因此孙子郑克塽于1683年降清,为免台湾民众起反抗之心,郑氏在台诸坟悉数遭清王朝掘起迁葬内陆。

1684年4月,台湾正式纳入大清帝国版图,隶属福建省,设台湾府,辖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总计郑氏政权在台湾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而已,但是因为其特殊背景,因此台湾、大陆以及日本的史界均对此关注,提出各种不同的有趣观点。

对海外华人的保护
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起兵抗清后,于转战浙、闽、粤东南沿海期间,多次帮助明室宗族与民众渡海定居台湾及东南亚各地。

抗清期间,郑成功为了筹备粮饷而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当时荷兰人常劫夺郑氏和海外华人商船,郑成功多次派出水军打击荷兰舰队,并于1656年到1660年期间两次警告荷兰人,郑氏将不会与荷兰贸易,除非荷兰人停止劫夺华人的商船。另外,郑成功让华商领取郑府令牌和“国姓爷”旗号,以帮助保护华人在海外经商时的安全。当时确有很多海外华商采取此法,而得以安全出海经商。

多次欲攻取菲律宾
1565年,西班牙殖民统治菲律宾,“菲律宾”这个称呼,得于西班牙国王的名字菲利普二世。1603年和1639年,西班牙殖民者二次屠杀在菲律宾的华侨华商,死亡人数达五万余众。

在得知菲律宾华侨的处境后,1657年,郑成功曾经致函给爪哇岛巴达维亚的一位华侨甲必丹,要求他停止与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进行贸易往来。郑成功曾多次对菲律宾华侨表示关切,并提出要率兵攻取菲律宾,以惩罚西班牙人。

1662年,郑成功攻下台湾后,4月遣使天主教意大利籍神父李科罗到菲律宾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俯首纳贡,但西班牙人反而因此在马尼拉进行了第三次对华侨的屠杀。

郑成功闻讯大怒,决定挥师征讨,为华侨报仇。他一面抚恤安置从菲律宾逃到台湾的华侨,一方面组织筹备军队,派人暗中与在菲律宾的华侨联络,以便到时可里应外合,但尚未出兵,然而他得知坚持抗清的南明朝廷灭亡...

郑成功绝望之下,又患疟疾,不久病危,1662年6月23日病逝[14]。

后来,其子郑经也于1670年和1671年两次准备派舰队征讨马尼拉,但因为三藩之乱郑经率军西渡福建支援耿精忠而没出兵菲律宾。

历史形象与评价
清朝官方观点
康熙皇帝曾说“朱成功明室遗臣,非吾乱臣贼子”,也写下楹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赠与泉州三邑南安郑氏祖坟。但清朝早期官方仍将郑成功视为叛国或海贼。

清末时,为笼络台湾人,清朝逐渐将郑成功宣传为“忠义典范”。1874年,清廷派遣钦差大臣沈葆桢来台办理海防事务,沈葆桢在该年底与其他官员联名上奏,以郑成功“感时仗节,移孝作忠”,值得为民表率,请皇帝准为其建祠祭祀,有助于“正风俗、正人心”。翌年(1875年)光绪帝准其奏,正式在台为郑成功立祠,并由礼部追谥为“忠节”。同年三月,沈葆桢拆除了旧的开山王庙,在原址重建一座闽南建筑式样的“延平郡王祠”。沈葆桢并亲写对联一副:“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从此郑成功成为清廷承认的模范人物,台湾重要官员包括刘铭传、唐景嵩等人,皆曾为延平郡王祠作楹联褒奖之[15]。

民国初年观点
清末民初之际,民族主义在革命者与民间大行其道,郑成功在许多刊物与传记当中,被塑造为“抵抗外来统治的民族英雄”。同时也开始有许多学者将郑成功列为“天地会”的创建者,试图将排满革命与郑氏抗清拉上关系,借此大力宣传。

1930年代,中国在遭受日本侵略的背景下,关于郑成功的刊物又开始流行,郑成功在这些刊物当中也成为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象征人物。

中华民国迁台后观点

金门的延平郡王祠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由国民政府派遣来台宣慰的白崇禧,途经台南时,即前往延平郡王祠向郑成功行礼,并立一石坊于祠前表彰郑成功的“忠肝义胆”[16],借此宣扬忠于领袖、国家的精神。1950年,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撤退来台后不久,总统蒋介石亦亲题“振兴中华”匾额,悬挂于延平郡王祠正殿入口。

由于郑成功退入台湾的情境,与国民政府相似;又由于郑成功长期以来的“民族英雄”、“忠于领袖”、“传统文化美德”形象已深入人心,正好可以作为国民政府宣传的榜样。除了官方祭祀、宣传品传播,国民政府的教科书当中也多赞扬郑成功的“民族精神”,并强调他“光复台湾”与“矢志反攻大陆”的事迹,将其与“蒋公”同样列为伟人。“民族英雄郑成功”在台湾遂逐渐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至今在台湾的许多雕像与文献上,仍然能够看到。

在台湾,有许多学校、街道、乡镇的命名皆来自对郑成功的纪念。包括原台北州立二中改名为“台湾省立成功中学”(今台北市立成功中学)、国立成功大学、国姓乡、成功岭、延平路、开山路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观点

厦门鼓浪屿郑成功石像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课本中,称赞郑成功“驱逐了外国侵略者在台湾的势力……受到我国人民的崇敬”,郑成功击败荷兰人的事实,成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攻占台湾的故事,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素材,在历史课本当中写着:“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政权,团结当地的汉族人民与高山族人民,共同发展生产事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在中国许多历史人物都被重新审视、评价。郑成功也不例外,由于他“忠于明朝”,是忠于封建主义,虽然一度被奉为民族英雄,郑成功却也难逃被媒体与学者忽视的命运;在文革期间,几乎很少有人敢评论、研究郑成功与台湾。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郑成功再次以“击败西方殖民者”、“收复台湾回归祖国”的“民族英雄”之姿,回到教科书当中,直到今日。2005年3月,刚刚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江泽民,特别送给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等领导人一系列瓷雕,主题是“郑成功收复台湾”。此一举动,在当时被视为武力攻台的暗示。

日本观点
因郑成功为汉日混血,日本人亦视之为大和英雄,如今日本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海滨尚有“儿诞石”,相传郑成功即在此出生。日本作家近松门左卫门曾写了一部名为《国姓爷合战》的净琉璃剧风靡一时

日治时期,日本政府以拥有大和血统之郑成功统治过台湾,以此解释日本统治台湾是继承遗储,合理化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当时台湾公学校还教授台湾学童传唱郑成功之歌[18]。台南的延平郡王祠被改为日式之“开山神社”,并整修为神社样式,但其旧有格局大致保留。战后国民政府再改为延平郡王祠,并将原闽式建筑全部拆除重建为中国北方式。

由于日本深受水户学影响,而水户学基于明朝遗臣朱舜水影响,使得日本史又更重视大义名分论而发展为尊皇论。《大日本史》即是其扼要之精神依归。无论幕末维新思想,亦或今日历代天皇系谱,无一不受《大日本史》思想之沾染。在此思想体系下,对于明朝遗臣郑成功一生从事反清复明的功过,日人四方赤良评为:忠义空传国姓爷,终看鞑靼夺中华(鞑靼为明朝中后叶时的外患,明朝时的中国人称呼住在长城以北的蒙古人和满人为鞑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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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良玉(1574~1648年) ,字贞素。明朝末期战功卓著的民族英雄、女将军、军事家、抗清名将。四川忠州(今属重庆忠县)人。官至明朝的光禄大夫、忠贞侯、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四川招讨使、中军都督府左都督、镇东将军、四川总兵、提督、一品诰命夫人。
  《明史》、《南明史》等史书记载到:“良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料敌如神,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自幼从父秦葵习文练武。
  根据重庆官方对秦良玉所遗留下来的衣物等遗物测定,其身高约1米86左右。
  秦良玉一生戎马40余年,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云贵高原、四川盆地。秦良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单独载入正史·将相列传(非列女传)的巾帼英雄。唯一凭战功封侯的女将军。为数不多的文武双全女子。郭沫若曾撰文赞誉秦良玉:“像她这样不怕死不爱钱的一位女将,在历史上毕竟是很少的”。北京宣武门四川营胡同就是她北上勤王屯兵遗址(门上刻“蜀女界伟人秦少保驻兵遗址”十二大字)。

万历二年(1574年)正月初二申时,良玉出生于一个岁贡生的家庭。她自幼深受封建家庭“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思想影响,从其父秦葵操练武艺,演习阵法,显露出一般女子所难企及的军事才能,素以“饶胆智、善骑射、熟韬略、工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称著于世。幼年时代秦良玉就树立了一颗掌军挂帅的雄心。秦葵曾对她说:“惜不冠耳,汝兄弟皆不及也。”她答道:“使儿掌兵柄,夫人城,娘子军不足道也”。
  巾帼英雄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嫁石柱宣抚使马千乘为妻,她激励其夫并帮助其在石柱建立了一支“戎伍肃然”为远近所惮的"白杆兵"。史料载道:“(良玉)间语千乘曰:‘今天下多故,石砫界黔、楚、蜀交,不可不练兵为保境计。且男儿当立功万里,继先高祖新息侯家声,何区区固吾圉为?’千乘唯唯。与侯同治兵,每号令必商之侯。其下皆畏敬侯,至不敢仰视。而侯实温文娴雅,士乐为之用。此皆侯如事,旧史并无记载。”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与其夫千乘到播州(今遵义)参加平定杨应龙叛乱之战,扼贼邓坎。《明史》载道:“明年正月二日,贼乘官军宴,夜袭。良玉夫妇首击败之,追入贼境,连破金筑等七寨。已,偕酉阳诸军直取桑木关,大败贼众,为南川路战功第一。贼平,良玉不言功”。“女将军”称号遂传开。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川贵总督王象乾疏言:“……八路皆三万为率,七路擒斩多者五六千,少者不下三四千,王[土]司中如冉御龙兵八千,擒斩不止八百,马千乘兵三千,擒斩八百七十五名颗,千乘之妻秦氏报效不支饷,兵五百,擒斩一百一十七名颗,而二家且口夺桑木、大滩等险关,意不言功,何其勇且顺也……”。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八月,马千乘因开矿事得罪太监邱乘云,瘐死云阳狱中。按土司夫死子袭,子幼则妻袭之制,秦良玉袭任石砫宣抚使。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六月,后金兵入侵辽东,朝廷诏令征兵援辽。良玉遣其兄邦屏、弟民屏率五千白杆兵先行,接着自统精卒三千与子祥麟赶赴辽东战场。邦屏、民屏率兵抵辽阳后奉命镇守沈阳西南浑河附近。
  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后金兵围困沈阳。邦屏等奉命驰援,兵至浑河,悉沈阳失守,众军同仇敌忾,“白杆兵”一马当先,勇渡浑河。在桥北结营未绪,即遭敌四面袭击,与友军以万余人抵敌数万人,杀敌数千人。恶战中敌主力赶到,明军寡不敌众,邦屏率部英勇拼杀,和士兵千余捐躯沙场,民屏身负重伤突围脱险。史载此次血战为“辽左用兵以来的第一血战”,兵部尚书张鹤鸣奏称:“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砫、酉阳二土司功。”
  同年(1621年),四月,秦良玉亲统精卒三千北上,镇守榆关(今山海关),在附近与后金兵遭遇,激战中,祥麟目中箭,尤拔矢逐贼,斩获如故,敌惊退,被军中誉为“赵子龙”、“小马超”。朝廷闻报,熹宗御赐“忠义可嘉”匾额,并赐良玉诰命夫人,进二品服,并命良玉回川再征兵二千赴援。
  同年(1621年),九月,永宁宣抚奢崇明叛,适逢良玉回川,奢遣使结盟,良玉斩使留银,转战重庆、成都和泸州等地,收复新都。
  天启二年(1622年),白杆兵解成都之围。回师克二郎关、佛图关,复重庆。命封夫人,赐诰命,复授都督佥事,充总兵官。
  天启三年(1623年),秦良玉打败永宁奢崇明军,平定全川;同年平定“松藩叛乱”。
  崇祯三年(1630年),永平四城失守,畿辅震动,诏天下勤王,各方将领自保不暇,逗留不前,独秦良玉慷慨誓众,率翼明捐资济饷、裹粮率师,昼夜兼程,再次驰援京师。崇祯皇帝优诏褒美,晋封都督同知,挂镇东将军印。召见平台,赐彩帛羊酒,并赋四诗旌其功。
  崇祯四年(1631年),秦良玉在保卫大凌河筑城战斗中,再建“首功”。
  崇祯六年(1633年),良玉自京师还,专防川东。马祥麟、张凤仪、秦翼明留守京师
  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入川,秦良玉与正好回川的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在夔州(奉节)打败张献忠,使之退走湖广。
  崇祯十三年(1640年),罗汝才犯四川,秦良玉领兵至,汝才不战而逃,秦良玉率白杆兵追击,在巫山和夔州重创罗汝才农民军。并夺其大纛。擒其渠副塌天。
  崇祯十七年(1644年),督师杨嗣昌尽驱贼入川。 张献忠、罗汝才联军再犯四川,杀老将张令,秦良玉驰援夔州,然不敌联军,因川抚邵捷春不用其计,以致全川沦陷,秦良玉退回石柱。
  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攻占北京,大举南侵,秦良玉已年七十三岁,毅然接受隆武政权赐封太子太保、忠贞侯封号以及“太子太保总镇关防”官印,继续高举扶明抗清的旗帜,准备前往福建抗清,然郑芝龙叛变,隆武帝被捉,未能成行。
  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在西南的永历皇帝派人加秦良玉太子太傅,授“四川招讨使”。久卧病床的一代女豪杰,闻之瞿然而起,拜伏受诏,感泣道:“老妇人朽骨余生,实先皇帝(崇祯)恩赐,定当负弩前驱,以报皇恩!”使者大喜,即刻回朝复命,可惜的是,几日之后,秦良玉就因病重抱恨而终。
  清顺治五年 (1648年)五月二十一日,秦良玉薨于大都督府玉音楼,葬于石柱县东3公里处、龙河北岸的回龙山(今石柱县大河乡鸭桩村),享年75岁,南明朝廷谥号“忠贞”。

秦良玉,乍观此名字,如果是对明朝史不大清楚的人,可能会把这个秦良玉与那个左良玉搞混。左良玉乃男儿汉,官至总兵,携"平贼将军"印,堂堂大老爷们,却一直养贼自重,最终还与南明的弘光朝君臣大施拳脚,在进攻南京的途中病死。其子左梦庚猪狗之才,携数十万明军向满清投降,甘为异族鹰犬。而我们所要讲的主人公秦良玉,红妆妇人,巾帼英雄,多年来为大明朝出生入死,赴边击后金,川地杀逆贼,至死不降,诚为女中丈夫,直可愧杀左良玉之辈。
  秦良玉,忠州人(今重庆忠县),生于万历初年。由于其父秦葵乃明朝贡生出身,秦良玉自幼一直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熏陶。忠臣烈士之义,感身报国之情,秦葵一直向子女传授不懈。身为知识分子,秦葵已经有预感大乱将至,常研习兵书,舞剑论兵。他对儿女一视同仁,让秦良玉与其兄秦邦屏与弟弟秦民屏一起读典籍,学骑射。可喜的是,比起兄弟来,秦良玉秉赋超群,文翰得风流,兵剑谙神韵,使得秦葵怃然叹息道:“可惜孩儿你是女流,否则,日后定能封侯夺冠。”秦良玉慷慨朗言:“倘使女儿得掌兵柄,应不输平阳公主(唐高祖李渊之女)和冼夫人(隋时岭南的少数民族首领)。”
  天作良缘。秦良玉成人后,嫁与石柱土司马千乘。这位马土司虽是一方土酋,但其祖宗大有名,乃汉朝“马革裹尸”的伏波将军马援。郎才女貌,神仙伴侣,二人伉俪情深,夫唱妇随。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播州地区(今贵州遵义)的土司杨应龙造反。由于事起苍猝,贼寇连陷重庆、泸州等战略要地,进围成都。蜀中大震。
  作为地方土司,马千乘以三千石柱兵从征,跟随明朝四川总督李化龙讨伐叛军。石柱兵皆持一种特制长矛,矛端呈勾状,矛尾有圆环,攀援山地险峻地形时,前后接应搭接,敏捷如猿。由于他们的矛杆皆以无漆的白杆制作,时人称之为"白杆兵"。依理,马千乘率兵三千从官军,已经尽到了土司对中央朝廷的义务,但秦良玉为解国难,又统精卒五百人,自备军粮马匹,与副将周国柱一起在邓坎(今贵州凤岗)扼守险地,持弓援剑杀贼。为此,明朝总督李化龙大为叹异,命人打造一面银牌赠与时年26岁的秦姑娘,上镌“女中丈夫”四个大字,以示表彰。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正月初二,明军由于连连克捷,上下松懈,置酒高会,庆祝新春佳节。洞晓古今兵法的秦良玉多智,她预料贼军会乘夜偷营,诫嘱丈夫马千乘命令“白杆军”严禁饮酒,持矛裹甲,连夜分守险隘。半夜时分,明军官兵大部分醉醺醺的沉入梦乡,贼军果然突然发动袭击。醉梦中的官军一时间四一奔逃。所幸的是,早有准备的秦良玉夫妇所领"白杆兵"发起反突袭,叛军先胜后败,惶骇间被长矛捅倒无数,皆转身奔逃。
  秦良玉夫妇紧追不舍,追入贼境,连破金筑寨、明月关寨等七寨,直抵杨应龙叛军老巢的天险桑木关下。
  明军诸军喘息后集结,齐攻桑木关。由于山险关峻,甲胄衰身的明朝官兵一时束手无策。“白杆兵”此时顿显神威,这些士兵的攀援能力本来就高超,又有特别矛钩拥搭连,使得他们在短时间内演杂技一样互相搭持攀挂,与酋阳土司等地方兵配合,一举荡破险关。关口拿下,明朝官军夺门而入。
  于是,众人合兵,直捣海龙囤,杀得贼兵血流成河。贼首杨应龙骇然无奈,慌乱中自缢身死,插州之乱平息。
  此次平乱,秦良玉、马千乘夫妇“为南川路战功第一”,为诸司之先,并又获朝廷银牌及色缎等物作为奖励。
  大功如此,秦良玉并未沾沾自喜,从不言功,夫妇二人仍回石柱本份过活。
  十多年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秦良玉丈夫马千乘死于政府狱中。《明史》记载说,石柱部民状告马千乘,明廷把他逮入云阳狱,不久马千乘病死其中。但他真正的死因,其实是北京万历帝派来的监税太监丘乘云向石柱索取贿赂,马千乘自恃于朝廷有功,不予。这下可羞恼了丘公公,他指使手下捏造罪名,把马土司逮捕入狱,活活折磨而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一下子变成孤儿寡母,秦良玉含泪忍痛。她大义为重,殡敛丈夫后,未有生出任何反叛不臣之心,反而代替丈夫任石柱土司,忠于职守。《明史》中这样赞诩秦良玉:“(其)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建立“大金(后金)”,开始连连发动对明朝的进攻。两年后,萨尔浒一役(战场在今辽宁抚顺以东),明军惨败,诸营皆溃。自此之后,驻辽明军几乎是闻警即逃。
  东北告急,在此大背景下,明廷在全国范围内征精兵援辽。秦良玉闻调,立派其兄秦邦屏与其弟秦民屏率数千精兵先行,她自己筹马集粮,保障后勤供应。为此,明廷授秦良玉三品官服。
  沈阳之战中,秦氏兄弟率“白杆兵”率先渡过浑河,血战满洲兵,大战中杀辫子兵数千人,终于让一直战无不胜的八旗军知晓明军中还有这样勇悍的士兵,并长久为之胆寒。由于众寡悬殊,秦邦屏力战死于阵中,秦民屏浴血突围而出,两千多白杆兵战死。但也正是由此开始,秦良玉手下的石柱“白杆兵”名闻天下。
  得知兄长牺牲消息后,秦良玉制一千多件冬衣,配送给远在辽地的石柱兵。然后,她自统三千精兵,直抵榆关布防(今山海关),控扼满州兵入关咽喉。明廷兵部尚书张鹤鸣为此专门上奏天启帝,追赠死难的秦邦屏都督佥事,立祠祭祀。不久,明廷又诏加秦良玉二品官服,封诰褒奖。
  由于“白杆兵”战斗力强,明廷再下令征兵两千。秦良玉闻诏即行,与弟弟秦民屏驰还石柱,征调士兵准备援辽。
  抵家仅一日,重庆内乱。永宁土司奢崇明借奉诏援辽的名义,率数万人马与其女婿樊龙里应外合占据了重庆,并发兵围攻成都,大有关门做皇帝的意思。由于同为“土司”乡亲,奢崇明派人携大笔珍宝来石柱与秦良玉“通好”。秦良玉二话不说,立斩贼使。她派遣秦邦屏及其二子溯流西上,度渝城后,忽然抵至重庆南坪关,扼制贼兵归路。趁天黑敌军无备,“白杆兵”突袭贼军驻于长江和嘉陵江上的水军,尽焚其舟。同时,秦良玉分兵守忠州,驰报夔州官军密防瞿塘天险,阻遇叛军沿江东下。
  正是由于这位女中丈夫的调度有方,奢崇明叛军终于难成气候,出战即败。但当时川地有一带诸土司"自治"部落皆收受叛军贿赂,大多数逗留观望,惟独秦良玉率石柱兵奋勇直前,连获红崖墩大捷、观音寺大捷以及青山墩大捷。如此一来,不仅成都围解,重庆也很快得以收复,叛乱得平。
  明廷叙功,秦良玉得授总兵一职,成为方面大将,她的兄弟和子侄皆获擢升。
  川地底定之后,鉴于作战中明朝官军的"熊包"表现,秦良玉上书奏称:“臣率(秦)翼明、(秦)拱明(她的两个侄子)提兵裹粮,累奏红崖礅诸捷。而(明朝官军)行间诸将,未睹贼面,攘臂夸张。及乎对垒,闻风先遁。败于贼者,唯恐(别)人之胜;怯于贼者,惟恐(别)人之强。如总兵李惟新,渡河一战,败衄归营,反闭门拒(见)臣(秦良玉自称),不容一见。(李惟新)以六尺躯须眉男子,忌一巾帼妇人(自称),(其)静夜思之,亦当愧死!”疏上,由于明廷正需石柱这样的地方力量,天启帝“优诏报之”,并下令文武大吏对待秦良玉皆要以礼相待,不得疑忌。
  感动之下,秦良玉更加为明廷卖命,其弟秦邦屏不久即在陆广做战中战死沙场。
  崇祯三年(1630年),皇太极攻榆关不入,便率十万辫子军绕道长城喜峰口入侵,攻陷遵化后,进抵北京城外,连克永平四城,明廷大震。
  秦良玉得到十万火急的勤王诏书之后,即刻提兵赴难,星夜兼程,直抵宣武门外屯兵。当时,闻诏而至的各路勤王官军共二十万有余,但都畏惧满洲兵的狠武,无人带头出战。秦良玉“白杆兵”人数虽然仅有数千,但一直为满洲兵所忌惮。昔日浑河血战,让大辫子们再也忘不了这些身体矮小手持超长锐矛的士兵。因此,“白杆兵”呐喊冲杀之际,满洲兵心自发怯,加上明军中又有孙承宗这样的老将作配合,最终迫使皇太极连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撤围而去(山海关未能攻下,也是满洲军撤兵原因,他们怕日后遭首尾截击)。
  北京围解之后,崇祯帝大加感慨,特意在北京平台召见秦良玉,优诏褒美,赏赐彩币羊酒,并赋诗四首以彰其功:
  其一: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其二:蜀锦征袍自裁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
  其三:露宿风餐誓不辞,饮将鲜血代胭脂。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
  其四:凭将箕帚作蝥弧。一派欢声动地呼。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
  (凭将箕帚后三字原文为“扫胡虏”,其玄孙马宗大在乾隆时为违祸,把原文三个字挖去)。
  观崇祯皇帝有生之年,享国日浅,遭逢多难,很少有闲情逸致吟诗作赋,除赠秦良玉诗外,仅有赠杨嗣昌的五绝诗传世。迢迢西南边陲一位女土司,竟能得皇帝面见赐诗,秦良玉当属古往今来第一人。
  满洲军出塞后,秦良玉率石柱兵回家乡。由于当时流贼张献忠、罗汝才(绰号"曹操")等九路人马自湖广进攻四川,明廷诏令秦良玉不用再出兵援剿,“专办蜀贼”,负责守御川地。
  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贼军破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围太平,秦良玉提兵赶至,贼寇慑于秦良玉及其手下“白杆兵”威名,苍惶逃走,川东大定。
  崇祯十三年(1640年),罗汝才贼部进入巫山,为秦良玉阻遏。于是,这位绰号“曹操”的黠贼突然进攻夔州,又被秦良玉率兵击走。不久,秦良玉率兵在马家寨邀击贼军,杀其骁将“东山虎”,斩首六百余级。然后,秦良玉乘胜,与明军在谭家坪、仙寺岭连败贼寇,夺得罗汝才主师大纛,并生擒其副手“塌天”。
  数役下来,秦良玉部斩贼兵近万,获甲仗马骡无算,贼尸横陈遍山谷。罗汝才率残部遁走大宁(今重庆巫溪),与张献忠在巫巴山区合军后,贼势复炽,逾过巴雳河(今重庆巫山县双龙镇大宁河),拼死攻击秦良玉侄子等人统领的石柱兵。接着,贼兵四处扎营,严重威胁到川地大部分地区。
  明朝湖广襄阳督帅杨嗣昌本人乃湖广人(今湖南常德),他的初始战略就是想尽驱张献忠等部贼军入川。这位杨督帅的如意算盘是:以蜀地险远,极边之地乃松潘蛮部,贼兵入蜀后,蜀地官军守则守之,不能守自可弃涪州、万州、雅州、松州大部分地区,诱敌深入。然后,陕西官军断栈道,临白水制敌;云南官军屯曲靖,扼守白石江。而他杨督帅本人则可率明军主力掩击贼军,把他们驰至松潘诸蛮部落的地盘,听任当地土人剿杀。杨嗣昌此计,即愚昧又阴险。愚昧的是,他纸上谈兵,以为川地崎岖险峻,必能困住贼军;阴险的是,他驱张献忠等贼部入四川,自己没有丧地的责任,四川巡抚是邵捷春,丢地丧兵,责任皆由他负。杨嗣昌本人自可坐观成败,时刻准备去摘熟落的“桃子”。由于担心四川当地官军扼守险隘会导致张献忠急红眼反扑湖广,杨嗣昌又使阴招,依仗自己的威权,把大批蜀地精兵调出,只留二万弱疲士卒给川抚邵捷春守重庆。
  秦良玉一心为国,率三万石柱精兵抵至夔州。邵捷春令她把部分士兵移近重庆,与附近守将张令相倚为声援。不久,劭捷春又抽调一万五千石柱兵,进入重庆与官军共同把守坚城。秦良玉深知邵捷春之策甚愚,但她又不敢违背命令,就对路过自己军营的绵州知州陆逊之表示:“邵公不知兵,其移我部兵自近,而派张令守黄泥洼一带,甚失地利。贼军盘踞归、巫众山之巅,俯瞰吾军营垒。倘若他们自上而下,乘势使气攻击官军,张令部必败。张令一败,次必及我部军。我部军一败,谁又能救重庆之急?”陆逊之大惊,问策之所出,秦良玉言:“邵公此时,绝不能坐防坚城,应先发制人,与贼军争山夺险。”
  陆逊之立即把消息转告给邵捷春。邵巡抚倒是知错就改。可惜晚了一步。张献忠贼军于十月五日在土地岭(今重庆奉节草堂镇)率先向窝里斗的明朝官军发动进攻,一天内即杀明军五千多人。次日,张献忠手下白袍小将张玉儿(编辑者注:即李定国)当阵射杀号称"神弩将"的明军老将张令,乘胜把明军杀得一败涂地。不仅张令一军尽覆,秦良玉手下三万多"白杆兵"也全军覆没,致使最后秦良玉仅单骑逃返重庆,遭遇其平生未有之惨败。
  此役过后,杨嗣昌围来贼军于川地的"圆盘战略"完全破产,川鄂交界地带三十二隘口尽陷于贼,蜀中大乱。
  损失如此惨重,秦良玉并未灰心丧气,她对川抚邵捷春说:“事态危急,可以尽发溪峒兵卒,人数可达三万,我本人出资出粮可供饷其中的一万人,朝廷供饷另外一万人。如果布置妥当,应该还能与贼寇周旋。”
  邵捷春低头,良久不言。时势至此,这位文人守抚已全然死心。从他自己角度考虑问题,丧兵失地不说,官仓中已无粮养兵,而溪峒兵卒又属土蛮,反复不测,如果这些人再趁乱闹兵变,他邵捷春三族不保。饱读史书的他,自然知道元末“官军”中纪律最坏的就是杨完者所带领的“苗兵”,他们那些蛮兵不仅剿贼无力,平时对百姓比寇贼还要凶恶淫毒。所以,溪峒兵卒,难保他们不象"苗兵"那样。读书多,顾虑就多。顾虑多,定议就少。劭捷春最终婉言拒绝秦良玉提出的计划。
  秦良玉叹息而归。其计不用,自然全川溃烂不可收拾。张献忠贼人蹂躏各外,杀人无算,四川广大地区人民陷入了地狱般的苦难。而邵捷春本人,自然难逃罪责,不久被逮入诏狱,仰药自杀(与陷害他的杨嗣昌一个死法)。
  三年多后,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上吊自杀。消息传来,深受明恩的秦良玉服孝痛哭,几次昏绝,哀动左右。张献忠流贼此时尽陷楚地,又向四川杀来。秦良玉向当时的四川巡抚陈士奇呈献《全蜀形势图》,希望官军能增兵坚守蜀地十三处险隘。陈士奇不予采纳。秦良玉不死心,又推心泣血地向四川巡按刘之勃建议,刘巡按倒是同意她的计策,但他本人手中无兵可发。
  张献忠巨贼数十万长驱直犯夔州。秦良玉驰援,由于众寡太悬殊,兵败而去。她的失败,标志着蜀地的沦陷。张献忠相继攻克万县、重庆、成都,并在当年年底称帝,建立“大西”伪政权。
  张献忠占领蜀地,只有遵义、黎州及秦良玉的石柱地区未归于"大西"。慑于秦良玉威名,张献忠部无一兵一将敢于入犯石柱。投降张献忠的明朝官员屁颠颠向各地土司送去伪政权印信,各地土司大多畏惧接受。秦良玉接到印信,马上当众毁之,慷慨言道:“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妇蒙国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地步,怎能以残余之年以事逆贼!石柱一地有敢从贼者,族诛之!”
  不久,又有噩耗传来,秦良玉独子马祥麟先前被明廷征调到湖广御敌,战死于襄阳。死前,他给母亲写信:“儿誓与襄阳共存亡,愿大人勿以儿安危为念!”见儿子绝笔血书,秦良玉泪下如雨,心如刀割,但她乃大义妇人,提笔在信纸上写道:“好!好!真吾儿!”秦氏、马氏二族,可称上是二门忠烈,数年之间,死于国事者甚众。
  满清占据北京后,残余的南明政权相继有弘光、隆武、永历数帝,秦良玉皆与之保持联系。但山长水远,秦良玉本人年逾古稀,不可能再有较大作为。
  1648年,在西南颠沛流离的南明永历帝派人加秦良玉太子太傅,授"四川招讨使"。久卧病床的一代女豪杰,闻之瞿然而起,拜伏受诏,感泣道:“老妇人朽骨余生,实先皇帝(崇祯)恩赐,定当负弩前驱,以报皇恩!”
  可惜的是,几日之后,秦良玉就因病重抱恨而终。其孙马万年把奶奶葬于回龙山,墓碑题文可彰示这位女中丈夫不屈的民族气节和赫赫功勋:
  “明上柱国光禄大夫镇守四川等处地方提督汉土官兵总兵官持镇东将军印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太保忠贞侯贞素秦太君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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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天主教帝国

南明政权(1644-1662)建于甲申之变后,先后拥立过福、鲁、唐、桂等四名皇帝,其中以最后一帝永历在位时间最长(1646-1662),几乎涵盖了整个南明政权的全过程。而天主教在南明政权的繁盛,正是发生于永历时期。因此可以说,南明确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天主教之国。
那么,南明永历朝廷是怎样和天主教发生接触的呢?这就必须先说说两个人。
第一个人是主张拥立永历的瞿式耜,字起田,号伯略,又号稼轩。万历十八年(1590)生,万历四十年(1612)进士。
天启三年(1623),他于闲居之中就通过从弟瞿式糓的介绍,结识时任天主 教 耶 稣 会中国传教区副会长艾儒略【1】,并于家乡常熟开教之际成为第一批接受洗礼的信徒,教名多默。
当时,在魏忠贤的支持下,阁臣沈榷等人为打击徐光启(教名保禄)、李之藻(教名良)等力主引进西洋大炮对抗关外女真的天主教朝臣,发动禁教。做为天 主 教 徒的瞿式耜也责无旁贷地加入保护传教士的活动之中。
直到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被打倒后,他才回到北京,在官复礼部右侍郎原职的徐光启手下出任礼部给事中,但未及一年,即因举钱谦益而遭到周延儒、温体仁等攻讦贬谪而罢官,返回原籍继续闲居。在这期间(崇祯四年,1631),从艾儒略翻译《几何要法》等欧洲科学书籍。
甲申之变(1644)后,他被弘光朝起复,出任广西巡抚。至官不及二载,清军渡江,弘光覆灭,他反对立唐王,拒入福建,主张拥立明神宗之孙,桂王第四子朱由榔为帝。在他的努力下,朱由榔于1646年8月至肇庆,11月称监国,瞿因佐命之功进吏部右侍郎、东阁大学士。同年,朱由榔继位,改年号为永历元年。
翌年(1647)年初,肇庆被清军攻破,瞿式耜护永历帝至桂林,进兵部尚书、太子太傅,领尚方宝剑,有便宜行事之权。3月间,他拒绝清朝的劝降,倾家助饷,号召守土,与将军焦琏共破清军,斩清将黄天爵。因为这场战功,瞿式耜受封临桂伯,进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兼太子太师。在感受到桂林兵力单薄后,瞿委托传教士毕方济【2】赴澳门,以天 主 教 友的身份呼吁葡萄牙人出兵相助。葡萄牙出兵300并大炮数门来援。同时抵达桂林的还有传教士瞿安德(Andreas Xavier)。这一年,瞿式耜借助葡军之力,收复了广西的许多失地。但是到了1650年,随着清军在广西的不断增加,瞿式耜的处境愈发困难,而永历朝内部因为大臣和太监之间的矛盾激化,无法给予他任何有力的支持。这年年底,清将孔有德破桂林,瞿式耜被俘,不肯投降并发密信招明军反攻,被清军发觉,斩于桂林独秀山。南明追赠瞿为粤国公,谥文忠,后为清朝改谥文宣。
由于瞿式耜本人是天 主 教 徒,又是永历朝的佐命元勋,因此受到永历帝的信任,他推荐的天 主 教 传 教 士自然在宫廷内得到信任,尤其是永历朝本身又急需得到外援来对抗清军,因此更是敬奉有嘉。同时,由于当时来华的传 教 士多为饱学之士(因方济阁•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之请,见其于1552年致耶稣会总会长罗耀拉的信函内容),因此特别受到明的士大夫阶层的欢迎(题外话:貌似明代士大夫们普遍比清代士大夫更富于对新知的渴求,偏见相对也少得多,例如晚明著名的思考家,提出接近于文艺复兴思想的民私论的李卓吾【3】,在与利玛窦[Matteo Ricci]“三度相会”后,赞叹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极标致人也。中极玲珑,外极朴实。数十人群居嘈杂,筹对各得,傍不得以其间门之使乱。我所见人,未有其比”【4】当然,这也确乎因为利玛窦自身有着非比寻常的才识【5】),故而在1647-1648年短短一年间,共计40位以上的南明朝臣接受洗礼,成为教徒。
为了尊重中国官员的戴冠制度,当时的耶稣会采取了变通措施,允许中国人在进入教堂后戴一种祭巾(天 主 教礼节,进入教堂的平信徒不得戴冠),此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末。这种入乡随俗的策略,无疑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为传 教开辟了更加宽广的道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全中国的天 主 教 徒已达50万。

天 主 教不仅在南明朝廷上得行其道,更在内宫里受到欢迎。将传 教 士介绍入宫的就是此前提及的两个人之中的另外一个——太监庞天寿。
早在崇祯时代,庞天寿即已是北京宫廷内的太监。他在崇祯五年(1632)受洗,得教名亚基娄。为他施洗的正是著名的汤若望【6】。
当时,崇祯皇帝接受徐光启的修新历法建议,将汤若望从西安招来北京,入北京历局,与徐光启推荐的另外一名中国官员,天 主 教 徒李天经共修新历。这样,汤若望得以出入宫廷,借机向嫔妃、太监和宫女们传教,庞天寿即是其中最早的一批奉教人。
李自成破北京后,庞天寿辗转逃到南方,投奔永历帝,被任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要职。当瞿安德到达永历宫廷后,庞天寿便积极协助他对内廷进行传教,陆续为以下皇室重要成员付洗入教:
1.王太后,湖广人,原为天启帝之妃,正宫去世后进位为后,因而被身为天启帝之侄的永历帝承制尊为太后。她的在受洗后,得教名列娜;
2.马太后,苏州人,永历之生母。受洗后教名为娅娜;
3.太子朱慈絙,教名共斯当定;
4.王太后之母,教名朱莉娅;
此外,还有50名嫔妃和许多太监宫女也纷纷受洗。太监之中有一人教名亚加大。
1648年,为了表达对天 主 教的诚意,同时也为了答谢葡萄牙人出兵相助,永历帝派遣使者奉银香炉、银花瓶、银烛台,前往澳门耶稣会教堂,行谢恩弥撒。这次弥撒于当年10月31日由耶稣会副省会长曾昭德(P.Alvaro de Semedo)亲自主持,规模极其盛大,即使在十几年后,南明已经覆灭后,依然为澳门人所谈论。
大约在1650年左右,耶稣会士向永历朝提议派出赴罗马教廷使节团,得到王太后和庞天寿太监的积极回应。经过和曾昭德的反复商议,最终确定由波兰籍耶稣会士卜弥格【7】充任南明出使教廷特使,持太后和庞天寿太监的《上教宗书》以及曾昭德的致教廷公函,致耶稣会总会长函,于当年11月携两名中国随员从澳门启程,于1653年春抵达罗马。
就卜弥格出使一事,教廷传信部先后于1653年4月1日-1655年9月26日间共举行了四次枢机会议进行讨论,最后决定以书面方式回复南明。同时,教宗亚历山大七世(1599-1667)也召见了卜弥格,并于12月18日亲手写下《教宗复明太后书》和《教宗复庞太监书》【8】。
1656年3月22日,卜弥格携教宗复书并教廷传信部回函从里斯本上船返回中国。然而,就在这一来一往的近7年间,中国南部的战争已转入清朝全面占优的局面,永历政权不及丧失了两广,又在1658年被清军从贵州赶出,向云南撤退,与澳门之间的陆地交通因而断绝。在这种情况下,澳门的葡萄牙人不敢得罪清廷,不得不拒绝已经抵达暹逻的卜弥格一行入境。无奈之中,卜弥格只得转道安南,7月至河内,却无法再向前进入云南边境,只得在安南和广西的边境上等待时机。
1659年,清兵攻入云南,永历帝败走腾越,逃入缅甸境内。卜弥格得知在南明中国境内已无立足之地,深感失意,加之久居安南,水土不服,健康大衰,遂于8月22日带着深刻的遗憾死去。永历帝和他的太后以及太监,终于未能得到教宗的回书。
1661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甸,缅甸人献永历帝并其皇室全家。
1662年,永历帝和年仅十五岁的太子朱慈絙被吴三桂用弓弦绞死于昆明。同年,马太后“扼喉以死”,王太后和庞太监则先于她在云南去世。
信奉上帝基督的南明帝国,由此消失于历史的烟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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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gui1945   2009/09/24 13:13:22  433楼   举报

好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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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qi7613   2009/09/24 13:55:23  434楼   举报

顶,谢谢L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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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生如水   2009/09/24 14:13:54  435楼   举报

这书炒得很火,应该是有理由的。下了看看,谢谢楼主,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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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vonxiao   2009/09/24 14:33:05  436楼   举报

好书,收藏之,谢谢楼主。
以后有条件会买书,支持作者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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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kaihou   2009/09/24 14:42:34  437楼   举报

引用(niceus @ 2009-09-22, 10:00 PM) *
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
满清朝廷发布过大量屠杀文告,其中最著名的,是满清官方资料《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
  
   “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并宣称:
  
   “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爝火录卷四)
  
   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满清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
  
   满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
  
   在以上满清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尽行屠戮”、“杀无赦”、“全家斩”、“全村斩”的凶恶威胁。而下面列举的资料,则证明,满清的公开威胁,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

  满清(后金)入关前的大屠杀
  
   首先,满清入关前,其对辽东汉人的大屠杀,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以下列举诺干: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满语之谓汉人)”。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作为第三方的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满清入关后,对自己大屠杀最赤裸裸的供认,就是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揭贴
  
   “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满清档案: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0中,更是由于“城破尽屠”,只好请求释放剩下的5个“无凭究拟”的犯人。《朔州志》也承认:“城破,悉遭屠戮”。

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清军其本性残忍,一路奸淫烧杀:从“扬州十日”到“嘉定三屠”,南昌、广州、大同、金华。由南至北,兽行累累。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 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 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可怜奴隶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史称“庚寅之劫”。据清代官方史载,这场屠城,斩获“兵民百万”,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卷78之18)在广东地方文献《广州城坊志》中,转引了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亦曰:“……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七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黄佛颐:《广州城坊志》226页, 221页)“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 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 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 王鸣雷) 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遍地皆是。投河自溺者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门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浮于水面,高出数分。”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献出财宝,其人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据《扬州十日记》所载,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与其子多铎指挥军队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揚州也,士民皆迁湖瀦以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輒令开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遺骸,而天暑众屍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贱奴来!贱奴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清寇在大屠杀后,往往故意留一些僧侣不杀,让这些幸存者来清理屠场,《扬州十日记》:“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嘉定乙酉纪事》:“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于被焚处,拆取屋木,聚尸焚之。”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紀》:“滿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隱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 。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在营而死者亦十余万。先至之兵已各私载掳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方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全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南明永历二年(1646)清兵攻陷福州,“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肝脑涂地,粉身碎骨,惨不忍睹,遇难者六十余万”...延平郡王郑成功的母亲也遭残酷轮奸,羞愤自尽...
苏州守将投降的早些,仅被屠半城,约三十多万...
松江(上海)二十八万人被清兵杀得一个不剩,“死骵密布,僵尸如麻,阴森恐怖 ,冤魂哭泣,白日见鬼,腥风血雨,悲惨世界”!


《番禺县志》记述:番禺典吏丁有仪夫妻先后被杀,“越日(第二天),所弃儿匍匐尸旁,犹吮其(母亲之)乳,过者无不泪下。”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 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顺治二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 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四川,清军于1647年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天府之国的成都仅幸存二十户,士民被杀者四十余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无数间...“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好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蜀乱》 把四川一千多万人杀光了以后,就把罪恶全部推给也杀了一点人的农民军首领张献忠,还编造出混世魔王张献忠杀人6个亿的历史第一大谎言!

"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在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
     
   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亡,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皇帝,“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满清迁界禁海暴行:
  
   康熙三年(1664)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南明郑氏始末》)
  
   “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台湾外志》)
  
   福宁州, “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俺、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碑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乾隆二十七年福宁府志卷四十三)
  
   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顿时斩首”“每出界巡哨只代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记” (《清初莆变小乘》
  
   (广东香山县)“初,(广东香山县)黄凉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左翼班际盛诱之曰点阅,抱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埠,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道光七年《香山县志》卷八)

  对于屠杀规模的估计
 
  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5,165.5459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明熹宗实录卷4)。
  
   以上人口数字,当然是不完整。因为人口被大量隐瞒。通常认为,明代人口,实际上仅是官方所掌握的赋税人口。
  
   很多人口学者(包括海外学者)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大约在1亿到2亿(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尤其是人口学权威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强调:“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应有1.97亿人。万历二十八年以后,总人口还可能有缓慢的增长,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亿了。”
  
   而有些乐观的西方学者,则估计在1600年左右,明代人口为2.3亿人,甚至还有峰值2.9亿的估计,但明显偏高了。综合来说,认定明末人口在2亿左右,已经成了人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与明代人口相比,在官方统计上,满清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1,063.3326人(比明光宗泰昌元年减少了4000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清实录世祖卷61)。
  
   而在满清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

  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绝对是一个大大超过2亿的惊人的天文数字!

满清入关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经济、文化上的进步。相反摧毁了明朝的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先进文化,科技发展,经济积累,使中国落后西方三百年。

历史已经过去了三百年,民族之间也不会继续留存仇恨。但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隐瞒历史,则意味着犯罪!

我一直认为清朝拖累了整个中国文明进步,准确的说应该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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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着雨   2009/09/24 15:26:48  438楼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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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jiankaihou @ 2009-09-24, 02:42 PM) *
引用(niceus @ 2009-09-22, 10:00 PM) *
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
满清朝廷发布过大量屠杀文告,其中最著名的,是满清官方资料《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
  
   “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并宣称:
  
   “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爝火录卷四)
  
   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满清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
  
   满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
  
   在以上满清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尽行屠戮”、“杀无赦”、“全家斩”、“全村斩”的凶恶威胁。而下面列举的资料,则证明,满清的公开威胁,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

  满清(后金)入关前的大屠杀
  
   首先,满清入关前,其对辽东汉人的大屠杀,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以下列举诺干: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满语之谓汉人)”。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作为第三方的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满清入关后,对自己大屠杀最赤裸裸的供认,就是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揭贴
  
   “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满清档案: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0中,更是由于“城破尽屠”,只好请求释放剩下的5个“无凭究拟”的犯人。《朔州志》也承认:“城破,悉遭屠戮”。

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清军其本性残忍,一路奸淫烧杀:从“扬州十日”到“嘉定三屠”,南昌、广州、大同、金华。由南至北,兽行累累。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 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 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可怜奴隶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史称“庚寅之劫”。据清代官方史载,这场屠城,斩获“兵民百万”,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卷78之18)在广东地方文献《广州城坊志》中,转引了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亦曰:“……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七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黄佛颐:《广州城坊志》226页, 221页)“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 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 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 王鸣雷) 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遍地皆是。投河自溺者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门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浮于水面,高出数分。”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献出财宝,其人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据《扬州十日记》所载,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与其子多铎指挥军队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揚州也,士民皆迁湖瀦以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輒令开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遺骸,而天暑众屍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贱奴来!贱奴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清寇在大屠杀后,往往故意留一些僧侣不杀,让这些幸存者来清理屠场,《扬州十日记》:“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嘉定乙酉纪事》:“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于被焚处,拆取屋木,聚尸焚之。”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紀》:“滿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隱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 。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在营而死者亦十余万。先至之兵已各私载掳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方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全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南明永历二年(1646)清兵攻陷福州,“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肝脑涂地,粉身碎骨,惨不忍睹,遇难者六十余万”...延平郡王郑成功的母亲也遭残酷轮奸,羞愤自尽...
苏州守将投降的早些,仅被屠半城,约三十多万...
松江(上海)二十八万人被清兵杀得一个不剩,“死骵密布,僵尸如麻,阴森恐怖 ,冤魂哭泣,白日见鬼,腥风血雨,悲惨世界”!


《番禺县志》记述:番禺典吏丁有仪夫妻先后被杀,“越日(第二天),所弃儿匍匐尸旁,犹吮其(母亲之)乳,过者无不泪下。”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 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顺治二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 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四川,清军于1647年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天府之国的成都仅幸存二十户,士民被杀者四十余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无数间...“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好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蜀乱》 把四川一千多万人杀光了以后,就把罪恶全部推给也杀了一点人的农民军首领张献忠,还编造出混世魔王张献忠杀人6个亿的历史第一大谎言!

"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在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
     
   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亡,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皇帝,“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满清迁界禁海暴行:
  
   康熙三年(1664)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南明郑氏始末》)
  
   “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台湾外志》)
  
   福宁州, “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俺、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碑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乾隆二十七年福宁府志卷四十三)
  
   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顿时斩首”“每出界巡哨只代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记” (《清初莆变小乘》
  
   (广东香山县)“初,(广东香山县)黄凉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左翼班际盛诱之曰点阅,抱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埠,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道光七年《香山县志》卷八)

  对于屠杀规模的估计
 
  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5,165.5459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明熹宗实录卷4)。
  
   以上人口数字,当然是不完整。因为人口被大量隐瞒。通常认为,明代人口,实际上仅是官方所掌握的赋税人口。
  
   很多人口学者(包括海外学者)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大约在1亿到2亿(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尤其是人口学权威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强调:“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应有1.97亿人。万历二十八年以后,总人口还可能有缓慢的增长,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亿了。”
  
   而有些乐观的西方学者,则估计在1600年左右,明代人口为2.3亿人,甚至还有峰值2.9亿的估计,但明显偏高了。综合来说,认定明末人口在2亿左右,已经成了人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与明代人口相比,在官方统计上,满清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1,063.3326人(比明光宗泰昌元年减少了4000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清实录世祖卷61)。
  
   而在满清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

  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绝对是一个大大超过2亿的惊人的天文数字!

满清入关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经济、文化上的进步。相反摧毁了明朝的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先进文化,科技发展,经济积累,使中国落后西方三百年。

历史已经过去了三百年,民族之间也不会继续留存仇恨。但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隐瞒历史,则意味着犯罪!

我一直认为清朝拖累了整个中国文明进步,准确的说应该是倒退。

的确...我们汉族人应该统治我们自己的天下...而不是让满族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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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hs   2009/09/24 15:37:07  440楼   举报

拜读一下,知道了很久但是一直没有看过,下了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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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ding   2009/09/24 15:56:49  441楼   举报

引用(jiankaihou @ 2009-09-24, 02:42 PM) *
引用(niceus @ 2009-09-22, 10:00 PM) *
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
满清朝廷发布过大量屠杀文告,其中最著名的,是满清官方资料《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
  
   “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并宣称:
  
   “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爝火录卷四)
  
   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满清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
  
   满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
  
   在以上满清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尽行屠戮”、“杀无赦”、“全家斩”、“全村斩”的凶恶威胁。而下面列举的资料,则证明,满清的公开威胁,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

  满清(后金)入关前的大屠杀
  
   首先,满清入关前,其对辽东汉人的大屠杀,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以下列举诺干: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满语之谓汉人)”。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作为第三方的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满清入关后,对自己大屠杀最赤裸裸的供认,就是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揭贴
  
   “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满清档案: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0中,更是由于“城破尽屠”,只好请求释放剩下的5个“无凭究拟”的犯人。《朔州志》也承认:“城破,悉遭屠戮”。

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清军其本性残忍,一路奸淫烧杀:从“扬州十日”到“嘉定三屠”,南昌、广州、大同、金华。由南至北,兽行累累。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 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 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可怜奴隶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史称“庚寅之劫”。据清代官方史载,这场屠城,斩获“兵民百万”,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卷78之18)在广东地方文献《广州城坊志》中,转引了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亦曰:“……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七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黄佛颐:《广州城坊志》226页, 221页)“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 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 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 王鸣雷) 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遍地皆是。投河自溺者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门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浮于水面,高出数分。”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献出财宝,其人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据《扬州十日记》所载,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与其子多铎指挥军队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揚州也,士民皆迁湖瀦以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輒令开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遺骸,而天暑众屍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贱奴来!贱奴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清寇在大屠杀后,往往故意留一些僧侣不杀,让这些幸存者来清理屠场,《扬州十日记》:“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嘉定乙酉纪事》:“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于被焚处,拆取屋木,聚尸焚之。”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紀》:“滿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隱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 。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在营而死者亦十余万。先至之兵已各私载掳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方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全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南明永历二年(1646)清兵攻陷福州,“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肝脑涂地,粉身碎骨,惨不忍睹,遇难者六十余万”...延平郡王郑成功的母亲也遭残酷轮奸,羞愤自尽...
苏州守将投降的早些,仅被屠半城,约三十多万...
松江(上海)二十八万人被清兵杀得一个不剩,“死骵密布,僵尸如麻,阴森恐怖 ,冤魂哭泣,白日见鬼,腥风血雨,悲惨世界”!


《番禺县志》记述:番禺典吏丁有仪夫妻先后被杀,“越日(第二天),所弃儿匍匐尸旁,犹吮其(母亲之)乳,过者无不泪下。”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 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顺治二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 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四川,清军于1647年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天府之国的成都仅幸存二十户,士民被杀者四十余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无数间...“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好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蜀乱》 把四川一千多万人杀光了以后,就把罪恶全部推给也杀了一点人的农民军首领张献忠,还编造出混世魔王张献忠杀人6个亿的历史第一大谎言!

"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在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
     
   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亡,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皇帝,“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满清迁界禁海暴行:
  
   康熙三年(1664)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南明郑氏始末》)
  
   “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台湾外志》)
  
   福宁州, “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俺、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碑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乾隆二十七年福宁府志卷四十三)
  
   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顿时斩首”“每出界巡哨只代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记” (《清初莆变小乘》
  
   (广东香山县)“初,(广东香山县)黄凉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左翼班际盛诱之曰点阅,抱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埠,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道光七年《香山县志》卷八)

  对于屠杀规模的估计
 
  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5,165.5459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明熹宗实录卷4)。
  
   以上人口数字,当然是不完整。因为人口被大量隐瞒。通常认为,明代人口,实际上仅是官方所掌握的赋税人口。
  
   很多人口学者(包括海外学者)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大约在1亿到2亿(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尤其是人口学权威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强调:“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应有1.97亿人。万历二十八年以后,总人口还可能有缓慢的增长,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亿了。”
  
   而有些乐观的西方学者,则估计在1600年左右,明代人口为2.3亿人,甚至还有峰值2.9亿的估计,但明显偏高了。综合来说,认定明末人口在2亿左右,已经成了人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与明代人口相比,在官方统计上,满清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1,063.3326人(比明光宗泰昌元年减少了4000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清实录世祖卷61)。
  
   而在满清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

  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绝对是一个大大超过2亿的惊人的天文数字!

满清入关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经济、文化上的进步。相反摧毁了明朝的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先进文化,科技发展,经济积累,使中国落后西方三百年。

历史已经过去了三百年,民族之间也不会继续留存仇恨。但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隐瞒历史,则意味着犯罪!

我一直认为清朝拖累了整个中国文明进步,准确的说应该是倒退。

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不可否认的满清入关杀人如麻,清朝末期官场同样腐败无能,但是中国历朝历代哪家到了末期不是如此?楼主举例康熙时中国的人口是明朝的36%,但是五代时候中国的人口只有唐朝末期的30%!因此朝代更替所带来的大屠杀并不是满清独有的。因此,如果仅以此说满清取代明朝时中国文明的倒退,我不认可,明朝后期明政府统治的黑暗,当时的百姓连安定的生活都不能保证,何谈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或者文明进步?需要提醒你的是明朝是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灭亡的,为什么百姓会起来造大明政府的反?就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明朝已经堕落腐败到什么地步了,一个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政府还会有文明的进步么?我很反感现在有些人还把清朝看作是外族对中国的统治,难道少数民族统治的中国就不是中国么难道只有汉族统治的王朝才是正统?不要忘了闭关锁国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后期任何人驾船出海离开大陆就算叛国,否则以郑和下西洋时候中国的海上实力哪有倭寇能在东南沿海肆虐?这样的政府你认为还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如果从古人的角度反清复明还能说得通,毕竟他们有亡国之恨,但是从现在的角度看,这和秦始皇灭六国又有多大区别?不可否认的是清朝时候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繁荣程度要远超明朝任何时代,清朝的中国版图也远远超过明朝。实话实说,如果没有清朝,新疆西藏现在都是我们名副其实的邻邦,而不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仅凭这一点,清朝对中国文明的贡献就不能抹杀!再说,满清统治的时候是中国封建王朝中仅次于大唐各民族最平等团结和睦的时期,而李唐家族是有鲜卑血统的,而在之前所有的汉族统治的王朝,中国都是汉族的中国,而不是现在意义上 各民族统一发展的大中华。其实那些一直强调满清取代明朝是中国历史和文明倒退的人,扪心自问一下,您说这话是不是就因为清朝是满族人而不是汉族人在统治中国呢?最后一点,如果明朝是先进的,而清朝是落后的,为什么落后的会打败先进的?不是说落后才会挨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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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ftbear521   2009/09/24 16:11:19  442楼   举报

补充的那个3.2M的不错啊,重温一遍~~
PDF不知道清晰不,所以就没下。
感谢楼主的资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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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us   2009/09/24 17:40:32  443楼   举报

《万历朝鲜之役明朝军队里的外国兵》
明朝万历二十年(1592)四月十三日,日本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承平日久的朝鲜面对刚刚平定战国乱世的日军锐卒,一触即溃,败退千里,半月之内,首都汉城失守,两个月后,朝鲜北部的重要都市平壤也惨遭沦陷。一路逃亡的朝鲜国王李昖一直北撤至鸭绿江畔的义州,并不断地向宗主国明朝请求出兵援助。[1]



是年九月,一批来自暹罗国的朝贡使臣碰巧来到了北京城。在听闻了同为大明属国的朝鲜遭到日本的侵略而几近亡国的时事之后,义愤填膺的使臣自告奋勇地上疏明朝要求允许本国出兵直捣日本巢穴,既解救友邦朝鲜的国难,又帮助明朝惩治凶恶的敌人日本。[2]该请求虽然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批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未能付诸实行。[3]但是后来,在朝鲜参加对日军作战的明朝军队里却出现了包括暹罗人在内的复数外国士兵。拙稿以万历朝鲜之役为背景,探讨战争期间编入明朝军队的暹罗兵、黑人兵、日本兵等外国兵的情况,以管见当时东北亚世界复杂的人员交流情况。






一、朝鲜战场上的暹罗兵



(一)明朝的“借兵暹罗”战略
万历十九年(1592)九月,以“握叭喇”为正使的暹罗遣明使向明朝主动要求出兵进捣倭巢。明人王圻所撰的《续文献通考》对之作了如下的叙述:
万历二十年九月,经略侍郎宋应昌奏暹罗国正使握叭喇等愿督兵荡剿倭巢。奉旨:夷使所称,具见忠义,事关重大,还行与两广总督着移文另选一能事官员与原差官并夷同往彼国宣谕朝廷德意,取有回文,方可颁敕举事。[4]
明朝“借兵暹罗”战略的提出及其被纳入政府议案,对明朝朝野震动颇大,反响强烈。兵部尚书石星和朝鲜经略宋应昌极力主张实行,并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支持。而刚刚致仕的礼部尚书于慎行则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于慎行认为,暹罗距离太远,根本不可能出兵。对于当时有人提出的“暹罗入境,窥我虚实,且蹂躏中华”的担忧,于慎行“极讪笑之”,“以为茫茫大海,不知暹罗在何方”,“所云征调者已可笑”,建议“待其来时,再议之可也”。[5]于慎行对暹罗国的军事实力也有所怀疑,他认为暹罗是个小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日本视之何啻培塿”,所以,在他看来,用暹罗来进攻日本,无异于自不量力的“以蠛蠓入鼎”之举。他还认为,三十余年不通朝贡的偏远小国暹罗,本朝使者很难问津其地,令其发兵往征日本更不可能。[6]


但是,和于慎行对暹罗的轻视态度完全相反,当时距离暹罗最近、与暹罗交往最多、对暹罗情况最为了解的两广方面对暹罗出兵表示了相当的忧虑。[7]两广总督萧彦在奏折中所提到的两广方面“自闻报以来,粤中士庶,皇皇偶语,不胜杞忧。而司道等官,亦皆啧啧言之”[8],正是这种担忧的具体写照。


鉴于两广地区对暹罗出兵一事的民心动摇,作为两广督臣的萧彦上疏请求停行“借兵暹罗”事宜。此即当时流传颇广的《夷心难测,借兵宜慎疏》。
在《夷心难测,借兵宜慎疏》中,萧彦为了谏止暹罗出兵,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敏锐的问题——暹罗军事实力的强大。萧彦对暹罗的军事实力表示了足够的重视和警惕。
他首先指出,“暹罗虽世守臣贡于嘉隆之间,久以衍期”,“彼其于中国,非素效忠诚,如朝鲜比也”。故而,他把暹罗视作周朝的“狄人”、唐代的“回纥”以及两宋时的“金”、“元”。他举“周以狄伐郑,而狄卒病周,唐以回纥制胡,而回纥卒病唐”以及“通金伐辽,通元伐金”的“宋之覆辙”为鉴,指出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道理,表明了“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忧虑。萧彦指出,“暹罗之强,不减日本,其狡又不减日本”。虽然在陆战方面“暹罗不敌日本之技”,但是如果说起水战,“日本不敌暹罗之舟”。
萧彦认为,倘若暹罗与日本交战,无论胜负如何,结果都不利于明朝。如果暹罗失利,求援于明,明朝拒之无辞,援之无力,结果“未收日本之功,而先抅暹罗之衅”。而一旦暹罗打败日本,暹罗就会“挟己之功,轻我之备”。萧彦惧怕“异日之忧,不在日本,而在暹罗”。他认为,明朝的“借兵暹罗”,时在辽左告急之际,是向暹罗“示之弱”,他担心暹罗国内“有如关白者”,惧怕暹罗在日后“有所侮而动”。
除了作为军事实体的暹罗军队给明朝造成的直接威胁之外,萧彦还担心国内会因暹罗出兵而引发“他变”。一方面是“出入夷邦,包藏祸心”的“滨海奸人”们利用暹罗出兵的机会,“投入其中,多方拨置”,这些包括“暹罗、佛朗机、满喇咖诸国之夷”和“中国亡命”的特殊群体数量众多,尾大难掉,而其“犬羊之性,终不可测”,“譬之廮附颈,留之不可,去之不能”,这使得明朝方面在对他们的处理上颇为棘手。另一方面,像曾一本、林道乾那样的“积奸巨猾”则很可能利用叵测戎心,“潜为之主”,“入吐蕃劫盟故智,以直入广”,如此一来,“广不可为矣”。故而,萧彦认为,借兵有害无益,“近之则害先于粤东,而究之则忧贻于国家”。
萧彦上陈奏折的目的是想谏止明朝的“借兵暹罗”,对暹罗的拒绝出兵反倒颇有恶成乐败之意。他对暹罗自动拒绝出兵表示了相当的乐观,认为,暹罗不出兵对明朝来说虽然“有损国体”,但是“其为害也小”。
而“以图万全”之计,乃是萧彦要求的“覆议上请,亟寝前议”,自主地去“防剿倭夷”。萧彦认为,对于时当全盛之际的明朝来说,不存在兵力不足的顾虑,只要朝廷“下一尺之诏”,“万兵可以立致”,而且保证“人人思奋”。所以,萧彦认为,“以天下之力,御此岛夷,似无甚难”。
萧彦此疏的目的在于谏止“借兵暹罗”,在这份奏折里,作为天朝上国的明朝对蛮夷之国暹罗的戒备之心跃然纸上。
“借兵暹罗”战略被提出之后,虽然得到了万历皇帝的批准,并且明朝方面也派出了使者往赴暹罗商讨暹罗出兵事宜,[9]但是因种种原因最终并未实现。[10]不过,后来的朝鲜战场上却出现了包括暹罗兵在内的复数外国兵。

(二)朝鲜战场上的暹罗兵
“借兵暹罗”以直捣倭巢的战略虽然在最终并未得到实现,但朝鲜战场上却出现暹罗军人的活动痕迹。韩国学者李铉淙较早注意到了朝鲜战场上暹罗兵的动向。
李鉉淙在其论文《壬辰の倭乱と東南アジア人の来援——大明軍の構成員として動員された琉球・シャム・インド軍の参战記録》[11]中,将整场万历朝鲜之役视为以朝鲜为舞台,明朝与琉球、暹罗、天竺等东南亚各国来援参战的东亚大战,而琉球、暹罗、天竺等国的参战,乃是出于明朝的动员体制。本节将对这个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最早见到暹罗兵的朝鲜大臣为礼曹判书尹根寿。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尹根寿在向朝鲜国王汇报情况时首次提到了明军大将刘綎[12]帐下暹罗兵的到来:
四川、贵州之兵及暹罗人皆来。(刘)綎之为人,最为雅淡,秋毫不犯。”[13]
数日后,另一朝鲜官员李恒福在给国王的启文中再次提到了刘綎军队里的练兵实况,启文中出现了“诸藩向化”这一概念:
臣问所领各处苗蛮名号,所用技艺,则总兵即呼暹罗、都蛮等诸藩向化摆列左右,各执其器,次次来呈,殊形怪状,种种不一,眩矅人目。[14]
这些所谓的“诸藩向化”暹罗人等究竟因何而集中到刘綎帐下,是否果真如李铉淙所说的“响应明朝的动员令而来援助战”?这可在刘綎与李恒福的对话中找到答案:
总兵曰:“我自十三岁时从父亲领兵征战,横行天下。将外国向化者作为家丁。今所统率虽只五千,水陆之战皆可用,倭贼不足畏也。且我惯于倭战,熟知其情。”[15]
可见,李恒福所谓的作为“诸藩向化”的暹罗兵,正是刘綎所说的“家丁”。也正是因为领兵征战各地的刘綎有一种收降“外国向化者”“作为家丁”的惯例,朝鲜战场上的刘綎部队才带有如此浓烈的国际情趣。
不难想象,刘綎在驾驭外国部队时能受到朝鲜大臣“秋毫不犯”的赞誉,而没有出现萧彦所担心的“所过为墟”的“地方之忧”[16],正是因为这些所谓的暹罗、都蛮、天竺等“外国部队”充其量不过是刘綎本人可以严格管束的私人卫队而已。

刘綎之收罗暹罗兵等“外国向化者”“作为家丁”,主要是通过西南一隅的对外战争。如万历十三年(1585)刘綎平定云南罗雄的刘继荣叛乱时,其所招降到的部众达万余人之多:
……贼尽平。时首功止五十余级,而抚降者万余人。[17]
但是,刘綎所率赴援朝鲜的川兵总数也就五千,其属下家丁员额的有限可想而知。史料上没有关于刘綎属下家丁的数据统计,但是与他时代相当、名望相齐的大将陈璘[18]在此次赴援参战中也有募带亲兵的记录。
时为补任神机七营参将的陈璘因为广东防汛已毕,朝廷要求他火速进京赴任,以备援朝之役。[19]但是,接到命令之后的陈璘并没有马上携印上京,而是首先向朝廷提出了募带亲兵的要求:
摧锋陷阵,非得服习之兵,利害俱与,恩信相洽者,难奏成功。……职固尝养士,亦颇精强,但为数不多,必须添募,乃可启行。……除职见有家丁随带充役,……将见在营兵,挑选精锐,部领启程。[20]
朝廷同意了陈璘的要求,但对他募带亲兵的数额作了如下限制:
但有堪用选锋之兵,悉听陈璘募带,以五百名为率。[21]
可见,陈璘所能募带的亲兵总数充其量不过五百名,而其中的家丁数额更是寥寥可数。而与陈璘职衔相当、经历相似的刘綎属下的家丁数量应该不可能超出陈璘所能募带的亲兵数量太多,其帐下外国血统的家丁应当更为有限,暹罗兵更应该是其中微乎其微的小数群体。
由此可见,刘綎麾下的暹罗等外国兵,与其说是“响应明朝动员体制的联合国军”,毋宁说是刘綎赴援朝鲜的“川兵”中的辅助成分——他们是“刘氏家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参加对日作战的黑人兵





万历十九年(1592),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企图侵略明朝的消息通过复数的渠道传入了明朝。明朝对日本的侵略企图有着足够的警惕,并提出了诸多的对策。是年十一月,两广总督刘继文上奏折给万历皇帝,提出了怂恿定居澳门的葡萄牙人出兵擒斩丰臣秀吉的计策。《明神宗实录》记载为:
总督两广侍郎刘继文备陈防倭条议。……仍将倭奴入犯情节晓谕澳夷,令其擒斩关白入献,重加赏赉,尤销患安邦之一策也。着如议行。[22]
该计策后来并未奏效,而史料上也并无葡萄牙出兵与日本作战的记录。但是,原本隶属葡萄牙人的黑人奴隶中有一部分参加了万历朝鲜之役的对日作战。

万历二十六年(1598)五月,朝鲜国王李昖拜访了赴朝参战的明朝游击将军彭信古。彭信古向李昖展示了其麾下黑人兵的风采:
上幸彭游击信古处,设酌。上曰:“大人在京乎?南下乎?”游击曰:“过一月后,欲为南下矣。”且曰:“带来异面神兵,使之进见。”上曰:“何地之人,而何技能为耶?”游击曰:“自湖广极南,波浪国人也。渡三海,方抵湖广也。距朝鲜十五万余里也。其人善鸟铳及诸武艺。一名海鬼,黄瞳漆面,四支[肢]手足,一身皆黑,须发卷卷短曲如黑羊毛,而顶则秃脱,一匹黄绢盘结如蟠桃状而着之头上。能潜于海下,可戕贼船,且数日能在水底解食水族。中原人亦罕见也。”[23]

此处所提到的“波浪”国,乃“葡萄牙”之音译。这些所谓的葡萄牙人,并非真正本色的葡萄牙人,他们是葡萄牙人所奴役的黑人奴隶,所以,他们又有一个更加符合他们形象的名字“海鬼”。“海鬼”形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黑”,蜡黄的瞳孔,漆黑的面孔,四肢手足,通身漆黑。这些“海鬼”被彭信古誉为“异面神兵”,不仅仅是因为通身漆黑的“异面”特征,更由于他们“能潜于海下,可戕贼船,且数日能在水底解食水族”的通神本领。

朝鲜人笔下的黑人“海鬼”在中国的典籍中往往写作“黑鬼”。万历年间的广州布政司布政使蔡汝贤在其《东夷图说》“黑鬼”条中的描述与彭信古所介绍的内容大致相同:

黑鬼即黑番鬼,号曰鬼奴,言语嗜欲,不通性悫,无他肠,能扞主。其色黑如墨,目圆发鬈而黄……绝有力,一人可负数百觔。临敌不畏死。入水可经行一二日。尝见将官买以冲锋,其值颇厚。配以华妇,生子亦黑,久畜能晓人言,而自不能言。为诸夷役使,如中国之奴仆也。或曰猛过白番鬼云。[24]
这些黑人往往“为诸夷役使”,其奴隶的身份确信无疑。彭信古手下的黑人兵虽然来历不明,但是因为他们的骁勇善战,被明朝将官“买以冲锋”的可能性很大。当时人王士性的《广志绎》在对黑人的描述中还涉及到了他们的买卖价格:
(香山岙)番舶有一等人,名昆仑奴者,俗称黑鬼。……其人止认其所衣食之主人,即主人之亲友皆不认也。其生死惟主人所命……买之一头,值五六十金。[25]
一名黑人奴隶价值五六十两银子,可见在当时其价值确实不匪。

彭信古帐下的黑人兵在朝鲜战场上的具体表现,因为史料的阙载不得而知。关于他们的最终归宿,虽然并无直接史料的记载,但是大致可以推测。《三朝平攘录》关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九、十月份中路明军与岛津军团作战的“泗州之战”的经纬有如下一段描述:
十月初一日,茅国器、叶邦荣、彭信古步兵三营直抵寨下攻打。其郝三聘、师道立、马呈文、蓝芳威四营马兵分作左右堵伏。止留步兵一枝守老营。于是茅、叶二将自卯力攻,至巳,用大将军木杠已打破大门一扇,城垛数处。而彭信古兵皆京城亡赖,素不习战,亦不善火器,忽木杠破药发,冲起半天俱黑,各兵一时自惊乱,倭因乘隙从前小门杀出直冲,彭兵皆溃走。郝、师马骑兵方环城而射,一见兵溃,各望风遁走。茅、叶两营殊死闘,然已在重围中,众寡不敌,杀伤甚众。蓝芳威驻兵十里外断后,亦走,董帅不能约止,各兵遂大溃,堕崖落穽不可胜纪。彭兵三千,止存五六十。茅兵亦损六七百。茅营中军徐世卿被捉去,不屈而死。[26]
彭信古麾下的三千明军,虽然有一部分“善鸟铳及诸武艺”的黑人兵,但是因为主要的构成者是不擅作战的“京城亡赖”,所以当战斗中突变临头的时候,彭军全线溃走,结果损失惨重。而其中最为英勇善战的黑人兵,很有可能在战斗中全军覆没。

另据《再造藩邦志》记载,早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二月,首次赴朝参战的刘綎帐下也有过黑人兵:
……刘綎字于坤,号省吾,江西南昌府洪都县人,领川蜀兵五千人,其中有海鬼数十名,其种出南番,面色深黑如鬼,能潜行海底。又有长人,形体绝大,几二丈,不堪骑马,乘车而来。又以两猕猴服弓矢骑马前导,亦能入贼中解马缰。[27]
这些黑人兵的形象及其作战能力,与彭信古帐下的黑人兵并无二致,其数量则是相当可观的数十名。由此可见,刘綎不仅仅是明朝军队中最为骁勇的大将,也是最具国际向心力的明军将领。关于这些黑人兵的其他情况,因史料的阙如也缺乏可资参考的下文。


三、编入明军的日本兵



(一)编入明军的日本兵
编入明军的日本兵在万历朝鲜之役前夜的万历十四、十五年间已经在当时明朝的辽东军中出现了。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
丙戌、丁亥间,顾冲庵养谦抚辽左,俘得海上零倭数十,皆贷命以实行伍。私念大虏目未识岛夷,可以奇胜之。一日,报虏骑入犯,命诸倭仍故装匿中军,候战酣时,忽执刀跳跃齐出,虏惊未定,则霜刃及马足,皆踣仆就戮,余骑逬散。顾因以奏功。他日虏再入,复命如前法赴斗,遂无一人还者。盖虏奴知其技止此,已先为备矣。[28]
投降明军的日本兵统计表(万历21年5月~7月)


投降人数(名)

投降时间

出典

处置

备注


4

万历21年6月27日

《经略复国要编》卷9“报石司马书”(万历21年6月28日)

因有刺客的嫌疑而被全部斩杀


28

万历21年6月20日

《经略复国要编》卷9“檄李提督”(万历21年7月26日)

提供日军的最新情报

6月20日自釡山投降


150余

万历21年7月

《经略复国要编》卷9“报石司马书”(万历7月11日)

被送往北京

当时宋应昌麾下军中投降日本兵总数


丙戌系指万历十四年(1586),丁亥为万历十五年(1587)。顾养谦于万历十三年(1585)由蓟州兵备副使升擢辽东巡抚,至万历十七年(1588)转任南京户部侍郎。在这短短的二、三年间,辽东巡抚顾养谦的麾下存在过数十名零星的日本兵。曾经在对北方少数民族作战中出奇制胜的日本兵,后因主帅战略的失误而全军覆没,以致未能参加后来的万历朝鲜之役。
那么,是否有其他在此前已经编入明军的日本兵参加了明军的首次东征(万历二十年~二十一年)?因为史料的阙载,这一问题不得而知。但是,在首次东征军中,出现了因为朝鲜之役而投降明军的日本兵。该日本兵因为通晓明、日两国以语言而被收编为明军通事。[29]
在明日讲和期间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至次年九月,驻留朝鲜的明朝军队招降了数量庞大的日本兵。据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仅万历二十年(1592)五月十七日至七月十一日,向他辖下明军投降的日本兵的数量就从90余名上升到了150名。而未被记录的投降于个别明朝将领的日本兵的数量,估计是上述公开记录的数倍乃至数十倍。明军将领刘綎在明日讲和期间就不失时机的收编了大量日本兵,虽然作了比较到位的保密工作,但还是走漏蛛丝马迹而被朝鲜方面发现了。据《宣祖实录》二十七年(1594)正月朔庚辰条:
接待都监启曰:“臣德馨,闻宋经略委官来到南大门外,令通事宋业男往见探问,则乃是自大丘回来者。傍有一天兵,不通言语,业男怪而问之,则是倭子云云。臣不胜惊愕,更令宋业男偕倭通事朴遇春往问,则说称小西飞差我与唐人二名持文书到萕浦平行长处,还到京中有日云。城中人虑有杂人潜隐之弊,令通事等多般搜访,则书吏金允丁家有倭子,作唐人貌样,与天兵同处云。令宋业男、朴遇春等往问,则说称投降刘总兵,总兵率來云。倭子之来已久,而家主金允丁不为陈告,请推考治罪。”
可知,因为言语不通,朝鲜方面获悉了一名被编入刘綎军中的日本兵。朝鲜方面对之极为愤慨,接待都监的“倭贼处置”要求是将日本兵“据义曳出斩之”,但慑于明军在对日作战中的重大作用,备边司以及朝鲜大臣柳城龙的最终处置意见是:
倭贼来在城外,臣等不胜痛心切齿。……我国威灵不振,制命于天将,虽有至痛,不能自由。……今若曳出斩之,则所谓率来委官者势必禁止,或生意外之变,此则前启所谓无益而难处者也。城内病倭,更为详问,则乃是投降刘总兵营下而养为家丁者云。总兵既已受降为兵,则似难任意处之,姑先驱出城外,勿使留在近处,且移咨于总兵,痛为禁断,庶或可也。[30]
即因本国“制命于天将”,故而虽然对日本兵入城深感痛切,但是只能听任,惟一能作的就是请求将日本“驱出城外”,且移咨刘綎,请求以后“痛为禁绝”。

《宣祖实录》并无记载朝鲜移咨刘綎请求停止招降日本士兵的记录,朝鲜对明军招降日本兵的行为似乎作了默许。
刘綎在朝鲜招募日本兵编入自己帐下,恐怕与麾下数百名的士兵减员有关。万历二十二年(1594)七月,刘綎与朝鲜副承旨李德悦有如下一段对话:
见兵五千亦可抵当数万,而物故数百,好汉不多,
何能有为。[31]
因为损失麾下数百名士兵,刘綎的遗憾可想而知。而当时颇为流行的日军投降,恰可帮助刘綎补充军中的减员。关于这些被收编至帐下的日本兵,刘綎本人对他们作如下描述:
倭贼之意不在于封贡,实欲求亲割地。求亲者,关白为其侄求婚于天朝,割地者,欲割汉江以南属之倭奴,以北属之天朝。俺营里降倭前后出来者甚多,其言皆一样。……[32]
除了对日本兵所提供的情报深为关心之外,刘綎在话题中还透露了一个信息,即投降于他的日本兵是以“前后出来”这么一种连续投降形式而来到他的军队中的,其数量“甚多”。虽无具体的人数统计,具备相当规模这一推测是可以成立的。

(二)刘綎麾下的“倭千总”

万历二十六年(1598)八月,明军与日军在朝鲜进入对峙期。是时,第二次来到朝鲜作战的明朝西路军大将刘綎与日军大将小西行长之间,进行了一次阴谋性质的讲和活动。所谓的这次讲和,其实是刘綎设计的一个圈套。关于小西行长一行从刘綎的圈套里逃脱的经纬,诸葛元声在其《三朝平攘录》中有如下描述:
行长初未信,后通事累次往,綎皆单骑侯于中道以示不疑,行长觇之,因信诺。八月一日,相与约定。行长将出赴会,而綎部中一倭千总密泄其谋。行长大惊起,中道遁去。[33]
这次阴谋,因为刘綎部下的一名“倭千总”的告密而泄漏,获悉刘綎阴谋的小西行长始明就里,在往赴与刘綎会谈的途中逃回本阵。
关于此事,日本方面的另一大将岛津义弘的年谱《义弘公御谱中》中亦有相关记载,其经纬大致相同:
庆长三年(1598)七月,刘綎屯于水原,欲攻顺天。綎谓诱行长而执之。即遣吴宗道于顺天……行长初疑之。宗道辞辨尤恳,且刘綎单骑驰出而迎行长于此。行长迷焉。约地而定会期。时刘綎阵中有日本人,即来于顺天,以綎谋告行长,行长大惊,不与綎相会,依是綎亦空归。[34]
那么,《三朝平攘录》中所见的“千总”,究竟是何等程度的明军将领?考察明朝的军事制度,可知明朝军队里有一种叫“营”的军事单位,一“营”之中通常有三、四名千总。他们在明朝的军队体系中可以算是中等程度职位的将校。关于其所下辖的士兵数量,《明史》有如下记录:
把总领二百五十人,千总领五百人。教练有成,即当优荐,听补中军号。[35]
即平时千总统辖约五百名的士兵并对之施之训练,并有机会得到升迁。在出兵作战的时候,千总所统辖的士兵数额,则往往超出平日,其数额可升级至千人的情况较为常见。嘉靖年间的抗倭将领朱先手下,就有一名统领一千余名北方士兵的千总王绪。[36]另万历二十一年(1593)与刘綎同时驻守朝鲜的将校之中,千总邓永和跻身其间,他的麾下有“山西兵一千名”。[37]
据上述《三朝平攘录》所记,当时的刘綎军队中,有一名被提拔至千总的日本兵。该年因为激战鲜有日军投降者,所以可以推测这名“倭千总”很有可能是在四、五年前明日讲和期间主动投降明军的一名日本兵。他在投降后立下诸多战功而被提拔至“千总”,并很有可能作为刘綎帐下的重要将领而参与了诱捕小西行长的阴谋,且最终成为了背叛明朝的泄密者。
关于这名官至千总的日本兵,因为中、日、韩三国史料的阙载,即使名字也不得而知。但是,他作为千总而统辖五百至一千名左右的士兵是可以想见的。他所统辖士兵的国籍虽然不可考究,但是作为日本国籍的明军将领,指挥日本国籍的明军士兵的可能性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三)四川镇远营中的五百“降倭铳手”
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朝和女真之间爆发了历史影响深远的“萨尔浒之战”。明军在战斗中遭遇惨败,著名将领刘綎阵亡。作为明朝诸将中最为骁勇的大将,刘綎之死给明朝带来的冲击极为巨大,明朝“举朝大悚”,“边事日为难矣”。[38]是时,“援辽效用儒士”龚利用向朝廷上了一道“揭帖”,就精兵征发一事,强烈建议朝廷征用原来隶属刘綎麾下的五百名日本鸟枪手以投入与女真的作战中:
蜀镇远营之降倭铳手五百,乃先都督綎之旧人,与松潘柳杨天全石砫之众技亦相等。……且川兵切故主之仇,意气有特奋者,则义勇足用矣。……恤故将精兵,谕以复仇大义,示之报国赤诚,人期用命,师克先和,审天时,度地理,秘方略,察敌情,以正合,以奇变,妙在更番进退,如是而兵之所出,地无险易,敌无强弱,以战则胜,攻则克守,则固其于犁庭,扫穴讨罪雪耻也,如执劵以索偿,探囊而取物耳。……[39]
当时在四川的“镇远营”为明朝戌守边疆的“降倭铳手五百”,是数量庞大的日本兵集团,他们原系都督刘綎昔日之部属。其作战能力丝毫不逊色于明朝公认的精锐“松潘柳杨天全石砫”的士兵。他们痛切地感受着昔日故主刘綎的大仇,复仇的意气极为高涨,拿他们与女真作战,义勇足恃,胜利可期。
 
他们主要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刘綎到达朝鲜王京)后至次年九月(刘綎离开朝鲜归国)期间投降刘綎的日本兵。[40]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跟随刘綎再次履足朝鲜与日军作战之际,他们中的一位直接领导“千总”向侵略者的母国将领小西行长告密,帮助小西行长逃脱了刘綎设计的圈套。

万历二十七年(1599)朝鲜战争结束之后,这些日本兵跟随刘綎归国往征四川播州杨应龙的叛乱,并起了相当大的作用。[41]

但是,此后的万历四十四年(1616),时任四川总兵官的刘綎因为殴打四川马湖知府事件而被革职回家。[42]因受革职处分而被遣回老家的刘綎不能带兵回家,这些自朝鲜之役而编入明军并在第二次东征战役中参与对日作战的的日本兵因而只能留在四川的镇远营而为明朝戌守边疆。

明朝和女真的“萨尔浒之战”之后,在龚利用揭帖“为身经贼围血战因撃辽事阽危沥陈刍言以舒忠 以裨庙算万一事”中被提到的镇远营的五百名“降倭铳手”是否被明朝政府征发不得而知。但是,一年之后的天启元年(1621),当四川发生“蔺贼之乱”时,镇守该“镇远营”的士兵则仅有七百名之额。[43]
在“营”这一军事单位里,一般情况下应该有三千余士兵,即使在明朝后期军备废弛的情况下,千名以上的士兵数量还是可以确保的。但是,仅剩下七百名营兵的现状,恐怕与其中的精锐部分五百名“降倭铳手”在天启元年“蔺贼之乱”前夜被征往北方战场不无关系。

(四)编入明军的其他日本兵集团

万历朝鲜之役中的日本兵,并不仅限于刘綎军团。朝鲜之役后,明军中出现了复数的日本兵集团。

上述提及的投降明军的日本兵,其处理模式为编入明军。据《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十一年(1593)八月投降明军的日本兵,明政府作了如下的收编处置:

李如松先后收降解到经略军情者一百六十余名,除解蓟八十四名,内该督臣留蓟镇六十四名,分置各路。其解京二十名,本部于译审次日,即分发宣、大两镇去讫。[44]
明朝第二次东征(万历二十五年~万历二十六年)前后,被编入辽东军的日本兵被投入到了对北方少数民族的作战之中。据赵士祯《神器谱》所记:
  前岁(万历二十五年)辽左降倭二十余人,用铳杀虏数十。
万历三十六年(1608),时任辽东巡按的熊廷弼就当时辽东的军事改革向万历皇帝提交了一道奏折。在奏折中,熊廷弼就现在分作十营的广宁镇镇兵,提出了重归原先的“正兵”以及“左右两翼”共三营的建议。关于其中最为重要的“正兵”构成,熊廷弼提出了如下的分配建议:
  正兵营,分拨见在家丁二千四百九十一名,军士一千四百五十名,火器手一百三十名,拨夜二百名,降夷三百九十九名,降倭一百二名,共四千七百七十二名,俱属标下中军统摄,原委小中军一员,设千总四员,把总八员管理。[45]
此处所见的“降倭一百二名”,无疑就是十年前万历朝鲜之役之际投降明军的日本兵。鉴于这些日本兵擅长鸟铳等先进武器,熊廷弼认为应该将他们编入最为精锐的“正兵营”。

编入明军的日本兵集团,似乎并不仅仅局限于明朝的地方军队。在作为明朝中央军、最为精锐的军队“京营”中,曾经出现过关于设置“倭营”的议论。万历后期的明朝旧将顾文纲就日益坐大的女真族的处理对策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三点建议,在其第一条建议的“曰简练举尤可以急需”中,顾文纲提出了应照先年所议旧例,在“京营”中设置强战斗力的“倭营”:
仍于京营,照先年议设倭营事例,挑选精壮,另悉一枝,以备缓急,犹紧着也。[46]
顾文纲认为,应该照先年所议旧例,挑选精壮的日本兵,在“京营”中组织一个名为“倭营”的军事单位可以备缓急之需。可见,当时明朝的中央和地方军队中,确实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在编日本兵,他们应有上千的人数,至少可备组织一个营的兵力所需。


小 结



参加万历朝鲜之役的明军中的外国兵,除了上述的暹罗兵、黑人兵、日本兵之外,还有来自其他东南亚一带地区的成员。
朝鲜宣祖二十六年(1593)四月甲午,曾经拜访过刘綎的朝鲜兵曹判书李恒福向国王汇报了刘綎军中的练兵实况:
(刘綎)仍出示所用各样军器,又令所率暹罗、都蛮、小西天竺、六番、得楞国、苗子、西番、三塞、缅国、播州、镗钯等投顺人列立于左右,次次各呈其技,终日阅视。[47]
这里所见的“都蛮、小西天竺、六番、得楞国、苗子、西番、三塞、缅国、播州、镗钯”等各个国家或民族的士兵,与上述的暹罗兵、黑人兵、日本兵一样,都是投降明朝而被编入明军的外国兵。但是,因为在中、日、韩三国史料上并未发现关于他们的更多记录,所以只能留待他日的补阙。
万历朝鲜之役的明朝军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国际化。万历朝鲜之役明军中的外国兵,以暹罗兵、黑人兵、日本兵为主要组成成员,其数量自数十、数百乃至上千不等,他们一般都具备较为良好的作战能力,通过各个不同的途径被收编到了明朝军队之中,并最终来到了朝鲜战场参加了支援朝鲜的对日作战,为万历朝鲜之役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明朝军队里的外国兵,也可以说是以万历朝鲜之役为中心的东北亚世界在军事人员交流方面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了当时东北亚世界频繁的人员往来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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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us   2009/09/24 17:41:28  444楼   举报

向德川幕府借兵支援南明 朱舜水定居日本广收门徒

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王夫之和朱舜水被尊为“五大师”。其中,被尊为“日本的孔夫子”的朱舜水,以其传奇的经历在中日交往史上留下了一页独特的篇章。
朱舜水(1600年—1682年),字鲁玙,浙江余姚人。身为文人,朱舜水自幼淡泊名利,对科举制的文字游戏很是反感;他主张以经世致用为治学根本,关注社会民生。尽管隐居田园不愿出仕,但是身处晚明乱世的朱舜水忧国忧民,对明室忠心不改。

1644年清军入关后,南明势力败退舟山群岛。为匡复社稷,朱舜水曾几次往返于日本与舟山之间,想向日本借兵援助南明、恢复中原。1651年,51岁的朱舜水再赴东洋,但日本的德川幕府出于种种考虑,拒绝了他的借兵要求。朱舜水只好赴越南进行游说,但同样没有成功。就在这时,朱舜水得知舟山已被清兵攻陷的消息,不得不滞留在越南。

1657年,朱舜水打算回国支持郑成功抗清。恰在此时,越南国王四处征召识字者做文官,有人举荐了朱舜水。结果,朱舜水回国受阻,被带进了越南王宫。在异国国王面前,朱舜水誓死不肯跪拜。差官写了一个“拜”字命他拜,朱舜水却大笔一挥,在“拜”字上添了一个“不”字,就是不肯拜。差官又牵着他的袖子,按着他想强迫他跪拜,却被他奋力挣脱。越南国王大怒,扬言要杀他。朱舜水却说,“今日我为遵守明朝礼节而死,死而无憾。我死后,如可收尸,请题‘明徵君朱某之墓’”。此举赢得了越南国王的尊重,终于放他回国。

回到中国后的朱舜水参加了郑成功的北伐。后来战事失利,为了不做阶下囚,他决定东渡日本。定居日本后,朱舜水克勤克俭,去世时竟储蓄了三千余两白银,而这些钱是他企图恢复国家的经费……
流亡海外的朱舜水受到了日本文化界的敬重。他在东洋讲学22载,培育了无数精英,被后人尊为“日本的孔夫子”。其中,他与日本儒学大师安东省庵的师徒之谊更是传为佳话。早在朱舜水为抗清复明奔波于中日之间时,安东省庵就开始仰慕朱舜水。后来,朱舜水决定定居日本,却苦于日本幕府禁止外国人居留而进退维谷。安东省庵为此苦苦挽留,并四处求人,最终使日本当局为朱舜水而破了四十年不留外国人的禁令。

朱舜水刚到长崎,安东省庵就九次上门拜师,成为朱门第一位日本弟子。当老师生活窘困时,安东省庵又将微薄的俸禄奉上一半。1663年,朱舜水的住所被一场大火焚毁殆尽,只能寄居于皓墓寺的屋檐下,处境十分狼狈。安东省庵闻讯后急切万分,撇下病危的妹妹赶往长崎,为老师另建新居。朱舜水对这位异域高足也感激不已,特意将不轻易给人的“知己”二字赠予他。

朱门的精英除安东省庵外,还有日本国宰相(水户侯)德川光国、一代儒宗伊藤维桢、日本古学鼻祖山鹿素行和大儒安积觉等。可以说,流传日本的朱子学、古学和水户学,都受到了朱舜水的影响。三大学派又相互影响,形成了重实证、讲究经世致用、倡导改革致强的思想潮流,推动着日本社会的进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舜水帮助德川光国编纂了《大日本史》。在书中,朱舜水刻意突出了“尊周王、退诸侯、外夷狄”的“春秋”思想。这种思想后来演绎为尊王攘夷、倒幕维新的社会思维,成为日本明治维新和近代化的原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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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us   2009/09/24 17:42:32  445楼   举报

金钱鼠尾是指清兵入关剃发易服以后中国人的所留的发型,由于现在清宫戏的误导,很多人并不了解。
  我们看的清宫戏里满族男子都梳着阴阳头,就是头发的前半部分剃掉,后半部分编成发辫。然而实际上历史上真正清朝发式是金钱鼠尾,就是留的发辫要比小拇指还细,要能穿过铜钱中的方孔才算合格,(几乎就是光头)阴阳头是清末才慢慢出现的。
  秦世祯《抚浙檄草》:“小顶辫发”每个炎黄子孙,都被迫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屈辱地剃去,只留下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小辫,叫“金钱鼠尾”式。将四周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一如金钱,而中心部分的头发,则被结辫下垂,形如鼠尾,实在不堪入目,不过1647年清寇广州剃发易服令竟还无耻的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福州遗民所撰《思文大纪》愤怒写道:“时剃头令下,闾左无一免者。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顾炎武《断发》诗)。西洋人的客观记录
  值得一提的是,满洲统治者在颁布剃发令所要求的剃发标准,并非现在人们常常看到的剃半个头,而是将头颅四周的头发都剃掉,只留一顶如钱大,结辫下垂。在头顶留发一钱大,大于一钱要处死!那种清末才有的、现在不合事实地垄断了所有清装戏的阴阳头发式,放在当时也得死,因为满清规定:“剃发不如式者亦斩。”顺治四年,浒墅关民丁泉“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被地方官拿获,以“本犯即无奸宄之心,甘违同风之化,法无可贷”为由上奏,奉朱批:“着就彼处斩”,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地邻即应拟罪”。真正的清国头发造型——金钱鼠尾!够帅气吧,从满奴儿哈吃那时候,女真人就用这种发型,而现在电视上的阴阳头发型还是被美化出来。
  1793年英国访清使团随团画师William Alexander威廉。亚历山大的纪实画稿证明,乾隆时期还是金钱鼠尾。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中译本为《大清帝国城市印象》。现在的猪尾戏却都是阴阳头。
  事实上,满清发式从明代到清末是一直变化的。
  明代女真男性的发式,与清末那样的前剃后辫有很大距离,剃发数量与结辫粗细差别很大。在1595年,即明朝万历二十三年,朝鲜派往赫图阿拉的使者申忠一,在《建州纪程图记》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赴使在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营垒里所见到的各方面情况。其中关于发式这样写道:女真习俗都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结辫以垂。除上唇胡须只留左右十余根外,其余都镊去。女真男性的发式,即其剃发的习俗,是将大部分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很少的一点头发,结成辫子下垂。如此得到了女真发式的全貌:脑后留下小手指细的头发,拧成绳索一样下垂,余发全部剃掉。配合这样的发式,胡须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
  而1644年日本商人竹内藤因海难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鞑靼漂流记》一书。书中这样描写清人的发式:“他们的人都剃头,把头顶上的头发留下来,分成三绺编成辫子。他们男子把唇上的胡须留下来,把下面的剃掉。无论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样。”对于满洲“留头不留发”的标准发式“金钱鼠尾”,当时人也都有描述。1648年七峰道人《七峰遗编》叙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后事,记载满人发式,是所谓“金钱小顶”。
  1799年,日本宽政十一年,伪嘉庆四年,中川忠英于长崎访谈清国商人,出版了一本专门辑录清国人习俗的书《清俗纪闻》一书,其中《冠礼》卷的绘画中,一侧背站立的教书先生头顶蓄发,编一长辫垂于后背,其长度已达腰部,辫尾有发带系结。从这张实图上看,头顶蓄发,部位没有变,但面积已远不止于一个金钱大,而是足有4个金钱大,相当于一掌心的面积。按照图上的式样同清初金钱鼠尾的情况相比,蓄发从一个金钱变成四或五个金钱,数量比清初增多是明显的,但是如果将剃发与蓄发相比较,剃发还是主要的,也就是说剃发占大部分,蓄发仍然属于少部分。而再过100年,即在扬州十日200年后,清人的辫子变粗了,剃头面积变小了,由初期的金钱鼠尾式变成了今人所熟知的“阴阳头—半瓢”式。陈登原《国史旧闻》中描述得:剃发,就是把额角两端,引一直线,依此直线剃去直线以外之发。现将清末发式与剃发令发式比较一下,结果令人吃惊地发现,两者虽是继承演变关系,但差别较大。前者几乎将全部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小手指细的结辫下垂。而清末则将大部分头发保留下来,结辫下垂,仅剃掉极少一部分头发。都是又剃又辫的发式,却给人以判若两人的印象。辫子和剃头是成反比的,这时的辫子已经简直比一条小蛇还粗!为什么会长粗?遗老张钫《清末社会鳞爪》记载:清军“在打交手白刃战时,将辫子缠于脖项,借以避刀砍。所以军人的辫子较大,如发少则搭以假发,或加黑丝线,以壮其形态。”就这样,满清的辫子,经历了:鼠尾——猪尾——蛇尾的发展过程,才发展到我们今天认识的阴阳头的形态。
  孔子后人,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闻听剃发令奏言:近奉剃头之例,四氏子孙又告庙遵旨剃发,以明归顺之诚,岂敢再有妄议。但念孔子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莫要于冠服。……惟臣祖当年自为物身者无非斟酌古制所载章甫之冠,所衣缝掖之服,遂为万世不易之程,子孙世世守之。自汉、唐、宋、金、元以迄明时,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诚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遗规,不忍令其湮没也。即剃头之例,当时原未议及四氏子孙,自四家剃发后,章甫缝掖不变于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变,使天下虽知臣家之能尽忠,又惜臣家未能尽孝,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孔闻謤搬出孔子这块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为例,满以为可以为孔家抵挡一阵,保住先世蓄发衣冠。不料却碰了个大钉子,“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连孔子的面子也不给。这就揭穿了满洲统治者所谓尊崇孔子的真面目:“奉行儒术,崇饰观听。”只不过是“南面之术,愚民之计”罢了。
  清代辫子的演变
  【顾业民】满清自从建立之日起,一道剃发令改变了占全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全体男性的传统发式。也由此展开了有清一代特有的激烈、残酷、持久的民族征服与反征服。
  然而,满清一代男子的发式并不像我们在影视剧中看到的那样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数次的演变:
  一、後金时期以剃发为汉人归降的标准,男人的大部分头发被剃掉,只留脑後小手指细的一绺,拧成绳索一样下垂,称作「金钱鼠尾式」。配合这样的发式,胡须只留上唇左右十馀根。
  二、清初时期以剃发为治国之策,自辽东地区广大汉族民众的反抗,至清入关後的无数次反剃发斗争中,成千上万的汉人为了护发作出巨大牺牲。而此时的蓄发部位已悄然无声地逐步由脑後移到了头顶,但仍可称为「金钱鼠尾式」。
  三、清代中叶,经过清初大屠杀以後,发式约自嘉庆初年起有所变化。头顶著发的部位虽没有改变,但面积已远不止於一个金钱大,而是相当於一个掌心的面积,蓄发数量明显增加。胡须亦从只留上唇左右几根变成包括下巴在内的全部了。
  四、清代後期,即嘉庆以後男子的发式,逐步演变为将顶发四周边缘只剃去寸许,而中间保留长发,分三绺编成辫子一条垂在脑後,名为「辫子」或「发辫」。
  五、清代末期,在觉悟了的知识青年和学生掀起的革命斗争中,把「剪辫子」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从清末开始,到满清灭亡之时,「剪辫子」成了全国范围从下到上又从上到下的革命运动。
  纵观满清一代经历的辫子演变过程,这个自然和必然的经历,具有如下一些很有意思的特点:
  第一, 发式沿著蓄发越来越多的固定趋势演变。从前期金钱鼠尾式到中期的掌心大蓄发面积,再到後期绝大部分头发被保留下来。
  第二,
  用一句形象的话比喻,可以说是由鼠尾巴变猪尾巴,再由猪尾巴变牛尾巴,亦可以说是头发越蓄越多,辫子越编越粗,但始终是象征奴隶的标记。
  演变历经整个清代,是一种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人倡导的、全社会的、潜在的自然运动。而且是自下而上,不分汉满,不分军民,不分官吏、商人、农夫、市民、书生,乃至九鼎之尊的皇帝,都在跟著变。
  第三, 发式的演变过程并非匀速,从一六四四年清兵入关到一七九九年以前,历时一五五年,占整个清代二六七年的多半时间,蓄发虽然也是沿著逐渐增多的趋势,但速度很慢,到一七九九年蓄发最多时也超不过全发的三分之一。
  而一七九九年以後,其变化速度加快。在不过百年的时间里,蓄发已占全部头发中的大部分,超过了三分之二。
  发式演变的速度正好与统治强弱相反,统治很强演变速度很慢,而统治能力减弱,则演变速度加快。
  第四, 清代发式的演变还与整个社会发展进步有关。满清一代二六七年间,一直持续著蓄发越来越多的演变趋势。当这个趋势并没有达到蓄留全部头发的最终结果时,就断然地被剪辫子运动「截止」了。这个满清贵族预想不到的形势,是由社会进步的新形势决定的。
  所以说,整个清代男子发式的变化,是与政治形势的变化分不开的,也可以说取决於政治形势的变化。满清贵族不能永远维护清前期那样的稳固统治,所以也没有把发式维护在前期的式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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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us   2009/09/24 17:42:56  446楼   举报

《满清灭亡中国带来的后遗症》
  
  满清僭越中国之后,满洲民族强烈的、狭隘的、自私的民族利己主义是造成中国近代落后于世界潮流的最根本原因。
  
  为什么这样说呢?满洲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了中原后,突然面对这么大的家当有些不知所措。由于满洲族小,他们驾驭这么庞大的中国有很大困难,所以这也就决定了人口不到中国1%的满洲族不可能像汉族那样天然地具有“家即天下”的意识。
  
  汉人人口比例素来在中国98%以上,这也就决定了汉人对中国的理解就是“家即天下”,所以汉族的天下观也必然就更加自信和包容一些,其开放性是任何少数民族政权所不能比拟的。比如,汉族可以制定少数民族优惠政策,而蒙古或满洲人的元和清都少不了防汉制汉的民族压迫政策。
  
  少数民族掌握了中国政权以后,为了确保自己江山的永固,必然会采取对中国大多数人口汉族的防范制约措施——这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天然的自保措施。
  
  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凡是异族统治中国时都必然带来巨大的历史倒退——因为一个对占据国家绝大多数人口(98~99%)实行绝对压制和防范的政权是不可能使中国走向强大的。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在美国黑船事件后可以痛定思痛,敢于走向制度变革去进行“明治维新”;而满清却不敢于进行制度变革,仅仅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
  
  同样是封建专制王朝,同样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为什么满清和日本却选择了不同的改革之路呢?——这里,不得不承认:日本是单一制民族国家,其政府在改革措施上没有多少负担,而满清的任何变革都不能触及满洲贵族利益集团,不能动摇满洲根本,满洲皇族自上而下的“朕非中国人”(雍正语)意识,这些都使得满清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中国的主人”,而不是把满洲当作“中国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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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us   2009/09/24 17:43:45  447楼   举报

扬州十日记

明·王秀楚



己酉夏四月十四日,督镇史可法从白洋河失守,踉跄奔扬州,坚闭城以御敌,至念四日未破。城前禁门之内,各有兵守,予宅西城,杨姓将守焉。吏卒棋置,予宅寓二卒,左右舍亦然,践踏无所不至,供给日费钱千馀。不继,不得已共谋为主者觞,予更谬为恭敬,酬好渐洽;主者喜,诫卒稍远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娱军暇;是夕,邀予饮,满拟纵欢,忽督镇以寸纸至,主者览之色变,遽登城,予众亦散去。

越次早,督镇牌谕至“内有一人当之,不累百姓”之语,闻者莫不感泣。又传巡军小捷,人人加额焉。午後,有姻氏自瓜洲来避兴平伯逃兵,[兴平伯高杰也,督镇檄之,出城远避。]予妇缘别久,相见唏嘘;而敌兵入城之语,已有一二为予言者。予急出询诸人,或曰:“靖南侯黄得功援兵至。”旋观城上守城者尚严整不乱,再至市上,人言汹汹,披发跣足者继尘而至,问之,心急口喘莫知所对。忽数十骑自北而南,奔驰狼狈势如波涌,中拥一人则督镇也。盖奔东城外,兵逼城不得出,欲奔南关,故由此。是时,始知敌兵入城无疑矣。突有一骑由北而南,撤缰缓步,仰面哀号,马前二卒依依辔首不舍,至今犹然在目,恨未传其姓字也。骑稍远,守城丁纷纷下窜,悉弃胄抛戈,并有碎首折胫者,回视城橹已一空矣!

先是督镇以城狭炮具不得展,城垛设一板,前置城径,后接民居,使有馀地,得便安置。至是工未毕,敌兵操弧先登者白刃乱下,守城兵民互相拥挤,前路逼塞,皆奔所置木板,匍匐扳援,得及民屋,新板不固,托足即倾,人如落叶,死者十九;其及屋者,足蹈瓦裂,皆作剑戟相击声,又如雨雹挟弹,铿然【金訇】然,四应不绝,屋中人惶骇百出,不知所为?而堂室内外深至寝闼,皆守城兵民缘室下者,惶惶觅隙潜匿,主人弗能呵止,外厢比屋闭户,人烟屏息。

予厅後面城,从窗隙中窥见城上兵循南而西,步武严整,淋雨亦不少紊,疑为节制之师,心稍定。忽叩门声急,则邻人相约共迎王师,设案焚香,示不敢抗,予虽知事不济,然不能拂众议,姑应曰唯唯。於是改易服色,引领而待,良久不至。予复至後窗窥城上,则队伍稍疏或行或止;俄见有拥妇女杂行,阚其服色皆扬俗,予始大骇。还语妇曰:“兵入城,倘有不测,尔当自裁。”妇曰诺。因曰:“前有金若干付汝置之,我辈休想复生人世矣!”涕泣交下,尽出金付予。值乡人进,急呼曰:“至矣,至矣!”予趋出,望北来数骑皆按辔徐行,遇迎王师者,即俯首若有所语。是时,人自为守,往来不通,故虽违咫尺而声息莫闻,迨稍近,始知为逐户索金也。然意颇不奢,稍有所得,即置不问,或有不应,虽操刀相向,尚不及人,後乃知有捐金万两相献而卒受毙者,扬人导之也。

次及予楣,一骑独指予呼後骑曰:“为我索此蓝衣者。”後骑方下马,而予已飞遁矣;後骑遂弃余上马去,予心计曰:“我粗服类乡人,何独欲予?”已而予弟适至,予兄亦至,因同谋曰:“此居左右皆富贾,彼亦将富贾我,奈何?”遂急从僻迳托伯兄率妇等冒雨至仲兄宅,仲兄宅在何家坟後,【月付】腋皆窭人居也。予独留後以观动静,俄而伯兄忽至曰:“中衢血溅矣,留此何待?予伯仲生死一处,亦可不恨。”予遂奉先人神主偕伯兄至仲兄宅,当时一兄一弟,一嫂一侄,又一妇一子,二外姨,一内弟,同避仲兄家。天渐暮,敌兵杀人声已彻门外,因乘屋暂避;雨尤甚,十数人共拥一毡,丝发皆湿;门外哀痛之声悚耳慑魄,延至夜静,乃敢扳檐下屋,敲火炊食。城中四周火起,近者十馀处,远者不计其数,赤光相映如雷电,辟卜声轰耳不绝;又隐隐闻击楚声,哀顾断续,惨不可状。饭熟,相顾惊怛不能下一箸,亦不能设一谋。予妇取前金碎之,析为四,兄弟各藏其一,髻履衣带内皆有;妇又觅破衲敝履为予易讫,遂张目达旦。是夜也,有鸟在空中如笙簧声,又如小儿呱泣声者,皆在人首不远,後询诸人皆闻之。

念六日,顷之,火势稍息。天渐明,复乘高升屋躲避,已有十数人伏天沟内。忽东厢一人缘墙直上,一卒持刃随之,追蹑如飞;望见予众,随舍所追而奔予。予惶迫,即下窜,兄继之,弟又继之,走百馀步而後止。自此遂与妇子相失,不复知其生死矣。诸黠卒恐避匿者多,绐众人以安民符节,不诛,匿者竞出从之,共集至五六十人,妇女参半,兄谓余曰:“我落落四人,或遇悍卒,终不能免;不若投彼大群势众则易避,即不幸,亦生死相聚,不恨也。”当是时,方寸已乱,更不知何者为救生良策?共曰唯唯,相与就之。领此者三满卒也,遍索金帛,予兄弟皆罄尽,而独遗予未搜;忽妇人中有呼予者,视之乃余友朱书兄之二妾也,予急止之。二妾皆散发露肉,足深入泥中没胫,一妾犹抱一女,卒鞭而掷之泥中,旋即驱走。一卒提刀前导,一卒横槊後逐,一卒居中,或左或右以防逃逸。数十人如驱犬羊,稍不前,即加捶挞,或即杀之;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至一宅,乃廷尉永言姚公居也,从其後门直入,屋宇深邃,处处皆有积尸,予意此间是我死所矣;乃逶迤达前户,出街复至一宅,为西商乔承望之室,即三卒巢穴也。入门,已有一卒拘数美妇在内简检筐篚彩缎如山,见三卒至,大笑,即驱予辈数十人至後厅,留诸妇女置旁室;中列二方几,三衣匠一中年妇人制衣;妇扬人,浓抹丽妆,鲜衣华饰,指挥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尽媚态,不以为耻;予恨不能夺卒之刀,断此淫孽。卒尝谓人曰:“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呜呼,此中国之所以乱也。

三卒随令诸妇女尽解湿衣,自表至里,自顶至踵,并令制衣妇人相修短,量宽窄,易以鲜新;诸妇女因威逼不已,遂至裸体相向,隐私尽露,羞涩欲死之状,难以言喻。易衣毕,乃拥之饮酒,哗笑不已;一卒忽横刀跃起向後疾呼曰:“蛮子来,蛮子来!”近前数人已被缚,吾伯兄在焉。仲兄曰:“势已至此,夫复何言?”急持予手前,予弟亦随之,是时男子被执者共五十馀人,提刀一呼,魂魄已飞,无一人不至前者;予随仲兄出厅,见外面杀人,众皆次第待命,予初念亦甘就缚,忽心动若有神助,潜身一遁,复至後厅,而五十馀人不知也。

厅後宅西房尚存诸老妇,不能躲避,由中堂穿至後室,中尽牧驼马,复不能逾走;心愈急,遂俯就驼马腹下,历数驼马腹匍匐而出;若惊驼马,稍一举足,即成泥矣。又历宅数层,皆无走路,惟旁有弄可通後门,而弄门已为卒加长锥钉固;予复由後弄至前,闻前堂杀人声,愈惶怖无策,回顾左侧有厨,中四人盖亦被执治庖者也,予求收入,使得参司火掌汲之役,或可幸免。四人峻拒曰:“我四人点而役者也,使再点而增人,必疑有诈,祸且及我!”予哀吁不已,乃更大怒,欲执予赴外,予乃出,心益急,视阶前有架,架上有瓮,去屋不甚远,乃援架而上,手方及瓮,身已倾仆,盖瓮中虚而用力猛故也。无可奈何,仍急趋旁弄门,两手棒锥摇撼百度,终莫能动,击以石,则响达外庭,恐觉;不得已复竭力摇撼之,指裂血流,淋漏两肘,锥忽动,尽力拔之,锥已在握,急掣门【户及,“及”在“户”下,意为门闩,下同】,【户及】木槿也,濡雨而涨,其坚涩倍于锥,予迫甚,但力取【户及】,【户及】不能出而门枢忽折,扉倾垣颓,声如雷震,予急耸身飞越,亦不知力之何来也。疾趋後门出,即为城脚。时兵骑充斥,触处皆是,前进不能,即于乔宅之左邻後门挨身而入;凡可避处皆有人,必不肯容,由後至前,凡五进皆如是。直至大门,已临通衢,兵丁往来络绎不绝,人以为危地而弃之。予乃急入,得一榻,榻颠有仰顶,因缘柱登之,屈身向里,喘息方定,忽闻隔墙吾弟哀号声,又闻举刀砍击声,凡三击遂寂然。少间复闻仲兄哀恳曰:“吾有金在家地窖中,放我,当取献。”一击复寂然;予此时神已离舍,心若焚膏,眼枯无泪,肠结欲断,不复自主也。旋有卒挟一妇人直入,欲宿此榻,妇不肯,强而後可,妇曰:“此地近市,不可居。”卒复携之去,予几不免焉。室有仰屏,以席为之,不胜人,然缘之可以及梁,予以手两扳梁上桁条而上,足托驼梁,下有席蔽,中黑如漆,仍有兵至,以矛上搠,知是空虚,料无人在上,予始得竟日未遇兵;然在下被刃者几何人?街前每数骑过,必有数十男妇哀号随其後。是日虽不雨,亦无日色,不知旦暮。至夕,军骑稍疏,左右惟闻人声悲泣,思吾弟兄已伤其半,伯兄亦未卜存亡?予妇予子不知何处?欲踪迹之,或得一见;且使知兄弟死所。乃附梁徐下,蹑足至前街,街中枕尸相藉,天暝莫辨为谁?俯尸遍呼,漠无应者。遥见南首数火炬蜂拥而来,予急避之,循郭而走。城下积尸如鳞,数蹶,声与相触,不能措足,则俯伏以手代步,每有所惊,即仆地如僵尸,久之始通于衢。衢前後举火者数处,照耀如白昼,逡巡累时,而後越,得达小路,路人昏夜互触相惊骇,路不满百步,自酉至亥方及兄家。

宅门闭不敢遽叩,俄闻妇人声,知为吾嫂,始轻击,应门者即予妇也。伯兄已先返,吾妇子俱在,予与伯兄哭,然犹未敢遽告仲兄季弟之被杀也。嫂询予,予依违答之。予询妇何以得免?妇曰:“方卒之追逐也,子先奔,众人继之,独遗我,我抱彭儿投屋下不得死,吾妹踢伤足亦卧焉。卒持我二人至一室,屋中男妇几十人皆鱼贯而缚之。卒因嘱我于诸妇曰:‘看守之,无使逸去。’卒持刀出,又一卒入,劫吾妹去;久之,不见前卒至,遂绐诸妇得出。出即遇洪妪,相携至故处,故幸免。”洪妪者仲兄内亲也。妇询予,告以故,唏嘘良久。洪妪携宿饭相劝。哽咽不可下。外复四面火起,倍于昨夕,予不自安,潜出户外,田中横尸交砌,喘息犹存;遥见何家坟中,树木阴森,哭音成籁,或父呼子,或夫觅妻,呱呱之声,草畔溪间,比比皆是,惨不忍闻。回至兄宅,妇谓予曰:“今日之事,惟有一死,请先子一死,以绝子累;彭儿在,子好为之!”予知妇之果於死也,因与语竟夜,不得间,东方白矣。

念七日,问妇避所,引予委曲至一柩後,古瓦荒砖,久绝人迹,予蹲腐草中,置彭儿于柩上,覆以苇席,妇偻居于前,我曲附于後;扬首则露顶,展足则踵见,屏气灭息,拘手足为一裹,魂少定而杀声逼至,刀环响处,怆呼乱起,齐声乞命者或数十人或百馀人;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至于纷纷子女,百口交啼,哀鸣动地,更无论矣!日向午,杀掠愈甚,积尸愈多,耳所难闻,目不忍视,妇乃悔畴昔之夜,误予言未死也。然幸获至夕,予等逡巡走出,彭儿酣卧柩上,自朝至暮,不啼不言,亦不欲食,或渴欲饮,取片瓦掬沟水润之,稍惊则仍睡去,至是呼之醒,抱与俱去;洪妪亦至,知吾嫂又被劫去,吾侄在襁褓竟失所在,呜呼痛哉!甫三日而兄嫂弟侄已亡其四,茕茕孑遗者,予伯兄及予妇子四人耳!相与觅臼中馀米,不得,遂与伯兄枕股忍饥达旦。是夜予妇觅死几毙,赖洪妪救得免。

念八日,予谓伯兄曰:“今日不卜谁存?吾兄幸无恙,乞与彭儿保其残喘。”兄垂泪慰勉,遂别,逃他处。洪妪谓予妇曰:“我昨匿破柜中,终日贴然,当与子易而避之。”妇坚不欲,仍至柩後偕匿焉。未几,数卒入,破柜劫妪去,捶击百端,卒不供出一人,予甚德之,後仲兄产百金,予所留馀亦数十金,并付洪妪,感此也。少间,兵来益多,及予避所者前後接踵,然或一至屋後,望见柩而去。忽有十数卒恫喝而来,其势甚猛,俄见一人至柩前,以长竿搠予足,予惊而出,乃扬人之为彼乡导者,面则熟而忘其姓,予向之乞怜,彼索金,授金,乃释予,犹曰:“便宜尔妇也。”出语诸卒曰:“姑舍是。”诸卒乃散去。喘惊未定,忽一红衣少年掺长刃直抵予所,大呼索予,出,举锋相向,献以金,复索予妇,妇时孕九月矣,死伏地不起。予绐之曰:“妇孕多月,昨乘屋坠下,孕因之坏,万不能坐,安能起来?”红衣者不信,因启腹视之,兼验以先涂之血裤,遂不顾。所掳一少妇一幼女一小儿,小儿呼母索食,卒怒一击,脑裂而死,复挟妇与女去。

予谓此地人迳已熟,不能存身,当易善地处之;而妇坚欲自尽,予亦惶迫无主,两人遂出,并缢于梁;忽项下两绳一时俱绝,并跌于地。未及起,而兵又盈门,直趋堂上,未暇过两廊。予与妇急趋门外,逃奔一草房,中悉村间妇女,留妇而却予,予急奔南首草房中,其草堆积连屋,予登其颠,俯首伏匿,复以乱草覆其上,自以为无患矣。须臾卒至,一跃而上,以长矛搠其下,予从草间出乞命,复献以金;卒搜草中,又得数人,皆有所献而免。卒既去,数人复入草间,予窥其中,置大方桌数张,外围皆草,其中廓然而虚,可容二三十人。予强窜入,自谓得计,不意败垣从半腰忽崩一穴,中外洞然,已为他卒窥见,乃自穴外以长矛直刺;当其前者无不被大创,而予後股亦伤。於是近穴者从隙中膝行出,尽为卒缚,後者倒行排草而出。

予复至妇所,妇与众妇皆伏卧积薪,以血膏体,缀发以煤,饰面形如鬼魅,鉴别以声。予乞众妇,得入草底,众妇拥卧其上,予闭息不敢动,几闷绝,妇以一竹筒授予,口衔其末,出其端于上,气方达,得不死。户外有卒一,时手杀二人,其事甚怪,笔不能载。草上诸妇无不股栗,忽哀声大举,卒已入室,复大步出,不旋顾。天亦渐暝,诸妇起,予始出草中,汗如雨。至夕,复同妇至洪宅,洪老洪妪皆在,伯兄亦来,云是日被劫去负担,赏以千钱,仍付令旗放还;途中乱尸山叠,血流成渠,口难尽述。复闻有王姓将爷居本坊昭阳李宅,以钱数万日给难民,其党杀人,往往劝阻,多所全活。是夜悲咽之馀,昏昏睡去。次日,则念九矣。

自念五日起,至此已五日,或可冀幸遇赦,乃纷纷传洗城之说,城中残黎冒死缒城者大半,旧有官沟壅塞不能通流,至是如坦途,夜行昼伏,以此反罹其锋。城外亡命利城中所有,辄结伴夜入官沟盘诘,搜其金银,人莫敢谁何。予等念既不能越险以逃,而伯兄又为予不忍独去;延至平旦,其念遂止;原蔽处知不可留,而予妇以孕故屡屡获全,遂独以予匿池畔深草中,妇与彭儿裹卧其上,有数卒至,为劫出者再,皆少献赂而去。继一狠卒来,鼠头鹰眼,其状甚恶,欲劫予妇;妇偃蹇以前语告之,不听,逼使立起,妇旋转地上,死不肯起,卒举刀背乱打,血溅衣裳,表里渍透。先是妇戒予曰:“倘遇不幸,吾必死,不可以夫妇故乞哀,并累子;我死则必死子目,俾子亦心死。”至是予远躲草中,若为不与者,亦谓妇将死,而卒仍不舍,屡擢妇发周数匝于臂,怒叱横曳而去。由田陌至深巷一箭地,环曲以出大街,行数武必击数下。突遇众骑至,中一人与卒满语一二,遂舍予妇去。始得匍匐而返,大哭一番,身无完肤矣!

忽又烈火四起,何家坟前後多草房,燃则立刻成烬;其有寸壤隙地,一二漏网者,为火一逼,无不奔窜四出,出则遇害,百无免一。其闭户自焚者由数口至数百口,一室之中,正不知积骨多少矣!大约此际无处可避,亦不能避,避则或一犯之,无金死,有金亦死;惟出露道旁,或与尸骸杂处,生死反未可知。予因与妇子并往卧冢後,泥首涂足,殆无人形。时火势愈炽,墓木皆焚,光如电灼,声如山摧,悲风怒号,令人生噤,赤日惨淡,为之无光,目前如见无数夜叉鬼母驱杀千百地狱人而驰逐之。惊悸之馀,时作昏眩,盖已不知此身之在人世间矣。

骤闻足声腾猛,惨呼震心,回顾墙畔,则予伯兄复被获,遥见兄与卒相持,兄力大,撇而得脱,卒走逐出田巷,半晌不至;予心方摇摇,乃忽走一人来前,赤体散发。视之,则伯兄也;而追伯兄之卒,即前之劫吾妇而中途舍去者也。伯兄因为卒所逼,不得已向予索金救命,予仅存一锭,出以献卒,而卒怒未已,举刀击兄,兄辗转地上,沙血相渍,注激百步。彭儿拉卒衣涕泣求免,[时年五岁]卒以儿衣拭刀血再击而兄将死矣。旋拉予发索金,刀背乱击不止,予诉金尽,曰:“必欲金即甘死,他物可也。”卒牵予发至洪宅。予妇衣饰置两瓮中,倒置阶下,尽发以供其取,凡金珠之类莫不取,而衣服择好者取焉。既毕,视儿项下有银锁,将刀割去,去时顾予曰:“吾不杀尔,自有人杀尔也。”知洗城之说已确,料必死矣。置儿于宅,同妇急出省兄,前後项皆砍伤,深入寸许,胸前更烈,启之洞内府;予二人扶至洪宅,问之,亦不知痛楚,神魂忽瞶忽苏。安置毕,予夫妇复至故处躲避,邻人俱卧乱尸众中,忽从乱尸中作人语曰:“明日洗城,必杀一尽,当弃汝妇与吾同走。”妇亦固劝余行,余念伯兄垂危,岂忍舍去?又前所恃者犹有馀金,今金已尽,料不能生,一痛气绝,良久而苏。

火亦渐灭,遥闻炮声三,往来兵丁渐少,予妇彭儿坐粪窖中,洪妪亦来相依。有数卒掳四五个妇人,内二老者悲泣,两少者嘻笑自若;後有二卒追上夺妇,自相奋击,内一卒劝解作满语,忽一卒将少妇负至树下野合,馀二妇亦就被污,老妇哭泣求免,两少妇恬不为耻,数十人互为奸淫,仍交与追来二卒,而其中一少妇已不能起走矣。予认知为焦氏之媳,其家平日所为,应至於此,惊骇之下,不胜叹息。

忽见一人红衣佩剑,满帽皂靴,年不及三十,姿容俊爽,随从一人,衣黄背甲,貌亦魁梧,後有数南人负重追随。红衣者熟视予,指而问曰:“视予,尔非若俦辈,实言何等人?”予念时有以措大而获全者,亦有以措大而立毙者,不敢不以实告,红衣者遂大笑谓黄衣者曰:“汝服否?吾固知此蛮子非常等人也。”复指洪妪及予问为谁?具告之,红衣者曰:“明日王爷下令封刀,汝等得生矣!幸勿自毙。”命随人付衣几件,金一锭,问:“汝等几日不食?”予答以五日,则曰:“随我来。”予与妇且行且疑,又不敢不行,行至一宅,室虽小而赀畜甚富,鱼米充轫,中一老妪,一子方十二三岁,见众至,骇甚,哀号触地。红衣者曰:“予贷汝命,汝为我待此四人者,否则杀汝,汝此子当付我去。”遂挈其子与予作别而去。

老妪者郑姓也,疑予与红衣者为亲,因谬慰之,谓子必返。天已暮,予内弟复为一卒劫去,不知存亡?妇伤之甚。少顷,老妪搬出鱼饭食予;宅去洪居不远,予取鱼饭食吾兄,兄喉不能咽,数箸而止,予为兄拭发洗血,心如万磔矣!是日,以红衣告予语遍告诸未出城者,众心始稍定。次日为五月朔日,势虽稍减,然亦未尝不杀人,未尝不掠取;而穷僻处或少安;富家大室方且搜括无馀,子女由六七岁至十馀岁抢掠无遗种。是日,兴平兵复入扬城,而寸丝半粟,尽入虎口,前梳後篦,良有以也。

初二日,传府道州县已置官吏,执安民牌遍谕百姓,毋得惊惧。又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而寺院中藏匿妇女亦复不少,亦有惊饿死者,查焚尸簿载其数,前後约计八十万馀,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是日,烧绵絮灰及人骨以疗兄创;至晚,始以仲兄季弟之死哭告予兄,兄颔之而已。

初三日,出示放赈,偕洪妪至缺口关领米;米即督镇所储军粮,如丘陵,数千石转瞬一空。其往来负戴者俱焦头烂额,断臂折胫,刀痕遍体,血渍成块,满面如烛泪成行,碎烂鹑衣,腥秽触鼻,人扶一杖,挟一蒲袋,正如神庙中窜狱冤鬼;稍可观者犹是卑田院乞儿也。夺米之际,虽至亲知交不顾,强者往而复返,弱者竟日不得升斗。

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後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盖此百万生灵,一朝横死,虽天地鬼神,不能不为之愁惨也!

初五日,幽僻之人始悄悄走出,每相遇,各泪下不能作一语。予等五人虽获稍苏,终不敢居宅内,晨起早食,即出处野畔,其妆饰一如前日;盖往来打粮者日不下数十辈,虽不操戈,而各制挺恐吓,诈人财物,每有毙杖下者;一遇妇女,仍肆掳劫,初不知为清兵为镇兵为乱民也?是日,伯兄因伤重,刀疮迸裂而死,伤哉,痛不可言!忆予初被难时,兄弟嫂侄妇子亲共八人,今仅存三人,其内外姨又不复论。计扬之人如予之家水知凡几?其数濒於死,幸死而不死,如予与妇者甚少,然而愁苦万状矣!

自四月二十五日起,至五月五日止,共十日,其间皆身所亲历,目所亲睹,故漫记之如此,远处风闻者不载也。後之人幸生太平之世,享无事之乐;不自修省,一味暴殄者,阅此当惊惕焉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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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us   2009/09/24 17:43:56  448楼   举报

嘉定三屠
  清顺治二年(1645年)六月,清军再下剃发令,命令十天之内,全国百姓一律剃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严重伤害汉族百姓的民族感情,于是纷纷起而抗清。其中嘉定人民的抗清反剃发斗争尤为顽强激烈。闰六月十三日,剃发令下,群众开始酝酿反抗。清嘉定知县强制剃发,起义顿时爆发。城郊居民一呼而起,打败来剿清军。人民公推黄淳耀、侯峒曾出面领导抗清。降将李成栋率清兵猛攻,城中居民冒雨奋战,坚守不屈。清军用大炮轰城,始得攻入。侯峒曾投河死,黄淳耀自缢,城中无一人投降。清军忿而屠城,杀二十万余人后弃城而去。次日朱瑛又率众入城,组织抗清,旋败,再遭清兵屠杀。八月十六日明将吴之藩起兵,反攻嘉定,亦败,嘉定第三次遭屠城。史称“嘉定三屠”。多铎统军占领南京,南明弘光朝廷覆亡。同年六月,南明降臣钱谦益,赵之龙等向多铎献策曰:“吴下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无须用兵。”清廷乃于六月十五日颁诏书往江南曰:“……削发一事,本朝已相沿成俗,尔等毋得不遵法度。……凡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然而“削发令”一下,所谓“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却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反抗满清暴行最为惨烈的嘉定,史称“嘉定三屠”。
削发令
  嘉定,秦代属会稽郡娄县,隋唐时属苏州昆山县。至宋朝嘉定十年,遂以年号为地名,今属上海市嘉定区。为在嘉定强行推行“削发令”,满清政权决定实施武力征服之。七月初三日黎明,清兵踏破了昔日嘉定古城的宁静。据史载:清军进攻嘉定城的先锋李成栋,曾是已故南明弘光朝廷兵部尚书史可法的部下。早在去年(公元1644年)的四月,当清军固山额真准塔统兵南下,逼近徐州城之时,时任守城总兵官的李成栋竟望风而逃,不久遂降于清。此时,为反抗满清的入侵,嘉定城内的市民一致推举侯峒曾,黄淳耀黄渊耀兄弟主持城防。侯峒曾,字豫瞻。原任南明弘光朝通政司左通政,南京沦陷后,避难于老家嘉定。黄淳耀,字蕴生。乃崇祯年间进士,与其弟黄渊耀均世居于嘉定城。在侯峒曾和黄氏兄弟的指挥下,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为鼓舞士气,侯峒曾下令在嘉定城楼上悬挂一面“嘉定恢剿义师”的大旗。同时在城楼上“集众公议”,决定“划地分守”嘉定城:由南明诸生张锡眉率众守南门,秀水县教师龚用圆佐之;南明国子监太学生朱长祚守北门,乡绅唐咨佐之;黄淳耀兄弟守西门;侯峒曾亲自守东门,诸生龚孙炫佐之。此外,由诸生马元调(时年七十岁)与唐昌全,夏云蛟等负责后勤供给。集议已定,各头领率众在城上日夜巡逻。“嘉人士争相执刃以从,人情颇觉鼓舞。”为阻止清军进犯,侯峒曾又下令将城外各桥毁坏,“东,北二门俱用大石垒断街路,西,南二门用圆木乱石横塞道途。”天亮时分,清军击败了城外各村镇的乡兵后,便将嘉定城四面包围。随即李成栋下令,集中火炮齐轰东,西二门。“清兵攻城甚急,多缚软梯至城下,城上砖石如雨。”守城民众虽“亡失甚众”,但仍顽强不屈。若有某断城墙被炮火轰塌,城内民众便及时用木料和充土布袋堵塞之。“守城者若有伤亡,乃立即补充。”或曰:中国有两个社会,上浮夸而下粗扑;上游戏而下献身。诚信斯言哉!黄昏时分,突然暴雨如注,狂风骤起。守城民众仍毫不畏惧,冒雨抵抗。是时,因“城中遂不能张灯,(李)成栋令兵丁潜伏城下之穴城,而守者弗觉也。”(文秉《甲乙事案》)翌日破晓时分,暴风骤雨仍然不止。时城上民众已连续守城三昼夜,遍体淋湿,加之饮食已绝,故人人身疲力竭。李成栋遂令士兵“置灯于地穴中,炮发震城。”火炮声“终日震撼,地裂天崩,炮硝铅屑落城中屋上,簌簌如雨,婴儿妇女,狼奔鼠窜。”(朱子素《嘉定屠城略》)在这腥风血雨之中,灾难终于降临。随着城墙一隅在炮声中轰然倒塌,清军乘机登城,蜂拥而入。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此刻,侯峒曾正在东门城楼上。城陷,“士卒皆曰:‘吾曾受公厚恩,尚可卫公出走。’峒曾曰:‘与城存亡,义也。’及下城拜家庙,赴水死之。其长子玄演,次子玄洁身处数十刀,亦死之。”城陷之时,黄淳耀黄渊耀兄弟急趋城内一僧舍。“淳耀问其从者曰:‘侯公若何?’曰:‘死矣!’曰:‘吾与侯公同事,义不独生。’乃书壁云:‘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进不得宜力王朝,退不得洁身远引,耿耿不没,此心而已。大明遗臣黄淳耀自裁于城西僧舍。’其弟渊耀曰:‘兄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愿为北虏之民也。’淳耀缢于东,渊耀缢于西。”(黄宗曦《弘光实录钞》)又据史载;诸生张锡眉解带缢于南门城楼上,死前作绝命词,大书裤上云:“我生不辰,与城存亡,死亦为义!”教师龚用圆赴水死,二子从之。诸生马元调,唐昌全,夏云蛟,娄复闻,城破亦死之。又有黄某,与清军巷战中“手挥铁简,前后杀数百人,后中失而死。”这些“志士仁人”之死,从历史上看,固然是其儒家“仁义”观念的根本追求所致。但从民族兴亡的高度看,这为民族生存而死之大丈夫精神,不也成为汉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吗?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朱子素《嘉定屠城略》)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史载:如遇市民,遂大呼献财宝,“恶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所献不多者,则砍三刀而去。是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更有甚者,屠城罪魁李成栋,竟用三百只大船运走了他掠夺的金帛女子。在此劫难中,不乏为虎作伥者。又史载:清兵如北门,“乃奸民导敌入。”至于趁火打劫者,亦不在少数。有汉奸徐元吉者,“以削发为名,日出行动,割人腹,啖人心肝,动以百计。”然而,满清的暴行并未扑灭民众的反抗怒火。七月二十四日,有江东人朱瑛者,自封游击将军,率兵五十余人回到嘉定城。是时,朱率部会同城内市民,将清军驱赶城外。第二天,逃至城外的李成栋,急令万国昌率兵增援。李本人则坐镇城外之织女庙,指挥各路兵马企图第二次攻城。七月二十六日清晨,清军乘城内民众武装力量尚未集结完毕,再次攻进城内。有汉奸浦嶂者,向李成栋献计曰:“若不剿绝,后必有变。”于是,清军第二次屠城。此时,城内许多居民尚未起,,“遂于屋中被猝然杀之。”顿时,“城内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撤取屋木,聚尸焚之。”在此次屠城中,浦嶂一马当先,“大显身手”。他甚至将好友娄某的全家斩尽杀绝。为此,嘉定城内民众“是日逢嶂,龆龀不留。”有一郭姓市民者,曾不胜愤慨地痛斥他:“人面兽心,狗鼠不食。”人神共怒,浦嶂惟掩面鼠窜耳!从李成栋,徐元吉,浦嶂之所为我们看到,每当社会大变动之时,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因社会的变动而得益。此除时势之必然外,各阶层之个体的品行德性与其地位之升降,亦有不可忽视之关系。而品行德性之沦丧,必然导致个人占有欲的极度扩张。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信夫!满清的第二次屠城,也未能削弱民众的反抗意志。八月二十六日,原南明总兵吴之番率余部,反攻嘉定城。城内清兵猝不及防,乃溃。城内民众纷纷奔至吴军前,“踊跃听命”。然而,吴军乃乌合之众。清兵反扑之时,“一时溃散。”史载:吴之番“连杀数人,不能定。呼天曰:‘吾死,分也。未战而溃,我目弗瞑矣!’挺枪欲赴东门死。”清兵拥入城内,第三次血洗嘉定城。如果说前两次屠城,对满清而言,多少留下一些“隐患”的话,那么这第三次屠城,他们可谓“如愿以偿”。因为在这满城的累累白骨之上,总算插上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死亡者达二十万余人。“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初九,清兵破南京,明弘光帝南逃。三十日,县令钱默出逃。六月二十四日,清授县令张维熙到任。是日,明嘉定总兵吴志葵率百人,白布裹头,昼伏东门外时家坟,晚间各持火把逼近县城,扬言捉拿张维熙,张逃之夭夭。二十七日,吴志葵再临县城,士民夹道迎接复明之师。
  闰六月初七,明降将李成栋部骑兵路过境内新泾桥,清兵大肆奸淫妇女,致死7名。初八,李成栋亲率兵船百艘、马步兵2000余名停泊县城东关,大肆奸掠。初九,李率兵去吴淞,留偏裨将梁得胜等300名守护兵船。十二日,清军下剃发令,群情激愤,远近乡兵,竞相围攻李成栋船队。船只及所掠财物悉数焚毁,斩杀清官兵84名。十五日,李成栋去太仓求援,行至罗店又被乡兵追杀,伤亡惨重。于是,李成栋疯狂纵兵报复,滥杀无辜。
  十七日,明都察院观政、进士黄淳耀及弟渊耀,与前左通政侯峒曾及子元(玄)演、元(玄)洁倡议守城。十八日黎明,李成栋率兵攻罗店,支洪、陆文焕率乡兵抵御。李暗遣精兵东渡练祁,西渡荻泾,乡兵背腹受敌,退入镇内。时值早市,清军入镇屠杀。居民死难1604名。
  十九日,黄淳耀,侯峒曾集众公议,决定划地而守,城上高悬“嘉定恢剿义师”大旗,自制各种武器,严阵以待。
  二十五日,吴志葵遣游击蔡乔率兵200余名支援嘉定,扎营城外。次日五更,遭李成栋伏兵袭击,蔡乔战死。李成栋引兵归吴淞过新泾桥时,纵火焚屋,鸡犬不留。七月初一,各路乡兵10万余会集砖桥与清兵决战。清兵分左右两翼冲杀,乡兵大败,被追杀不计其数。李成栋部入娄塘镇后屠杀1073名,并纵兵奸淫妇女,不可名状。
  初三,李成栋汇同太仓清兵攻城,日夜炮轰。初四五更大雨滂沱,守城士民已露立三昼夜,饮食几绝,渐不能支。清兵趁机急攻,破东门涌入城内。侯峒曾仍坐镇城楼,二子急呼:“事急矣,何以为计?”侯峒曾答曰:“有死而已,所恨者枉送一城百姓耳。”急令二子离去,二子走数步又还。侯峒曾怒日;“我死国事分也,祖母在,若辈应代我奉事,恋我何为?”二子恸哭而去,至孩儿桥皆被杀。侯峒曾自沉宣家池(叶池)未死,遂被清兵杀害。
  东门破,城中居民纷纷奔西门逃生,而清兵截段堵杀,居民投河死者无数。
  时镇守西门的黄淳耀见大势已无可挽回,遂与弟渊耀骑马至早年读书的西林庵,对僧无等曰:“大师急避,某兄弟从此辞矣!”遂索笔疾书:“遗臣黄淳耀于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灭,此心而已!异日寇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世者,当知予心。”书罢,见弟渊耀已缢梁间,遂缢其侧。
  南门守将张锡眉,闻城破,偕妾投水死。身留绝命诗一首:“我生不辰,侨居兹里。路远宗亲,邈隔同气。与城存亡,死亦为义。后之君子,不我遐弃。”另有守城将领龚用圆、龚用广兄弟闻城破,拥抱恸哭曰;“我祖父清白自矢,已历三世。今日苟且图存,何面日见祖宗于地下?”语罢双双自溺而死。
  辰时,李成栋入城下令鸣炮屠城。小街僻巷,无不穷搜。每遇一人,大呼献宝,献若不多,连砍三刀,物尽则杀。全城刀声砉然,嚎叫之声,动地惊天。悬梁者、投井者、断肢者、血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不计其数。骨肉狼籍,遍地皆是。投河自溺者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门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浮于水面,高出数分。妇女若容貌不佳者必杀,有美色者生虏,于街坊当众奸淫。若有不从,钉其手足。初六日,李成栋纠集民船300余艘,满载所掠金帛、女子、牛马猪羊驶往太仓。
  嘉定被屠后,葛隆、外冈、马陆、杨行等镇乡兵复聚,再议抗清,誓不反顾,并时有偷袭斩杀清兵之义举。
  二十六日五更清兵大队至葛隆,入镇后肆行屠杀,流血满地,并再屠外冈镇。
  二十七日,浦峤、浦嶂率兵再屠嘉定,逢人便杀,不分老幼,所劫财物尽载太仓。
  自闰六月初,嘉定人民自发起义抗清,两个月内,大小战斗十余次,民众牺牲20万余,史称“嘉定三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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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us   2009/09/24 17:44:05  449楼   举报

江阴八十一日

阎应元,字丽亨,北直通州人(今北京通县),崇祯辛巳年,赴任江阴典史。上任之初,海寇顾三麻子率数百艘战船进犯黄田港,应元领兵拒守,连发三箭,皆有人应弦而倒。海寇心惊胆战,不敢再犯。他任内平定盐盗,平服民乱,政纪突出,江阴百姓感激他的恩德,在社学中为他画像留念。南明朝廷本想调他转任广东韶州英德县主簿。因母亲病重,且道路堵塞,没能成行,全家便在江阴城外砂山脚下散居。
  任江阴典史(相当于正科级公安局长)期间,率十六万义民,面对二十四万清军,孤城困守八十一天,使清军连折三王十八将,死七万五千人。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幸存者仅老幼五十三口。阎应元被俘后坚决不向清廷贝勒下跪,被刺穿胫骨,“血涌沸而仆”,却始终没有弯下膝盖,终英勇就义。
  崇祯辛巳年,阎应元赴任江阴典史(相当于正科级公安局长)。上任之初,海寇顾三麻子率数百艘战船进犯黄田港,应元领兵拒守,连发三箭,皆有人应弦而倒。海寇心惊胆战,不敢再犯。他任内平定盐盗,平服民乱,政纪突出,江阴百姓感激他的恩德,在社学中为他画像留念。南明朝廷本想调他转任广东韶州英德县主簿。因母亲病重,且道路堵塞,没能成行,全家便在江阴城外砂山脚下散居。
  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降清,明朝知县林之骥解印去职,清知县方亨继任,循例颁布剃发令。阴历六月二十八日乡耆何茂、邢觳、周顺、邢季、杨芳、薛永、杨起、季茂、辛荣等人议请留发。方亨破口大骂。众人大怒,也骂道:“你身为中国进士,头戴纱帽,身穿圆领,来做鞑靼知县,不知道羞耻吗?”方亨羞愧不已,暂停所议。
  闰六月初一日清晨,方亨以上香为名,召集地方诸生百余人及乡绅、百姓会于文庙。众人问道:“现在江阴已尽归顺,应该没有什么事了吧?”方亨道:“只剩下剃发了。刚才所差四兵,便为押人剃发之故。”众人道:“发可以不剃吗?”方亨道:“这是大清律法,不可违背。”说罢就回衙了。诸生许用等人聚集不去,在明伦堂共同立誓道:“头可断,发决不可剃!”正在这时,常州府发来严令剃发的文书,其中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话。方亨叫书吏把府文写成布告张贴,书吏写到这句话时,义愤填膺,把笔扔到地上说:“就死也罢!”消息很快传遍全城,立刻鼎沸起来。方亨见士民不从,秘密报告常州府请上司派兵“多杀树威”。这封密信被义民搜获,于是在初二日擒住方亨,斩杀清差,推典史陈明遇为首,以“大明中兴”为旗号,自称江阴义民正式反清。
  江阴百姓抗清的消息传开以后,清常州知府宗灏派兵丁三百人赶来镇压,闰六月初五日被江阴义民歼灭于秦望山下。其后江阴军民在陈明遇的带领下又多次打退小股清军的进攻。同时严查城中奸细,宣布有能检举、抓获奸细的人,赏银五十两。处决了私通清朝的原县令方亨以及众多出卖情报、有投敌企图的奸细,有效的遏制了江阴内部的崩溃。
  闰六月二十一,清贝勒、大将博洛命降将刘良佐统重兵包围江阴城,二十四日,刘良佐作招降书一纸,从东城外射进。江阴军民公议后,回书拒绝。刘良佐见劝降无效,便四处捕杀城外义兵,企图断绝城内军民外援。七月初一日,开始攻城。城中严密防御,清兵箭如雨注,城上的人一手拿锅盖遮蔽,一手接箭,每天能得到箭三四百枝(一作三四十万)。
  江阴形势的日益严峻,陈明遇虽忠肝义胆,却自感缺乏军事组织才能,于是想起了智勇双全的前典吏阎应元,想推荐赋闲在家的他代替自己领导守城,因遭到守备顾元泌坚决发对,而不了了之。七月五日的守城战斗中,元泌登城射敌,放出的箭每每射不到敌人就坠落在地,众人有所怀疑。其后,他又命令马矮子偷窃火药从城上投给敌人,众人便把顾元泌捉住,同往他住所搜查,果然找到一道清兵文书。于是处死了顾元泌及同犯四十人,从而断绝了清兵的内应。陈明遇原想请阎应元主持担负守城重任,如今顾元泌被诛,他旧事重提,众人一致赞同。陈明遇专门委派十六人连夜出城,到阎应元住所请他出山,应元道:“你们能从我则可。不然,不为你们主持。”众人道:“敢不惟命是听?”
  九日,阎应元带领江阴城祝塘少年六百人,执械入城,途经七里庙时,在墙壁上题诗,表达了自己誓死抗争的决心。入城后,阎应元立即把全城的户口分别丁壮老幼详加调查,挑选年轻力壮的男子组成民兵,会合乡兵二十余万人分班上城,每个城垛十名,按时换班。由武举人王公略守东门,汪把总守南门,陈明遇守西门,应元自任守北门。他和陈明遇兼负昼夜巡查四门的责任。对城中过往行人严加盘诘,肃清内奸。为了解决军械粮饷供应,阎应元同绅民商议后,委任擅长理财人士负责把城内公私所藏物资分类征集,统一分配使用。在阎应元的领导下,很快就做到了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方面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十一日,清兵攻打阎应元镇守的北门,城上矢石如雨注,清兵不敢接近。主帅刘良佐大怒,命令上将九员先驾云梯上城,城上以长枪刺之,上将五死四伤,有的身中三箭,有的被劈去头颅,有的堕下摔成齑纷,有的被火箭烧死。主帅更怒,传令十营内选猛将几员,步军三万,扎云梯十张,来日分十处上城,如有退者立斩。次日,清兵仍攻北门,城外放炮呐喊,三万军造浮桥十条,一齐渡过外城河,分十处登云梯上城。阎应元指挥城上用砖石掷下,以长枪拒敌;一时间乱石纷飞,炮火连绵,双方死亡不计其数。某满人大将自恃勇猛,穿着三层甲,腰悬两把刀,背背两把刀,手执双把刀,亲登云梯,跨上城垛,执刀乱砍。城上守军用棺木抵挡,以枪刺其身,竟不能入。有人喊道:“刺他的脸。”于是众人纷纷刺其面,一汤姓童子,持铁钩镰,用力钩断其喉管,竹匠姚迩割下他的头,满将身子堕落城下。清兵齐来抢尸,城上梆鼓齐鸣,砖石小箭如雨点,清兵又伤亡千余人。
  刘良佐命令军士索那满将的头,阎应元不允。刘良佐愿意用银赎买,命人将银当面装入银鞘吊入城。又命军士于城下哀号:“还我将军的头!”阎应元让人以蒲包裹一黄狗头,掷还之,将满将的头悬在城上。刘良佐亲自带人在城下苦苦哀求,方把头扔下。清兵拿了头回去,与身缝合,挂孝三日。阎应元击退了北城的攻击,但知道不日清兵必有更大规模的攻击。于是积极铸造守城工具,招青阳弩王黄鸣岗等千余人,入城造小弩千张、小箭数万枝,分派给守城军士。又用季从孝所合火药敷在箭头上射人,见血立死。弩长尺余,箭长五寸,百步之外,皆可命中目标。又从狱中放出陈瑞之子,令他制造火砖、木铳。火砖广三四寸许,着人即烧,木铳类银鞘,长三尺五寸、广二三寸,木制,中间藏有火药,敌人到来时,投下,机关暴发木壳崩裂,铁菱角飞出,触人即死。阎应元还亲自制造挝弩,用一块铁,边上造几个钩子,后面栓着棉绳,抛出勾住敌人,近前斩之。又模仿旧制,制造火球、火箭之类,无不精巧绝妙。所以清兵虽多,每每望城兴叹,战栗无人色。即使是满洲兵将也闻之胆落,每次攻城下来都要为幸免不死而大肆庆祝。
  清兵攻城不利,又起劝降之念。刘良佐亲作《劝民歌》,希望江阴投降,阎应元不从。于是清兵在城下搭建牛皮帐篷,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十五日,清兵攻东北城,刘良佐命西南放炮,东北掘城,皆用山爬攻城,城内以火球、火箭抵抗。清兵不敌欲退,良佐严令方止。阎应元继续命城内投下砖石,清兵不及闪避,数百人死于城下。良佐惭愧、惶恐。于是搭设三层牛皮帐,守而不攻。帐内有九梁八柱,矢石投在上面,都被反弹起来,不能进入。阎应元下令用人粪,掺上桐油,煎滚浇下,牛皮烫穿,浇在清兵身上,肉烂而死。没被烧着的清兵惊惶散去,城内用挝弩射向逃散的清兵,钩中者,即入城中袅首。清兵手足无措,纷纷逃散。敌营以为守城者杀下,命令发射木铳以御,反伤自己的马步卒无数。无奈之下,刘良佐命令移营至邓墓。
  在坚守的同时,江阴向四方请求援助,黄蜚、吴之葵领兵至太湖,与清贝勒博洛大军相遇,二人兵败被俘后,投降清朝。海寇顾三麻子因敬慕阎应元的为人,率舟师来援,苦战三日后失败,扬帆远去。此外,义阳王来援,败于砂山;秀才金矿会集精勇四百余人来援,被刘良佐以铁骑三千截在周庄左右,全军俱没。外兵屡败,江阴沦为孤城。即便如此,刘良佐心有余悸,不敢再攻城,只用火炮攻击北城,彻夜不息,城垛在炮火的轰击下塌陷数丈。阎应元命石匠砌墙,匠危惧不前,阎应元言辞恳切,动之以情,石匠深受感动,于是冒死登城修葺城垛,使之牢固如初。
  十四日,阎应元利用清军劝降之机,派出百余名壮士,以奉送“降礼”为名,暗携火器进入清军营帐,炸死清军官兵两千余人。十七日夜,阎应元挑选勇士千人出南门劫营,或执板斧,或执短刀,或用扁担,突入敌营,伤千余人。及他营来救,应元兵已返回城中。此役之后,刘良佐再次后撤,扎营在十方庵。
  十八日,刘良佐令十方庵的僧侣向城跪泣,陈说利害,劝江阴军民早降。城中皆愿以死报国,要他速去。当晚,僧人又来劝降,再次被众人遣走。十九日,刘良佐策马来到城下,劝应元道:“宏光已北,江南皆下。若足下转祸为福,爵位岂在良佐下,何自苦如此?”阎应元从容道:“江阴士民,三百年来食毛践土,深戴国恩,不忍望风降附。应元是大明典史,深知大义所在,绝不服事二君。将军位为侯伯,掌握重兵,进不能恢复中原,退不能保障江左,有何面目见我江东忠义士民乎?”良佐惭愧不已,又以清廷召谕相示,劝江阴士民接受招安。应元怒道:“有降将军,无降典史。”一声梆响,火箭齐发,良佐连跨三四马逸去,叹息道:“江阴人没救了!”
  清朝亲王多铎闻知江阴久攻不下,极为震怒,他先派恭顺王孔有德“率所部兵协攻”,接着又派贝勒博洛和贝勒尼堪带领满洲兵携红衣大炮前往攻城。贝勒博洛平定松江后,统率所部二十万大军来到江阴城下,他认为刘良佐曾任明朝伯爵,手握重兵,却连一个江阴县城也攻不下来,无能至极,于是打了他一顿板子。他登山而望,巡视江阴城防后,对手下讲:“此城舟形也,南首北尾,若攻南北,必不破。惟攻其中,则破矣。”他命人绑缚降将黄蜚、吴之葵到城下,命令他们做书劝降,黄蜚道:“我在城中没有相识,写了劝降书又有何用?”吴之葵涕泪交横,仰头劝阎应元投降,情词悲楚,应元叱道:“大臣被缚,当速就死,何必喋喋不休!”之葵再拜泣下,蜚默默无语。
  博洛见阎应元义不可动,发起总攻,分兵先抄断各镇救兵,以竹笼盛火炮,鼓吹前迎,炮手披红挂彩,限三日破城,二十日至二十七日,清兵轮番攻城不息,阎应元指挥防御,浴血奋战,终保江阴城池不失。
  八月初,江阴民兵昼夜守御,甚感疲惫。开始有人出城投降。清兵在城外四处杀掠,民不聊生,为江阴百姓不齿,那些剃发投降的人,被城上看见,必然痛骂,即使是至亲也像仇敌一般。阎应元见城防吃紧,遍取民间乱发,投城下诱敌。清兵惊喜,报告刘良佐。良佐道:“还不能相信,去观察一下守城的人剃发了吗?”清兵察探后,方知是诈降。
  博洛久攻不下,心中焦急,于是重新劝降,称只要拔去大明中兴的旗号,四门悬挂大清旗号四面,只杀斩首事者数人,其余一概不论,即使不剃发,也会撤兵。阎应元看出博洛的缓兵之计,遂道:“只斩我一人?我没有罪,凭什么杀我!”议不决而止。博洛又称只要在四城竖起大清旗四面,也会立刻退兵。阎应元情知有诈,仍不应。前吴军门督军王海防至江上,宰牛杀羊与诸将起誓,称江阴归顺后绝对不许杀掠。他自恃在江阴素有恩信,请缨来劝降,但临城招抚,却无人应和。此后摄政王多尔衮晓谕招安,博洛命人用箭射入城中,言明已亡,何苦死守?阎应元命人在书后补上:“愿受炮打,宁死不降!”射还给清兵。清廷多次劝降,三城已经开始有人犹豫,但因阎应元镇守的北门誓死固守,众意遂绝。
  被困既久,江阴城内伤亡惨重,战斗力日减,城中石灰断缺,不能乘夜修城。饭米越来越少,只能靠征集民间的米以备缺乏,阎应元下令两日领一次米,不得预先领取。中秋前后,百姓携壶提觞登上城楼,举杯痛饮,诸生许用模仿楚歌,作《五更转曲》,让善歌的人登高传唱,以笙笛箫鼓相和。当时天无纤翳,皓月当空,清露薄野,剑戟无声,黄弩、师鼓、胡琴于西城之敌楼,歌声悲壮,响彻云霄。清兵争着靠前倾听。或怒骂,或悲叹,甚有泣下者。歌中唱道:“宜兴人,一把枪。无锡人,团团一股香。靖江人,连忙跪在沙滩上。常州人,献了女儿又献娘。江阴人,打仗八十余日,宁死不投降。”还有许多歌曲,但意思大致如此。刘良佐针锋相对,命人作劝降词,让士卒相倚而歌,自己与幕僚在帐中饮酒,不一会儿,城上炮、箭齐发,遂散去。
  二十一日,博洛令数百人,把二百余座大炮全部搬到花家坝,专打东北城。铁子入城,穿透洞门十三重,树亦穿过数重,落地深数尺。当日雨势甚急,外用牛皮帐护炮装药,城头危如累卵。城上因敌炮猛烈,见燃火,即躲到围墙后面。炮声过后,再登上城楼。清兵看到这种情况,故意放空炮,并让炮中只放狼烟,烟漫障天,咫尺莫辨。守城者只听炮声霹雳,认为清兵不能很快进入,而不知清兵已潜渡城河,从烟雾中蜂拥突上,众人来不及防御而崩溃。江阴终于被攻陷了。当清兵上城时,一队民兵对城列阵。清兵怕有埋伏,僵持半日不敢进攻。到黄昏时,城中鼎沸,民兵阵脚散乱,清兵才敢下城。
  城破之时,阎应元端坐于东城敌楼之上,要了一支笔,在城门上提到:“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题讫,带着千人上马格斗,杀死清兵无数,欲从西门突围而不得。他环顾从者道:“为我谢百姓,吾报国事毕矣!”自拔短刀,刺胸血出,投在前湖中。义民陆正先想把他从水中扯起,正赶上刘良佐遣兵来擒,良佐自称与阎应元有旧,要生擒他,于是清兵把他捞起绑住,没有杀他。良佐踞坐在明佛殿,见应元来了,跃起,两手拍应元背而哭。应元道:“有什么好哭的,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博洛坐在县署,急索应元至堂上。阎应元挺立不屈,背向贝勒,骂不绝口。一卒以枪刺他的小腿,阎应元血流如注,不支倒地。博洛命人把他关到栖霞庵。当夜,寺中僧人不停听到“速杀我”的声音,天明时,终遇害。
  阎应元死后,家丁犹存十余人,皆因不降而被杀,陆正先也一同殉难。江阴县衙,男女大小共四十三人举火自焚,典吏陈明遇自己持刀与清兵血战,身负重创,握刀僵立,死时,身子倚在墙边,屹立不倒。训导冯厚敦自缢于明伦堂,妻与姊投井死。中书戚勋、诸生许用举家自焚而死。诸生许王家,被清军拘押时,“或劝曰:‘君故明一诸生,未食天碌,何以身殉?’王家曰:‘君臣之义,岂论仕与不仕?公等复言。’”书生笪某,被清军抓获之后,“刑前叹曰:‘我一介小人,今日得之士大夫之烈,为忠义而死,死之犹生也。’临刑神色不变。”
  呜呼!中国军民这视死如归,以身殉国之精神,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矣!八月二十二日,清寇开始屠城,百姓或力战到底,或坦然就义,都以先死为幸,妇女多贞烈,投河而死。七岁孩童毅然就义,无一人顺从。清军屠城两日后“出榜安民”,城内百姓仅剩“大小五十三人”而已。“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独阎、陈二典史乃于一城见义。向使守京口如是,则江南不至拱手献人矣。”此言甚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江南各地望风披靡之时,阎应元以微末下吏凭借江阴百姓的支持,面对强敌,临危不惧,坚持了近三个月,击杀清寇数万人,重挫了清寇锐气,钳制了清寇主力南下,推动了各地的抗清斗争。在城破以后,仍拚死巷战,“竟无一人降者”。以阎应元为代表的江阴士民抗击满清的英雄事迹,凛凛气节在中华反侵略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页。若我国人还有明人之气节。何叫三百年后日寇1895甲午战争侵华,满清使中华蒙受奇耻大辱!
  阎典史牺牲之后,清军在江阴城进行了大屠杀。从此以后,整个江阴地区的人们都采取了对清廷不合作的态度:不当清朝的官,不应清朝的举。直到乾隆年间,乾隆给阎典史在江阴修祠,主动向江阴示好,局面才有了改观。
  腐胬白骨满疆场,
  万死孤城未肯降。
  寄语路人休掩鼻,
  活人不及死人香。
  ————明末一名江南女子路过江阴时题
  据《江阴城守后纪》所述:阎应元躯干丰硕,双眉卓竖,目细而长曲,面赤有须。每次巡城,身边有一人执大刀跟随左右,颇有云长再生之感。清兵望见,以为天神。阎应元号令严肃,对苟且偷安、不守法纪的人,必然重加责罚,以警示众人,即使时乡绅、豪强也不例外。而当战士困苦时,他又会亲自熬药斟酒,温言慰劳;当有人遇难,他亲自购置棺木,哭奠而殓葬;接见敢死队的战士时,不称姓名而称兄弟。遇到重要的任务,必然询问众人:“我兄弟谁能完成此事?”有人当路大喊道:“我欲杀敌,苦无短刀。”阎应元马上解下身上所佩价值二三十金的短刀,为其带上。阎应元凡事以身作则,诚恳待人,所以士、民都怀德畏威,濒死不悔。
  写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著名诗人和史学家赵翼是一个何等苛刻、狂妄的人,但他在面对阎应元的画像时却也不得不肃然起敬。他把阎应元放在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中,和明末的诸多忠臣义士、叛官降将进行对比,发出了“何哉节烈奇男子,乃出区区一典吏”的感慨。一场本来是一边倒的战争,却悲壮惨烈地进行了81天,孤城困守,10万普通城民百姓面对24万精兵良将,历经日以继夜的围攻、炮轰和强弩,连折对方三王十八将,让清寇付出了75000余人的代价,这在中外战争史上可以算得上一个奇迹。三十六计中能用上的计谋,差不多都用上了:诈降、偷营、火攻、钉炮眼、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小股出击、登陴楚歌……无所不用其极,无不闪烁着创造性的光芒。最壮烈的莫过于派白发老人出城假投降,把火药暗藏在放银子的木桶底层,等清军升帐纳降时,火发炮裂,当场炸死清军3000余人,其中有亲王一人、大将二人,清军为之三军挂孝。与此同时,江阴城头也响起了悲怆的炮声,那是在为慷慨赴死的父老乡亲们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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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so_lxy   2009/09/24 18:40:36  450楼   举报

恩,顶起,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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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anytime   2009/09/24 19:09:23  451楼   举报

no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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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ean   2009/09/24 19:13:09  452楼   举报

下了先。不过不知道效果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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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kaihou   2009/09/24 20:37:41  453楼   举报

引用(samuelding @ 2009-09-24, 03:56 PM) *
引用(jiankaihou @ 2009-09-24, 02:42 PM) *
引用(niceus @ 2009-09-22, 10:00 PM) *
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
满清朝廷发布过大量屠杀文告,其中最著名的,是满清官方资料《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
  
   “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并宣称:
  
   “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爝火录卷四)
  
   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满清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
  
   满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
  
   在以上满清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尽行屠戮”、“杀无赦”、“全家斩”、“全村斩”的凶恶威胁。而下面列举的资料,则证明,满清的公开威胁,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

  满清(后金)入关前的大屠杀
  
   首先,满清入关前,其对辽东汉人的大屠杀,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以下列举诺干: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满语之谓汉人)”。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作为第三方的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满清入关后,对自己大屠杀最赤裸裸的供认,就是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揭贴
  
   “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满清档案: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0中,更是由于“城破尽屠”,只好请求释放剩下的5个“无凭究拟”的犯人。《朔州志》也承认:“城破,悉遭屠戮”。

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清军其本性残忍,一路奸淫烧杀:从“扬州十日”到“嘉定三屠”,南昌、广州、大同、金华。由南至北,兽行累累。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 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 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可怜奴隶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史称“庚寅之劫”。据清代官方史载,这场屠城,斩获“兵民百万”,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卷78之18)在广东地方文献《广州城坊志》中,转引了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亦曰:“……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七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黄佛颐:《广州城坊志》226页, 221页)“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 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 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 王鸣雷) 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遍地皆是。投河自溺者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门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浮于水面,高出数分。”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献出财宝,其人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据《扬州十日记》所载,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与其子多铎指挥军队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揚州也,士民皆迁湖瀦以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輒令开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遺骸,而天暑众屍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贱奴来!贱奴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清寇在大屠杀后,往往故意留一些僧侣不杀,让这些幸存者来清理屠场,《扬州十日记》:“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嘉定乙酉纪事》:“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于被焚处,拆取屋木,聚尸焚之。”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紀》:“滿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隱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 。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在营而死者亦十余万。先至之兵已各私载掳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方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全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南明永历二年(1646)清兵攻陷福州,“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肝脑涂地,粉身碎骨,惨不忍睹,遇难者六十余万”...延平郡王郑成功的母亲也遭残酷轮奸,羞愤自尽...
苏州守将投降的早些,仅被屠半城,约三十多万...
松江(上海)二十八万人被清兵杀得一个不剩,“死骵密布,僵尸如麻,阴森恐怖 ,冤魂哭泣,白日见鬼,腥风血雨,悲惨世界”!


《番禺县志》记述:番禺典吏丁有仪夫妻先后被杀,“越日(第二天),所弃儿匍匐尸旁,犹吮其(母亲之)乳,过者无不泪下。”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 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顺治二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 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四川,清军于1647年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天府之国的成都仅幸存二十户,士民被杀者四十余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无数间...“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好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蜀乱》 把四川一千多万人杀光了以后,就把罪恶全部推给也杀了一点人的农民军首领张献忠,还编造出混世魔王张献忠杀人6个亿的历史第一大谎言!

"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在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
     
   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亡,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皇帝,“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满清迁界禁海暴行:
  
   康熙三年(1664)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南明郑氏始末》)
  
   “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台湾外志》)
  
   福宁州, “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俺、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碑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乾隆二十七年福宁府志卷四十三)
  
   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顿时斩首”“每出界巡哨只代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记” (《清初莆变小乘》
  
   (广东香山县)“初,(广东香山县)黄凉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左翼班际盛诱之曰点阅,抱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埠,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道光七年《香山县志》卷八)

  对于屠杀规模的估计
 
  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5,165.5459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明熹宗实录卷4)。
  
   以上人口数字,当然是不完整。因为人口被大量隐瞒。通常认为,明代人口,实际上仅是官方所掌握的赋税人口。
  
   很多人口学者(包括海外学者)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大约在1亿到2亿(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尤其是人口学权威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强调:“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应有1.97亿人。万历二十八年以后,总人口还可能有缓慢的增长,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亿了。”
  
   而有些乐观的西方学者,则估计在1600年左右,明代人口为2.3亿人,甚至还有峰值2.9亿的估计,但明显偏高了。综合来说,认定明末人口在2亿左右,已经成了人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与明代人口相比,在官方统计上,满清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1,063.3326人(比明光宗泰昌元年减少了4000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清实录世祖卷61)。
  
   而在满清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

  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绝对是一个大大超过2亿的惊人的天文数字!

满清入关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经济、文化上的进步。相反摧毁了明朝的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先进文化,科技发展,经济积累,使中国落后西方三百年。

历史已经过去了三百年,民族之间也不会继续留存仇恨。但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隐瞒历史,则意味着犯罪!

我一直认为清朝拖累了整个中国文明进步,准确的说应该是倒退。

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不可否认的满清入关杀人如麻,清朝末期官场同样腐败无能,但是中国历朝历代哪家到了末期不是如此?楼主举例康熙时中国的人口是明朝的36%,但是五代时候中国的人口只有唐朝末期的30%!因此朝代更替所带来的大屠杀并不是满清独有的。因此,如果仅以此说满清取代明朝时中国文明的倒退,我不认可,明朝后期明政府统治的黑暗,当时的百姓连安定的生活都不能保证,何谈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或者文明进步?需要提醒你的是明朝是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灭亡的,为什么百姓会起来造大明政府的反?就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明朝已经堕落腐败到什么地步了,一个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政府还会有文明的进步么?我很反感现在有些人还把清朝看作是外族对中国的统治,难道少数民族统治的中国就不是中国么难道只有汉族统治的王朝才是正统?不要忘了闭关锁国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后期任何人驾船出海离开大陆就算叛国,否则以郑和下西洋时候中国的海上实力哪有倭寇能在东南沿海肆虐?这样的政府你认为还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如果从古人的角度反清复明还能说得通,毕竟他们有亡国之恨,但是从现在的角度看,这和秦始皇灭六国又有多大区别?不可否认的是清朝时候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繁荣程度要远超明朝任何时代,清朝的中国版图也远远超过明朝。实话实说,如果没有清朝,新疆西藏现在都是我们名副其实的邻邦,而不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仅凭这一点,清朝对中国文明的贡献就不能抹杀!再说,满清统治的时候是中国封建王朝中仅次于大唐各民族最平等团结和睦的时期,而李唐家族是有鲜卑血统的,而在之前所有的汉族统治的王朝,中国都是汉族的中国,而不是现在意义上 各民族统一发展的大中华。其实那些一直强调满清取代明朝是中国历史和文明倒退的人,扪心自问一下,您说这话是不是就因为清朝是满族人而不是汉族人在统治中国呢?最后一点,如果明朝是先进的,而清朝是落后的,为什么落后的会打败先进的?不是说落后才会挨打么?

明朝是先进的~但不代表它不是腐朽的~政治上的腐朽不代表文明上的落后,这说法没错吧~?明末后期已经出现的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清朝这个半奴隶半封建的关外民族,那在腐朽的明朝也很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革命,当然这只是可能,但至少有希望出现。清朝为什么赢,哪蒙古骑兵又是凭什么打进了比其先进更多的欧洲大陆?在冷兵器时代我个人认为,落后的文明更具有侵略性,更加嗜血!古罗马帝国和维京族的很多战役都能说明问题。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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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wxz   2009/09/24 21:16:27  454楼   举报

谢谢楼主!!流血的历史,历史的颜色是血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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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seli   2009/09/24 21:26:45  455楼   举报

历史书绝对不能写成我们历史课本那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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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即力量   2009/09/24 21:55:10  456楼   举报

支持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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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j7777   2009/09/24 22:06:12  457楼   举报

想爽一把的朋友去看一下,穿越小说《恶明》吧。蛮不错的。虽然是虚幻的但看了绝对一身爽到底。主角当时是明朝一个小兵到将军,然后用迂回战略,吞并了朝鲜,建立了华州,再蚕食了大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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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99999   2009/09/24 22:49:30  458楼   举报

可以选择的,我想,很多人都选,不要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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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imation   2009/09/24 22:51:00  459楼   举报

谢谢
白天下载了,资源不错。特意来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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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seter   2009/09/24 22:55:38  460楼   举报

引用(samuelding @ 2009-09-24, 03:56 PM) *
引用(jiankaihou @ 2009-09-24, 02:42 PM) *
引用(niceus @ 2009-09-22, 10:00 PM) *
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
满清朝廷发布过大量屠杀文告,其中最著名的,是满清官方资料《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
  
   “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并宣称:
  
   “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爝火录卷四)
  
   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满清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
  
   满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
  
   在以上满清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尽行屠戮”、“杀无赦”、“全家斩”、“全村斩”的凶恶威胁。而下面列举的资料,则证明,满清的公开威胁,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

  满清(后金)入关前的大屠杀
  
   首先,满清入关前,其对辽东汉人的大屠杀,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以下列举诺干: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满语之谓汉人)”。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作为第三方的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满清入关后,对自己大屠杀最赤裸裸的供认,就是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揭贴
  
   “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满清档案: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0中,更是由于“城破尽屠”,只好请求释放剩下的5个“无凭究拟”的犯人。《朔州志》也承认:“城破,悉遭屠戮”。

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清军其本性残忍,一路奸淫烧杀:从“扬州十日”到“嘉定三屠”,南昌、广州、大同、金华。由南至北,兽行累累。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 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 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可怜奴隶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史称“庚寅之劫”。据清代官方史载,这场屠城,斩获“兵民百万”,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卷78之18)在广东地方文献《广州城坊志》中,转引了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亦曰:“……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七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黄佛颐:《广州城坊志》226页, 221页)“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 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 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 王鸣雷) 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遍地皆是。投河自溺者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门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浮于水面,高出数分。”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献出财宝,其人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据《扬州十日记》所载,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与其子多铎指挥军队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揚州也,士民皆迁湖瀦以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輒令开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遺骸,而天暑众屍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贱奴来!贱奴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清寇在大屠杀后,往往故意留一些僧侣不杀,让这些幸存者来清理屠场,《扬州十日记》:“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嘉定乙酉纪事》:“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于被焚处,拆取屋木,聚尸焚之。”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紀》:“滿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隱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 。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在营而死者亦十余万。先至之兵已各私载掳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方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全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南明永历二年(1646)清兵攻陷福州,“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肝脑涂地,粉身碎骨,惨不忍睹,遇难者六十余万”...延平郡王郑成功的母亲也遭残酷轮奸,羞愤自尽...
苏州守将投降的早些,仅被屠半城,约三十多万...
松江(上海)二十八万人被清兵杀得一个不剩,“死骵密布,僵尸如麻,阴森恐怖 ,冤魂哭泣,白日见鬼,腥风血雨,悲惨世界”!


《番禺县志》记述:番禺典吏丁有仪夫妻先后被杀,“越日(第二天),所弃儿匍匐尸旁,犹吮其(母亲之)乳,过者无不泪下。”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 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顺治二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 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四川,清军于1647年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天府之国的成都仅幸存二十户,士民被杀者四十余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无数间...“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好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蜀乱》 把四川一千多万人杀光了以后,就把罪恶全部推给也杀了一点人的农民军首领张献忠,还编造出混世魔王张献忠杀人6个亿的历史第一大谎言!

"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在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
     
   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亡,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皇帝,“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满清迁界禁海暴行:
  
   康熙三年(1664)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南明郑氏始末》)
  
   “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台湾外志》)
  
   福宁州, “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俺、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碑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乾隆二十七年福宁府志卷四十三)
  
   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顿时斩首”“每出界巡哨只代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记” (《清初莆变小乘》
  
   (广东香山县)“初,(广东香山县)黄凉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左翼班际盛诱之曰点阅,抱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埠,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道光七年《香山县志》卷八)

  对于屠杀规模的估计
 
  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5,165.5459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明熹宗实录卷4)。
  
   以上人口数字,当然是不完整。因为人口被大量隐瞒。通常认为,明代人口,实际上仅是官方所掌握的赋税人口。
  
   很多人口学者(包括海外学者)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大约在1亿到2亿(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尤其是人口学权威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强调:“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应有1.97亿人。万历二十八年以后,总人口还可能有缓慢的增长,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亿了。”
  
   而有些乐观的西方学者,则估计在1600年左右,明代人口为2.3亿人,甚至还有峰值2.9亿的估计,但明显偏高了。综合来说,认定明末人口在2亿左右,已经成了人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与明代人口相比,在官方统计上,满清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1,063.3326人(比明光宗泰昌元年减少了4000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清实录世祖卷61)。
  
   而在满清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

  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绝对是一个大大超过2亿的惊人的天文数字!

满清入关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经济、文化上的进步。相反摧毁了明朝的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先进文化,科技发展,经济积累,使中国落后西方三百年。

历史已经过去了三百年,民族之间也不会继续留存仇恨。但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隐瞒历史,则意味着犯罪!

我一直认为清朝拖累了整个中国文明进步,准确的说应该是倒退。

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不可否认的满清入关杀人如麻,清朝末期官场同样腐败无能,但是中国历朝历代哪家到了末期不是如此?楼主举例康熙时中国的人口是明朝的36%,但是五代时候中国的人口只有唐朝末期的30%!因此朝代更替所带来的大屠杀并不是满清独有的。因此,如果仅以此说满清取代明朝时中国文明的倒退,我不认可,明朝后期明政府统治的黑暗,当时的百姓连安定的生活都不能保证,何谈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或者文明进步?需要提醒你的是明朝是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灭亡的,为什么百姓会起来造大明政府的反?就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明朝已经堕落腐败到什么地步了,一个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政府还会有文明的进步么?我很反感现在有些人还把清朝看作是外族对中国的统治,难道少数民族统治的中国就不是中国么难道只有汉族统治的王朝才是正统?不要忘了闭关锁国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后期任何人驾船出海离开大陆就算叛国,否则以郑和下西洋时候中国的海上实力哪有倭寇能在东南沿海肆虐?这样的政府你认为还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如果从古人的角度反清复明还能说得通,毕竟他们有亡国之恨,但是从现在的角度看,这和秦始皇灭六国又有多大区别?不可否认的是清朝时候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繁荣程度要远超明朝任何时代,清朝的中国版图也远远超过明朝。实话实说,如果没有清朝,新疆西藏现在都是我们名副其实的邻邦,而不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仅凭这一点,清朝对中国文明的贡献就不能抹杀!再说,满清统治的时候是中国封建王朝中仅次于大唐各民族最平等团结和睦的时期,而李唐家族是有鲜卑血统的,而在之前所有的汉族统治的王朝,中国都是汉族的中国,而不是现在意义上 各民族统一发展的大中华。其实那些一直强调满清取代明朝是中国历史和文明倒退的人,扪心自问一下,您说这话是不是就因为清朝是满族人而不是汉族人在统治中国呢?最后一点,如果明朝是先进的,而清朝是落后的,为什么落后的会打败先进的?不是说落后才会挨打么?

你应该问一问,文明的罗马帝国为什么会被野蛮人灭了。。落后就要挨打。。是指在精神上,失去了进去心就会挨打,这个道理,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已经说的很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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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us   2009/09/24 23:18:46  461楼   举报

郑成功(1624年8月27日-1662年6月23日),幼名福松,名森,字明俨,诣明末大儒钱谦益时受字大木。南明唐王隆武帝赐国姓朱,更名成功,故又称郑国姓、国姓爷;南明桂王永历帝封他为延平郡王,故又称郑延平。荷兰等西洋国家根据“国姓爷”的闽南语发音Kok-sèng-iâ,称之为“Koxinga”。

郑成功是南明抗清名将,父为海商出身的南明将领郑芝龙,母为日本人田川氏。郑成功祖籍福建泉州石井(现拆分为晋江安海镇,南安石井镇),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藩。他在郑芝龙投降清朝而被俘后,领军和清朝对抗十五年,是南明最主要的抗清势力,期间一度以大军包围南京,但功败垂成。他并率军渡过台湾海峡,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军队并接收其领地,建立台湾第一个汉人政权,史称明郑时期。

少年时期

郑成功母子雕像郑成功于明天启四年七月十四日(1624年8月27日/日本宽永元年)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川内浦千里滨。父亲郑芝龙为海商及海盗之首领,于中国东南沿海及日本、台湾、菲律宾等海域拥有极大势力。郑成功六岁之前跟随母亲住在平户,直到父亲郑芝龙受大明朝廷招安任官之后,郑成功才被接回泉州府南安县石井津(原福建省晋江县安平镇,现安海镇)居住读书,该处现为成功小学校址。[1]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郑成功考中秀才,又经考试成为南安县二十位“廪膳生”之一。

崇祯十四年(1641年),迎娶福建泉州惠安进士礼部侍郎董飏先侄女。

崇祯十七年(1644年),郑成功为求深造进入南京国子监就读,拜入江浙名儒钱谦益门下;钱谦益为了勉励郑成功乃替他起“大木”之别字。

同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大明帝国灭亡;随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进驻北京城。大明遗臣遂于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嵩登基,于隔年(1645年)改元“弘光”。

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清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破扬州、南京,史可法等人殉国,弘光帝被俘,杀之。弘光政权灭亡。

隆武时期
1645年弘光朝覆灭后,郑芝龙、郑鸿逵兄弟于福州拥戴唐王朱聿鉴称帝,于当年七月改元“隆武”。同年稍后,鲁王朱以海亦称监国于绍兴,改隔年为“鲁监国元年”。隆武、鲁监国两政权虽皆“矢志恢复”,却彼此矛盾、冲突不断,各行其是。

隆武元年(1645年/清顺治二年),郑成功得隆武帝赏识,封忠孝伯、御营中军都督,赐国姓、改名“成功”、仪同驸马;郑鸿逵之子郑肇基,亦受隆武帝赐国姓[2]。这就是人称郑成功为“国姓爷”的由来;郑肇基因为年纪较小,人称“小国姓爷”。

隆武二年(1646年/清顺治三年)起,郑成功即开始领军,多次奉命进出闽、赣与清军作战,颇受隆武帝的器重。然而真正握有军政大权的郑芝龙,却无意全力抗清,甚至在清军南下福建的时候,命令仙霞关守将施福(又名施天福,施琅族叔)将军队撤回福州。此举导致清军攻入闽北时几乎没有遭受抵抗。

清朝大学士洪承畴为郑芝龙同乡,在其承诺给予三省王爵的利诱下,郑芝龙不顾郑成功、郑鸿逵等人的反对,决意带着其他几位儿子北上向清朝投降。郑成功劝阻父亲不成,只好带着部分兵将出走金门。郑芝龙本以为降清之后不但得保家业,还能加官晋爵;不料清军征闽主帅博洛背约,不但将郑芝龙与诸子一同挟往北京,更出兵攻打郑家的故乡南安。郑成功之母田川氏当时已从日本搬至南安定居,却不幸碰上此次劫难,于战乱中自缢身亡;郑成功得知母亲死后,更加坚定了自己抗清的决心。

隆武二年八月,清军攻克浦城、霞浦,隆武帝出奔江西,却在汀州遭清军俘虏,之后绝食不屈而亡。

起兵抗清

郑成功势力范围示意图郑成功走避金门之后,便开始于沿海各地招兵买马、收编郑芝龙的旧部,更在南澳募集了数千兵力[3]。隆武二年十二月(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小金门),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

隆武三年(1647年)七月,郑成功会同郑彩部队攻打海澄,失败。八月,成功又与郑鸿逵部合围泉州城,清漳州副将王进率援军至,郑军不敌败退。

隆武四年(1648年/清顺治五年),原浙江巡抚卢若腾等人来归,郑成功蓄积实力后再次出击,攻克同安县。五月,郑军围攻泉州。七月,清靖南将军陈泰、浙闽总督陈锦、福建提督赵国祚等转而攻击同安,郑军不敌,守将、军民死伤无数。不久,清援军抵达泉州,郑成功乃解泉州之围,怆然退回海上。

同年,清江西总兵金声桓、王得仁于江西起兵反清,清广东提督李成栋亦投向永历朝廷,使反清复明的声势一时大涨。只可惜各方反清势力在彼此没有默契、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大多沦为地方性的抗争。不久后,清廷压制了江西的金声桓、王得仁势力;广东李成栋军亦于永历三年灭亡。

永历三年(1649年/清顺治六年),郑成功改奉永历年号为正朔。后永历帝册封他为延平王[4],故亦有称其为郑延平者。

潮州之役
是时,闽南地区呈现混乱的局面,除了明、清的官方部队以外,到处都有土豪、山贼拥据城寨,相互争并,并且就近向百姓课收钱粮,宛如土皇帝;相较于这些地方势力,郑成功拥有较完善的军备,但却也因为军队太庞大,而领土太少,面临筹集粮饷的重大问题。永历三年十月,郑成功决定挥兵南下,除了打击闽南清军外,也打算沿路收服各地的城寨以为粮源。一个多月下来,从清军手上攻取漳浦、云霄等地,亦平定了达濠、霞美等寨;十一月,郑军攻诏安不克,乃决定转入粤东,经分水关至潮州一带征讨不合作的零星势力;至隔年五月之间,又第次收服了潮阳以及周边许多山寨。

潮州守将郝尚久虽于永历二年时就已随李成栋反清,但其曾经袭击施琅、郑鸿逵的部队,也曾经拒绝郑成功“联军”的要求,并在郑成功攻打新墟寨时派兵与郑军为难,与郑成功之间素有嫌隙。永历四年六月,郑成功军队行抵潮州,便以郝尚久立场“不清不明”为由,出兵攻击潮州。郝尚久部队不敌郑军,只好退守潮州府城;揭阳、普宁、惠来等县尽入郑军之手。不久,清军亦再次攻入广东,使得郝尚久在潮州处于背腹受敌的情形,一气之下便向清军投降,引清军进入潮州城,一同对抗郑成功。郑军围困潮州城长达三个月,除了久战不克、士气低落,亦面临粮饷接济问题,只得于八月解潮州围退回闽南。

夺取厦门
永历四年(1650年/清顺治七年),时郑成功族叔(一说族兄[5])郑彩、郑联的军队领有厦门。郑成功退回闽南之后,为了拓展实力乃借口郑联在厦门横征暴敛、使民不聊生;采取施琅的献策,用计图取厦门。永历四年中秋节,郑成功趁著郑彩离开厦门的时机,前往厦门拜访郑联,郑联大意并未设防,惨遭刺杀身亡。不久,郑彩得知郑联的死讯,更加不敢与郑成功作对,回到厦门便将兵权都交了出来;郑成功自此接收了郑彩、郑联大部分的部队,并且实际取得厦门、金门作为根据地。

厦门失守
永历四年十一月,清平南、靖南二王率数万铁骑攻入广州;郑成功奉永历帝旨南下勤王,令叔父郑芝莞留守厦门。十二月,郑成功抵广东揭阳,与郑鸿逵会师;两人商讨后,决定由郑成功继续率军南下勤王,而郑鸿逵则移师往厦门协防。同年,鲁王在阁部曾樱等人陪同下,来到厦门投靠郑成功,被安置在金门。 永历五年(1651年/清顺治八年)正月,郑成功抵南澳。二月二十五日,郑军舰队于盐州港附近遭遇风暴,郑成功的主船险些解体、翻覆,几乎所有船上器具,包括鼎灶都一并丢失;据记载当时船上甚至连食物都无法准备,郑成功本人也连饿两餐。直到隔天下午风雨渐歇,郑成功的主副座船才得以回到岸边与舰队会合。此乃郑成功本人于海上遭遇最大的一次凶险,事后郑成功也重赏主副中军船的两位驾驶。

三月,郑军抵达广东大星所。另一方面,清福建巡抚张学圣得知郑成功的主力军队已经前往广东,厦门防务松散,似有可趁之机;乃命令马得功、王邦俊等趁虚攻击厦门。马得功挟持身在南安的郑芝豹,命其交出船舰渡载清军往厦门,并且顺利在海面上击败郑军。面对清军来袭,负责厦门防务的郑芝莞未战先怯,只顾著将财物搬运至私人船上逃亡;使得清军相当轻松就攻破厦门,并将郑家的积蓄、装备掠夺一空。由于事出突然,董夫人与郑成功长子郑经只来得及携带祖宗牌位避于海上逃过一劫。清军侥幸偷袭得逞之后,却没打算留在厦门与郑军决战,于是满载战利品即返回内陆。这时赶赴厦门支援的郑鸿逵,正好于海面遭遇返航之马得功部队,将其围困,却被马得功威胁将害其母、兄(郑芝龙)性命,无奈之下只好放走马得功。不久,郑成功于广东得知了厦门遭袭击的讯息;原本他仍坚持继续南下勤王,但终因上下将士思归,哭声遍闻,乃不得已班师回厦门。收复厦门后,郑成功追究起责任,将怯战以逃的叔父郑芝莞斩首;而放走马得功的郑鸿逵则交出兵权、自请退隐白沙,不再过问政事。

永历五年五月,郑成功麾下大将施琅处死郑成功手下曾德,因而得罪了郑成功,使得郑成功决定诛杀施琅一家。施琅在友人帮助下虽逃过一命,但父亲、亲弟都被郑成功处死,从此与之结下深仇。施琅逃离厦门后,决定再次向清朝投降。

漳州、海澄之役
永历五年(1651年)下半年,郑军在闽南小盈岭、海澄(今龙海市)等地取得多次重大胜利,克复平和、漳浦、诏安、南靖等地。年底,包括定西侯张名振等人皆来投靠郑成功,使郑军的声势愈形高涨。

永历六年(1652年/顺治九年)一月,清海澄守将赫文兴向郑成功投降。二月,郑军攻长泰,清朝派遣陈锦率大军前往救援;两军于江东桥展开大战。郑成功仗着对闽南地形较为熟识,在江东桥附近安排了许多伏兵,大败陈锦,歼灭多数清军,不久即攻下长泰。

攻克长泰之后,郑成功集结大军进攻漳州府城,将之层层包围。四月,清军为解漳州之围,于是募集百艘船舰进犯厦门,攻郑成功所必救。郑成功遂派陈辉、周瑞等率领百余艘战舰迎击,于崇武大败清军。郑军在海上大捷,因而对漳州城的施压没有稍减;然而漳州守军亦相当顽强,使得围城的势态持续超过半年。

几个月下来,漳州城内的水粮已竭,士卒、百姓饿死者不计其数。据说当时,城中军民互相争夺食物,即使家中有食物者也不敢烹调,因为一旦被发现燃起炊烟的人家就会被抢,更传说有人吃人肉的惨况发生。永历六年九月,清军将领固山额真(都统)金砺率领了万人大军开抵福建,进入泉州府;郑成功才下令解除漳州之围以待敌军。郑成功将部队布置于江东,欲用击败陈锦的同样方式,来伏击金砺军,但却遭金砺固山识破,两军展开混战。郑军于交战失利后,只能撤退以确保海澄、厦门的安全。

永历七年(1653年/顺治十年)四月,金砺进犯海澄,与郑成功展开激烈战斗。在清军的猛烈炮火之下,郑成功部队损失惨重,许多部将战死;郑成功见军队士气低落,亲临阵前喊话,也险遭炮击。五月,郑成功侦知清军火药钱粮不继,于是诱敌决战,趁清军大举渡河之际,以火攻大破金砺,海澄得保安全。

与清议和
清军两度大败后,于永历七年八月遣使与郑成功议和。郑成功见军队征战连年已然兵疲马困,也想借此机会筹措粮饷,稍事休养,于是便答应与清朝谈判。清廷拟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并承诺给予一府(泉州)地方安顿兵将;这样的条件不为郑成功所接受。

永历八年(1654年/顺治十一年),定西侯张名振见清军已将军力集中于福建,则浙、直地区防务势必空虚;于是乃向郑成功请师,率领百艘战舰北上,图取江南地区。张名振的北伐之师攻入长江,直达金山寺,威胁南京城;但因为后援接济不及,只得回师。二月,清廷再遣使与郑成功,承诺给予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府地方;郑成功以“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为由,再拒绝之。八月,清又遣使往议;郑成功的亲弟郑渡、郑荫也在使节之中。郑成功称“清朝没有诚意”,并谓“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又一次拒绝清朝提出的条件。

永历八年,南明西宁王李定国与郑成功联系,希望从东、西合力进攻广东,则明朝势力得以合流;若再沿长江北伐,攻赣、皖、苏各省,则复兴大业有望矣。郑成功派林察、周瑞督军西进,却因故延误了与李定国的约期;致使李定国孤军奋战,虽克复肇庆,却于广州城外大败而回。李定国本来对与郑成功会师北伐,抱有很大期待,甚至促成李、郑连姻来巩固盟谊[6];但却因郑成功屡愆军期而误了大事,李定国对此相当失望。

永历八年十一月,清漳州协守刘国轩向郑成功投降,引郑军进入漳州府城;漳州总镇张世耀见大势已去,与以下官员尽皆向郑军投降。十二月,郑军分兵进击,拿下同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诸县,军队进入兴化地方。

设六官、改中左为思明州
永历九年(1655年/顺治十二年),因为永历帝和郑成功势力相隔遥远,永历帝特准郑成功设置六官及察言、承宣、审理等官方便施政,同时允许他委任官职,武官可达一品,文职可达六部主事。郑成功每次拜封官员,都请朱术桂和明朝宗室在旁观礼,以示尊重体制[7]。郑成功同时将厦门(当时称中左所)改名为思明州,并建造演武亭,以便郑成功亲自督察官兵操练。

同年九月,清定远大将军和硕郑亲王世子济度率三万大军入闽,会同驻闽清军,准备进攻厦门。郑成功决定放弃已占领的漳、泉两府属邑,并拆毁城墙让清军无所屯扎,借此巩固金、厦的防御。与此同时,还派遣部将率领舟师两路进击,一北上浙江,一南下广东,令清军腹背受敌、难以兼顾头尾。北上郑军连战皆捷,攻入舟山;南下郑军虽一度攻取揭阳,却遭到清援军击溃,死伤惨重。隔年四月,济度调集各路水师进犯厦门,于围头海域遭郑军痛击,清军大败而归。

南征舟师返回厦门,郑成功议处败战之罪,原本要将苏茂、黄梧、杜辉一起处死,但是在众将跪地求情之下,郑成功决定斩首苏茂一人,黄、杜则戴罪图赎。后郑成功命黄梧镇守海澄,还特别嘱咐黄梧以戴罪之身应力图建功;但是黄梧知道郑成功一向治军严苛,害怕自己一旦再犯错就会送命,于是便与副将苏明商议,决定向清朝投降,献出海澄县城。海澄是郑成功多年来投注了相当多人力、物力建造起来的坚固堡垒,黄梧的投降无疑给了郑成功一大打击。

起兵后的十多年,郑成功的据地仍然只以厦门、金门等沿海岛屿为主。但是郑成功完全控制了海权,一方面深入内陆广设商业据点〈山五商〉,开辟货源以和外国人贸易来累积资金;一方面以此募兵(包含日本、白人、黑人等外籍佣兵)及进口盔甲、铳炮、刀剑等武器来筹备军力、军备;又以内陆的商业据点为基,发展情报组织洪门。

长江、南京之役
永历十二年(1658年/顺治十五年),郑成功统率水陆军十七万与浙东张煌言会师,决定大举北伐。大军进入长江之前,于羊山海域遭遇飓风,损失惨重,只得暂且退回厦门。

隔年,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北伐,会同张煌言部队顺利进入长江,势如破竹,接连攻克镇江、瓜洲,包围南京。张煌言部亦收复芜湖一带十数府县,江东一时震动。后因郑成功中清军缓兵之计,意外遭到清军突袭,致使郑军大败,损兵折将,包括甘辉、万礼、林胜、陈魁、张英等大将皆死于是役。郑成功兵败后,试图攻取崇明县,做为再次进攻长江的阵地,却久攻不克,只好全军退回厦门。南京之战可说是郑成功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役,却是先盛后衰,以大败收场,使郑成功的反清大业受到致命挫折。

永历十四年,在福建海门港(今龙海东)歼灭清将达素所率水师四万余人,声威复振[8]。

攻占台湾
主条目:郑成功攻台之役
北伐南京失败后,郑成功所部元气大伤,并且面临军粮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大军的给养,郑成功决定前往台湾。永历十五年(1661年/顺治十八年),郑成功亲率将士二万五千、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荷兰于台湾拥有两大防御要塞,一为位于大员的热兰遮城(Fort Zeelandia,今台南市安平古堡),二为位于台江内陆赤崁地方的普罗民遮城。四月初一(1661年4月30日),郑军经由鹿耳门海道进入台江内海并于禾寮港(今台南市北区开元寺附近)登陆,意图先求取防御薄弱的普罗民遮城(Provinta,今台南赤崁楼)。随后郑军在台江海域与荷兰军舰展开海战,击沉荷军舰Hector号,取得台江内海控制权,并同时在北线尾地区击败荷兰陆军,以优势兵力包围普罗民遮城。不久,于四月五日(1661年5月4日)即迫使普罗民遮城守军出降。五月二日,郑成功改赤崁地方为东都明京,设一府二县,以府为承天府,天兴县、万年县。

在取得普罗民遮城做为据点之后,郑军随即由海、陆两面围困热兰遮城。由于考虑到两万大军的粮饷调度不易,郑成功并没有做持久战的打算,一开始即对热兰遮城施压,试图胁迫荷兰军队投降。遭荷兰大员长官揆一(Frederik Coyett)拒绝其投降要求之后,郑成功一度下令强攻热兰遮城,却遭遇荷军极顽强抵抗,郑军损失惨重。由于强攻不下,加之大军粮食短缺,使得郑成功被迫改变策略,派出大部分的军队至南北各地屯田、征收钱粮,以解大军乏粮的燃眉之急,对热兰遮城改采长期包围的战略。

永历十五年(1661年/顺治十八年)七月,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巴达维亚调遣的援军抵达大员,除了六百多名士兵、十一艘军舰以外,增援部队亦为热兰遮城带来大量补给品与火药。时郑成功的军力仍分散台湾各地实行任务,驻守于大员以及普罗民遮市镇的军力预估不到三千,遂使荷兰军重新燃起反扑的希望。七月中旬,停泊于外海的荷兰援军遭遇强风侵袭,被迫离开大员海岸,前往澎湖躲避风雨;其中荷兰军舰Urck号不幸搁浅,船上人员皆遭郑军俘虏。此一变故,使郑军获得整备的暂机,待荷兰军舰于八月回到大员海域时,郑军虽未能调回多数兵力,却已然完成作战的准备。八月中旬,荷、郑两军于台江内海展开激烈海战,郑军大获全胜,击沉一艘荷兰军舰,并夺取船只数艘,自此荷军丧失主动出击的能力。

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德籍荷兰士官Hans Jeuriaen Rade叛逃,郑成功在其提供之情报的帮助下,炮轰击毁热兰遮城的乌特勒支碉堡,使热兰遮城之破终成定局。十二月八日(1662年1月28日),荷兰大员长官揆一修书予郑成功,表示同意“和谈”。几经谈判,荷兰人终于永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1662年2月9日)向郑成功屈服,退出台湾。

郑成功下令屯垦台湾的范围,北达噶玛兰(宜兰),南至琅峤(恒春),后因大肚平埔族拍布拉(Papora)族大肚王与琅峤番人的反抗而减缓扩张;郑成功实际的统治区域大约是从二林(现彰化县二林镇)到茄藤(屏东县佳冬乡)的范围之间。

1661年康熙帝初即位,郑氏降将黄梧向清廷建议“平贼五策”,内容包括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廿里,断绝郑成功的经贸财源;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同时杀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流徙处,(一说斩于北京柴市口,即今府学胡同西口,元代刑场);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郑成功接连听闻噩耗,加上在台将士水土不服人心惶惶,南明亡国,使得郑成功内外交逼,于永历十六年五月(1662年6月23日)急病而亡,死前大喊:“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抓破脸面而死,年仅39岁。原葬台南近郊洲仔尾(今属永康市)。1699年迁葬南安祖墓。

郑成功的儿子郑经继续经营台湾,改东都为东宁。依陈永华之议,移植明朝中央官制,仍奉已死的南明永历帝之正朔。后因降将施琅攻克澎湖岛,因此孙子郑克塽于1683年降清,为免台湾民众起反抗之心,郑氏在台诸坟悉数遭清王朝掘起迁葬内陆。

1684年4月,台湾正式纳入大清帝国版图,隶属福建省,设台湾府,辖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总计郑氏政权在台湾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而已,但是因为其特殊背景,因此台湾、大陆以及日本的史界均对此关注,提出各种不同的有趣观点。

对海外华人的保护
1647年1月,郑成功在烈屿起兵抗清后,于转战浙、闽、粤东南沿海期间,多次帮助明室宗族与民众渡海定居台湾及东南亚各地。

抗清期间,郑成功为了筹备粮饷而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当时荷兰人常劫夺郑氏和海外华人商船,郑成功多次派出水军打击荷兰舰队,并于1656年到1660年期间两次警告荷兰人,郑氏将不会与荷兰贸易,除非荷兰人停止劫夺华人的商船。另外,郑成功让华商领取郑府令牌和“国姓爷”旗号,以帮助保护华人在海外经商时的安全。当时确有很多海外华商采取此法,而得以安全出海经商。

多次欲攻取菲律宾
1565年,西班牙殖民统治菲律宾,“菲律宾”这个称呼,得于西班牙国王的名字菲利普二世。1603年和1639年,西班牙殖民者二次屠杀在菲律宾的华侨华商,死亡人数达五万余众。

在得知菲律宾华侨的处境后,1657年,郑成功曾经致函给爪哇岛巴达维亚的一位华侨甲必丹,要求他停止与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进行贸易往来。郑成功曾多次对菲律宾华侨表示关切,并提出要率兵攻取菲律宾,以惩罚西班牙人。

1662年,郑成功攻下台湾后,4月遣使天主教意大利籍神父李科罗到菲律宾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严令其改邪归正,俯首纳贡,但西班牙人反而因此在马尼拉进行了第三次对华侨的屠杀。

郑成功闻讯大怒,决定挥师征讨,为华侨报仇。他一面抚恤安置从菲律宾逃到台湾的华侨,一方面组织筹备军队,派人暗中与在菲律宾的华侨联络,以便到时可里应外合,但尚未出兵,然而他得知坚持抗清的南明朝廷灭亡...

郑成功绝望之下,又患疟疾,不久病危,1662年6月23日病逝[14]。

后来,其子郑经也于1670年和1671年两次准备派舰队征讨马尼拉,但因为三藩之乱郑经率军西渡福建支援耿精忠而没出兵菲律宾。

历史形象与评价
清朝官方观点
康熙皇帝曾说“朱成功明室遗臣,非吾乱臣贼子”,也写下楹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赠与泉州三邑南安郑氏祖坟。但清朝早期官方仍将郑成功视为叛国或海贼。

清末时,为笼络台湾人,清朝逐渐将郑成功宣传为“忠义典范”。1874年,清廷派遣钦差大臣沈葆桢来台办理海防事务,沈葆桢在该年底与其他官员联名上奏,以郑成功“感时仗节,移孝作忠”,值得为民表率,请皇帝准为其建祠祭祀,有助于“正风俗、正人心”。翌年(1875年)光绪帝准其奏,正式在台为郑成功立祠,并由礼部追谥为“忠节”。同年三月,沈葆桢拆除了旧的开山王庙,在原址重建一座闽南建筑式样的“延平郡王祠”。沈葆桢并亲写对联一副:“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从此郑成功成为清廷承认的模范人物,台湾重要官员包括刘铭传、唐景嵩等人,皆曾为延平郡王祠作楹联褒奖之[15]。

民国初年观点
清末民初之际,民族主义在革命者与民间大行其道,郑成功在许多刊物与传记当中,被塑造为“抵抗外来统治的民族英雄”。同时也开始有许多学者将郑成功列为“天地会”的创建者,试图将排满革命与郑氏抗清拉上关系,借此大力宣传。

1930年代,中国在遭受日本侵略的背景下,关于郑成功的刊物又开始流行,郑成功在这些刊物当中也成为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象征人物。

中华民国迁台后观点

金门的延平郡王祠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由国民政府派遣来台宣慰的白崇禧,途经台南时,即前往延平郡王祠向郑成功行礼,并立一石坊于祠前表彰郑成功的“忠肝义胆”[16],借此宣扬忠于领袖、国家的精神。1950年,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撤退来台后不久,总统蒋介石亦亲题“振兴中华”匾额,悬挂于延平郡王祠正殿入口。

由于郑成功退入台湾的情境,与国民政府相似;又由于郑成功长期以来的“民族英雄”、“忠于领袖”、“传统文化美德”形象已深入人心,正好可以作为国民政府宣传的榜样。除了官方祭祀、宣传品传播,国民政府的教科书当中也多赞扬郑成功的“民族精神”,并强调他“光复台湾”与“矢志反攻大陆”的事迹,将其与“蒋公”同样列为伟人。“民族英雄郑成功”在台湾遂逐渐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至今在台湾的许多雕像与文献上,仍然能够看到。

在台湾,有许多学校、街道、乡镇的命名皆来自对郑成功的纪念。包括原台北州立二中改名为“台湾省立成功中学”(今台北市立成功中学)、国立成功大学、国姓乡、成功岭、延平路、开山路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观点

厦门鼓浪屿郑成功石像19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课本中,称赞郑成功“驱逐了外国侵略者在台湾的势力……受到我国人民的崇敬”,郑成功击败荷兰人的事实,成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英雄。郑成功攻占台湾的故事,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素材,在历史课本当中写着:“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政权,团结当地的汉族人民与高山族人民,共同发展生产事业”。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在中国许多历史人物都被重新审视、评价。郑成功也不例外,由于他“忠于明朝”,是忠于封建主义,虽然一度被奉为民族英雄,郑成功却也难逃被媒体与学者忽视的命运;在文革期间,几乎很少有人敢评论、研究郑成功与台湾。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郑成功再次以“击败西方殖民者”、“收复台湾回归祖国”的“民族英雄”之姿,回到教科书当中,直到今日。2005年3月,刚刚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江泽民,特别送给中央军委和国务院等领导人一系列瓷雕,主题是“郑成功收复台湾”。此一举动,在当时被视为武力攻台的暗示。

日本观点
因郑成功为汉日混血,日本人亦视之为大和英雄,如今日本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海滨尚有“儿诞石”,相传郑成功即在此出生。日本作家近松门左卫门曾写了一部名为《国姓爷合战》的净琉璃剧风靡一时

日治时期,日本政府以拥有大和血统之郑成功统治过台湾,以此解释日本统治台湾是继承遗储,合理化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当时台湾公学校还教授台湾学童传唱郑成功之歌[18]。台南的延平郡王祠被改为日式之“开山神社”,并整修为神社样式,但其旧有格局大致保留。战后国民政府再改为延平郡王祠,并将原闽式建筑全部拆除重建为中国北方式。

由于日本深受水户学影响,而水户学基于明朝遗臣朱舜水影响,使得日本史又更重视大义名分论而发展为尊皇论。《大日本史》即是其扼要之精神依归。无论幕末维新思想,亦或今日历代天皇系谱,无一不受《大日本史》思想之沾染。在此思想体系下,对于明朝遗臣郑成功一生从事反清复明的功过,日人四方赤良评为:忠义空传国姓爷,终看鞑靼夺中华(鞑靼为明朝中后叶时的外患,明朝时的中国人称呼住在长城以北的蒙古人和满人为鞑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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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us   2009/09/24 23:21:49  462楼   举报

秦良玉(1574~1648年) ,字贞素。明朝末期战功卓著的民族英雄、女将军、军事家、抗清名将。四川忠州(今属重庆忠县)人。官至明朝的光禄大夫、忠贞侯、少保、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四川招讨使、中军都督府左都督、镇东将军、四川总兵、提督、一品诰命夫人。
  《明史》、《南明史》等史书记载到:“良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料敌如神,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自幼从父秦葵习文练武。
  根据重庆官方对秦良玉所遗留下来的衣物等遗物测定,其身高约1米86左右。
  秦良玉一生戎马40余年,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云贵高原、四川盆地。秦良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单独载入正史·将相列传(非列女传)的巾帼英雄。唯一凭战功封侯的女将军。为数不多的文武双全女子。郭沫若曾撰文赞誉秦良玉:“像她这样不怕死不爱钱的一位女将,在历史上毕竟是很少的”。北京宣武门四川营胡同就是她北上勤王屯兵遗址(门上刻“蜀女界伟人秦少保驻兵遗址”十二大字)。

万历二年(1574年)正月初二申时,良玉出生于一个岁贡生的家庭。她自幼深受封建家庭“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思想影响,从其父秦葵操练武艺,演习阵法,显露出一般女子所难企及的军事才能,素以“饶胆智、善骑射、熟韬略、工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称著于世。幼年时代秦良玉就树立了一颗掌军挂帅的雄心。秦葵曾对她说:“惜不冠耳,汝兄弟皆不及也。”她答道:“使儿掌兵柄,夫人城,娘子军不足道也”。
  巾帼英雄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嫁石柱宣抚使马千乘为妻,她激励其夫并帮助其在石柱建立了一支“戎伍肃然”为远近所惮的"白杆兵"。史料载道:“(良玉)间语千乘曰:‘今天下多故,石砫界黔、楚、蜀交,不可不练兵为保境计。且男儿当立功万里,继先高祖新息侯家声,何区区固吾圉为?’千乘唯唯。与侯同治兵,每号令必商之侯。其下皆畏敬侯,至不敢仰视。而侯实温文娴雅,士乐为之用。此皆侯如事,旧史并无记载。”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与其夫千乘到播州(今遵义)参加平定杨应龙叛乱之战,扼贼邓坎。《明史》载道:“明年正月二日,贼乘官军宴,夜袭。良玉夫妇首击败之,追入贼境,连破金筑等七寨。已,偕酉阳诸军直取桑木关,大败贼众,为南川路战功第一。贼平,良玉不言功”。“女将军”称号遂传开。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川贵总督王象乾疏言:“……八路皆三万为率,七路擒斩多者五六千,少者不下三四千,王[土]司中如冉御龙兵八千,擒斩不止八百,马千乘兵三千,擒斩八百七十五名颗,千乘之妻秦氏报效不支饷,兵五百,擒斩一百一十七名颗,而二家且口夺桑木、大滩等险关,意不言功,何其勇且顺也……”。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八月,马千乘因开矿事得罪太监邱乘云,瘐死云阳狱中。按土司夫死子袭,子幼则妻袭之制,秦良玉袭任石砫宣抚使。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六月,后金兵入侵辽东,朝廷诏令征兵援辽。良玉遣其兄邦屏、弟民屏率五千白杆兵先行,接着自统精卒三千与子祥麟赶赴辽东战场。邦屏、民屏率兵抵辽阳后奉命镇守沈阳西南浑河附近。
  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后金兵围困沈阳。邦屏等奉命驰援,兵至浑河,悉沈阳失守,众军同仇敌忾,“白杆兵”一马当先,勇渡浑河。在桥北结营未绪,即遭敌四面袭击,与友军以万余人抵敌数万人,杀敌数千人。恶战中敌主力赶到,明军寡不敌众,邦屏率部英勇拼杀,和士兵千余捐躯沙场,民屏身负重伤突围脱险。史载此次血战为“辽左用兵以来的第一血战”,兵部尚书张鹤鸣奏称:“浑河血战,首功数千,实石砫、酉阳二土司功。”
  同年(1621年),四月,秦良玉亲统精卒三千北上,镇守榆关(今山海关),在附近与后金兵遭遇,激战中,祥麟目中箭,尤拔矢逐贼,斩获如故,敌惊退,被军中誉为“赵子龙”、“小马超”。朝廷闻报,熹宗御赐“忠义可嘉”匾额,并赐良玉诰命夫人,进二品服,并命良玉回川再征兵二千赴援。
  同年(1621年),九月,永宁宣抚奢崇明叛,适逢良玉回川,奢遣使结盟,良玉斩使留银,转战重庆、成都和泸州等地,收复新都。
  天启二年(1622年),白杆兵解成都之围。回师克二郎关、佛图关,复重庆。命封夫人,赐诰命,复授都督佥事,充总兵官。
  天启三年(1623年),秦良玉打败永宁奢崇明军,平定全川;同年平定“松藩叛乱”。
  崇祯三年(1630年),永平四城失守,畿辅震动,诏天下勤王,各方将领自保不暇,逗留不前,独秦良玉慷慨誓众,率翼明捐资济饷、裹粮率师,昼夜兼程,再次驰援京师。崇祯皇帝优诏褒美,晋封都督同知,挂镇东将军印。召见平台,赐彩帛羊酒,并赋四诗旌其功。
  崇祯四年(1631年),秦良玉在保卫大凌河筑城战斗中,再建“首功”。
  崇祯六年(1633年),良玉自京师还,专防川东。马祥麟、张凤仪、秦翼明留守京师
  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入川,秦良玉与正好回川的儿子马祥麟前后夹击,在夔州(奉节)打败张献忠,使之退走湖广。
  崇祯十三年(1640年),罗汝才犯四川,秦良玉领兵至,汝才不战而逃,秦良玉率白杆兵追击,在巫山和夔州重创罗汝才农民军。并夺其大纛。擒其渠副塌天。
  崇祯十七年(1644年),督师杨嗣昌尽驱贼入川。 张献忠、罗汝才联军再犯四川,杀老将张令,秦良玉驰援夔州,然不敌联军,因川抚邵捷春不用其计,以致全川沦陷,秦良玉退回石柱。
  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清军攻占北京,大举南侵,秦良玉已年七十三岁,毅然接受隆武政权赐封太子太保、忠贞侯封号以及“太子太保总镇关防”官印,继续高举扶明抗清的旗帜,准备前往福建抗清,然郑芝龙叛变,隆武帝被捉,未能成行。
  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在西南的永历皇帝派人加秦良玉太子太傅,授“四川招讨使”。久卧病床的一代女豪杰,闻之瞿然而起,拜伏受诏,感泣道:“老妇人朽骨余生,实先皇帝(崇祯)恩赐,定当负弩前驱,以报皇恩!”使者大喜,即刻回朝复命,可惜的是,几日之后,秦良玉就因病重抱恨而终。
  清顺治五年 (1648年)五月二十一日,秦良玉薨于大都督府玉音楼,葬于石柱县东3公里处、龙河北岸的回龙山(今石柱县大河乡鸭桩村),享年75岁,南明朝廷谥号“忠贞”。

秦良玉,乍观此名字,如果是对明朝史不大清楚的人,可能会把这个秦良玉与那个左良玉搞混。左良玉乃男儿汉,官至总兵,携"平贼将军"印,堂堂大老爷们,却一直养贼自重,最终还与南明的弘光朝君臣大施拳脚,在进攻南京的途中病死。其子左梦庚猪狗之才,携数十万明军向满清投降,甘为异族鹰犬。而我们所要讲的主人公秦良玉,红妆妇人,巾帼英雄,多年来为大明朝出生入死,赴边击后金,川地杀逆贼,至死不降,诚为女中丈夫,直可愧杀左良玉之辈。
  秦良玉,忠州人(今重庆忠县),生于万历初年。由于其父秦葵乃明朝贡生出身,秦良玉自幼一直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熏陶。忠臣烈士之义,感身报国之情,秦葵一直向子女传授不懈。身为知识分子,秦葵已经有预感大乱将至,常研习兵书,舞剑论兵。他对儿女一视同仁,让秦良玉与其兄秦邦屏与弟弟秦民屏一起读典籍,学骑射。可喜的是,比起兄弟来,秦良玉秉赋超群,文翰得风流,兵剑谙神韵,使得秦葵怃然叹息道:“可惜孩儿你是女流,否则,日后定能封侯夺冠。”秦良玉慷慨朗言:“倘使女儿得掌兵柄,应不输平阳公主(唐高祖李渊之女)和冼夫人(隋时岭南的少数民族首领)。”
  天作良缘。秦良玉成人后,嫁与石柱土司马千乘。这位马土司虽是一方土酋,但其祖宗大有名,乃汉朝“马革裹尸”的伏波将军马援。郎才女貌,神仙伴侣,二人伉俪情深,夫唱妇随。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播州地区(今贵州遵义)的土司杨应龙造反。由于事起苍猝,贼寇连陷重庆、泸州等战略要地,进围成都。蜀中大震。
  作为地方土司,马千乘以三千石柱兵从征,跟随明朝四川总督李化龙讨伐叛军。石柱兵皆持一种特制长矛,矛端呈勾状,矛尾有圆环,攀援山地险峻地形时,前后接应搭接,敏捷如猿。由于他们的矛杆皆以无漆的白杆制作,时人称之为"白杆兵"。依理,马千乘率兵三千从官军,已经尽到了土司对中央朝廷的义务,但秦良玉为解国难,又统精卒五百人,自备军粮马匹,与副将周国柱一起在邓坎(今贵州凤岗)扼守险地,持弓援剑杀贼。为此,明朝总督李化龙大为叹异,命人打造一面银牌赠与时年26岁的秦姑娘,上镌“女中丈夫”四个大字,以示表彰。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正月初二,明军由于连连克捷,上下松懈,置酒高会,庆祝新春佳节。洞晓古今兵法的秦良玉多智,她预料贼军会乘夜偷营,诫嘱丈夫马千乘命令“白杆军”严禁饮酒,持矛裹甲,连夜分守险隘。半夜时分,明军官兵大部分醉醺醺的沉入梦乡,贼军果然突然发动袭击。醉梦中的官军一时间四一奔逃。所幸的是,早有准备的秦良玉夫妇所领"白杆兵"发起反突袭,叛军先胜后败,惶骇间被长矛捅倒无数,皆转身奔逃。
  秦良玉夫妇紧追不舍,追入贼境,连破金筑寨、明月关寨等七寨,直抵杨应龙叛军老巢的天险桑木关下。
  明军诸军喘息后集结,齐攻桑木关。由于山险关峻,甲胄衰身的明朝官兵一时束手无策。“白杆兵”此时顿显神威,这些士兵的攀援能力本来就高超,又有特别矛钩拥搭连,使得他们在短时间内演杂技一样互相搭持攀挂,与酋阳土司等地方兵配合,一举荡破险关。关口拿下,明朝官军夺门而入。
  于是,众人合兵,直捣海龙囤,杀得贼兵血流成河。贼首杨应龙骇然无奈,慌乱中自缢身死,插州之乱平息。
  此次平乱,秦良玉、马千乘夫妇“为南川路战功第一”,为诸司之先,并又获朝廷银牌及色缎等物作为奖励。
  大功如此,秦良玉并未沾沾自喜,从不言功,夫妇二人仍回石柱本份过活。
  十多年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秦良玉丈夫马千乘死于政府狱中。《明史》记载说,石柱部民状告马千乘,明廷把他逮入云阳狱,不久马千乘病死其中。但他真正的死因,其实是北京万历帝派来的监税太监丘乘云向石柱索取贿赂,马千乘自恃于朝廷有功,不予。这下可羞恼了丘公公,他指使手下捏造罪名,把马土司逮捕入狱,活活折磨而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一下子变成孤儿寡母,秦良玉含泪忍痛。她大义为重,殡敛丈夫后,未有生出任何反叛不臣之心,反而代替丈夫任石柱土司,忠于职守。《明史》中这样赞诩秦良玉:“(其)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建立“大金(后金)”,开始连连发动对明朝的进攻。两年后,萨尔浒一役(战场在今辽宁抚顺以东),明军惨败,诸营皆溃。自此之后,驻辽明军几乎是闻警即逃。
  东北告急,在此大背景下,明廷在全国范围内征精兵援辽。秦良玉闻调,立派其兄秦邦屏与其弟秦民屏率数千精兵先行,她自己筹马集粮,保障后勤供应。为此,明廷授秦良玉三品官服。
  沈阳之战中,秦氏兄弟率“白杆兵”率先渡过浑河,血战满洲兵,大战中杀辫子兵数千人,终于让一直战无不胜的八旗军知晓明军中还有这样勇悍的士兵,并长久为之胆寒。由于众寡悬殊,秦邦屏力战死于阵中,秦民屏浴血突围而出,两千多白杆兵战死。但也正是由此开始,秦良玉手下的石柱“白杆兵”名闻天下。
  得知兄长牺牲消息后,秦良玉制一千多件冬衣,配送给远在辽地的石柱兵。然后,她自统三千精兵,直抵榆关布防(今山海关),控扼满州兵入关咽喉。明廷兵部尚书张鹤鸣为此专门上奏天启帝,追赠死难的秦邦屏都督佥事,立祠祭祀。不久,明廷又诏加秦良玉二品官服,封诰褒奖。
  由于“白杆兵”战斗力强,明廷再下令征兵两千。秦良玉闻诏即行,与弟弟秦民屏驰还石柱,征调士兵准备援辽。
  抵家仅一日,重庆内乱。永宁土司奢崇明借奉诏援辽的名义,率数万人马与其女婿樊龙里应外合占据了重庆,并发兵围攻成都,大有关门做皇帝的意思。由于同为“土司”乡亲,奢崇明派人携大笔珍宝来石柱与秦良玉“通好”。秦良玉二话不说,立斩贼使。她派遣秦邦屏及其二子溯流西上,度渝城后,忽然抵至重庆南坪关,扼制贼兵归路。趁天黑敌军无备,“白杆兵”突袭贼军驻于长江和嘉陵江上的水军,尽焚其舟。同时,秦良玉分兵守忠州,驰报夔州官军密防瞿塘天险,阻遇叛军沿江东下。
  正是由于这位女中丈夫的调度有方,奢崇明叛军终于难成气候,出战即败。但当时川地有一带诸土司"自治"部落皆收受叛军贿赂,大多数逗留观望,惟独秦良玉率石柱兵奋勇直前,连获红崖墩大捷、观音寺大捷以及青山墩大捷。如此一来,不仅成都围解,重庆也很快得以收复,叛乱得平。
  明廷叙功,秦良玉得授总兵一职,成为方面大将,她的兄弟和子侄皆获擢升。
  川地底定之后,鉴于作战中明朝官军的"熊包"表现,秦良玉上书奏称:“臣率(秦)翼明、(秦)拱明(她的两个侄子)提兵裹粮,累奏红崖礅诸捷。而(明朝官军)行间诸将,未睹贼面,攘臂夸张。及乎对垒,闻风先遁。败于贼者,唯恐(别)人之胜;怯于贼者,惟恐(别)人之强。如总兵李惟新,渡河一战,败衄归营,反闭门拒(见)臣(秦良玉自称),不容一见。(李惟新)以六尺躯须眉男子,忌一巾帼妇人(自称),(其)静夜思之,亦当愧死!”疏上,由于明廷正需石柱这样的地方力量,天启帝“优诏报之”,并下令文武大吏对待秦良玉皆要以礼相待,不得疑忌。
  感动之下,秦良玉更加为明廷卖命,其弟秦邦屏不久即在陆广做战中战死沙场。
  崇祯三年(1630年),皇太极攻榆关不入,便率十万辫子军绕道长城喜峰口入侵,攻陷遵化后,进抵北京城外,连克永平四城,明廷大震。
  秦良玉得到十万火急的勤王诏书之后,即刻提兵赴难,星夜兼程,直抵宣武门外屯兵。当时,闻诏而至的各路勤王官军共二十万有余,但都畏惧满洲兵的狠武,无人带头出战。秦良玉“白杆兵”人数虽然仅有数千,但一直为满洲兵所忌惮。昔日浑河血战,让大辫子们再也忘不了这些身体矮小手持超长锐矛的士兵。因此,“白杆兵”呐喊冲杀之际,满洲兵心自发怯,加上明军中又有孙承宗这样的老将作配合,最终迫使皇太极连弃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城,撤围而去(山海关未能攻下,也是满洲军撤兵原因,他们怕日后遭首尾截击)。
  北京围解之后,崇祯帝大加感慨,特意在北京平台召见秦良玉,优诏褒美,赏赐彩币羊酒,并赋诗四首以彰其功:
  其一:学就西川八阵图,鸳鸯袖里握兵符。由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
  其二:蜀锦征袍自裁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
  其三:露宿风餐誓不辞,饮将鲜血代胭脂。凯歌马上清平曲,不是昭君出塞时。
  其四:凭将箕帚作蝥弧。一派欢声动地呼。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
  (凭将箕帚后三字原文为“扫胡虏”,其玄孙马宗大在乾隆时为违祸,把原文三个字挖去)。
  观崇祯皇帝有生之年,享国日浅,遭逢多难,很少有闲情逸致吟诗作赋,除赠秦良玉诗外,仅有赠杨嗣昌的五绝诗传世。迢迢西南边陲一位女土司,竟能得皇帝面见赐诗,秦良玉当属古往今来第一人。
  满洲军出塞后,秦良玉率石柱兵回家乡。由于当时流贼张献忠、罗汝才(绰号"曹操")等九路人马自湖广进攻四川,明廷诏令秦良玉不用再出兵援剿,“专办蜀贼”,负责守御川地。
  崇祯七年(1634年),张献忠贼军破夔州(今重庆奉节),进围太平,秦良玉提兵赶至,贼寇慑于秦良玉及其手下“白杆兵”威名,苍惶逃走,川东大定。
  崇祯十三年(1640年),罗汝才贼部进入巫山,为秦良玉阻遏。于是,这位绰号“曹操”的黠贼突然进攻夔州,又被秦良玉率兵击走。不久,秦良玉率兵在马家寨邀击贼军,杀其骁将“东山虎”,斩首六百余级。然后,秦良玉乘胜,与明军在谭家坪、仙寺岭连败贼寇,夺得罗汝才主师大纛,并生擒其副手“塌天”。
  数役下来,秦良玉部斩贼兵近万,获甲仗马骡无算,贼尸横陈遍山谷。罗汝才率残部遁走大宁(今重庆巫溪),与张献忠在巫巴山区合军后,贼势复炽,逾过巴雳河(今重庆巫山县双龙镇大宁河),拼死攻击秦良玉侄子等人统领的石柱兵。接着,贼兵四处扎营,严重威胁到川地大部分地区。
  明朝湖广襄阳督帅杨嗣昌本人乃湖广人(今湖南常德),他的初始战略就是想尽驱张献忠等部贼军入川。这位杨督帅的如意算盘是:以蜀地险远,极边之地乃松潘蛮部,贼兵入蜀后,蜀地官军守则守之,不能守自可弃涪州、万州、雅州、松州大部分地区,诱敌深入。然后,陕西官军断栈道,临白水制敌;云南官军屯曲靖,扼守白石江。而他杨督帅本人则可率明军主力掩击贼军,把他们驰至松潘诸蛮部落的地盘,听任当地土人剿杀。杨嗣昌此计,即愚昧又阴险。愚昧的是,他纸上谈兵,以为川地崎岖险峻,必能困住贼军;阴险的是,他驱张献忠等贼部入四川,自己没有丧地的责任,四川巡抚是邵捷春,丢地丧兵,责任皆由他负。杨嗣昌本人自可坐观成败,时刻准备去摘熟落的“桃子”。由于担心四川当地官军扼守险隘会导致张献忠急红眼反扑湖广,杨嗣昌又使阴招,依仗自己的威权,把大批蜀地精兵调出,只留二万弱疲士卒给川抚邵捷春守重庆。
  秦良玉一心为国,率三万石柱精兵抵至夔州。邵捷春令她把部分士兵移近重庆,与附近守将张令相倚为声援。不久,劭捷春又抽调一万五千石柱兵,进入重庆与官军共同把守坚城。秦良玉深知邵捷春之策甚愚,但她又不敢违背命令,就对路过自己军营的绵州知州陆逊之表示:“邵公不知兵,其移我部兵自近,而派张令守黄泥洼一带,甚失地利。贼军盘踞归、巫众山之巅,俯瞰吾军营垒。倘若他们自上而下,乘势使气攻击官军,张令部必败。张令一败,次必及我部军。我部军一败,谁又能救重庆之急?”陆逊之大惊,问策之所出,秦良玉言:“邵公此时,绝不能坐防坚城,应先发制人,与贼军争山夺险。”
  陆逊之立即把消息转告给邵捷春。邵巡抚倒是知错就改。可惜晚了一步。张献忠贼军于十月五日在土地岭(今重庆奉节草堂镇)率先向窝里斗的明朝官军发动进攻,一天内即杀明军五千多人。次日,张献忠手下白袍小将张玉儿(编辑者注:即李定国)当阵射杀号称"神弩将"的明军老将张令,乘胜把明军杀得一败涂地。不仅张令一军尽覆,秦良玉手下三万多"白杆兵"也全军覆没,致使最后秦良玉仅单骑逃返重庆,遭遇其平生未有之惨败。
  此役过后,杨嗣昌围来贼军于川地的"圆盘战略"完全破产,川鄂交界地带三十二隘口尽陷于贼,蜀中大乱。
  损失如此惨重,秦良玉并未灰心丧气,她对川抚邵捷春说:“事态危急,可以尽发溪峒兵卒,人数可达三万,我本人出资出粮可供饷其中的一万人,朝廷供饷另外一万人。如果布置妥当,应该还能与贼寇周旋。”
  邵捷春低头,良久不言。时势至此,这位文人守抚已全然死心。从他自己角度考虑问题,丧兵失地不说,官仓中已无粮养兵,而溪峒兵卒又属土蛮,反复不测,如果这些人再趁乱闹兵变,他邵捷春三族不保。饱读史书的他,自然知道元末“官军”中纪律最坏的就是杨完者所带领的“苗兵”,他们那些蛮兵不仅剿贼无力,平时对百姓比寇贼还要凶恶淫毒。所以,溪峒兵卒,难保他们不象"苗兵"那样。读书多,顾虑就多。顾虑多,定议就少。劭捷春最终婉言拒绝秦良玉提出的计划。
  秦良玉叹息而归。其计不用,自然全川溃烂不可收拾。张献忠贼人蹂躏各外,杀人无算,四川广大地区人民陷入了地狱般的苦难。而邵捷春本人,自然难逃罪责,不久被逮入诏狱,仰药自杀(与陷害他的杨嗣昌一个死法)。
  三年多后,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上吊自杀。消息传来,深受明恩的秦良玉服孝痛哭,几次昏绝,哀动左右。张献忠流贼此时尽陷楚地,又向四川杀来。秦良玉向当时的四川巡抚陈士奇呈献《全蜀形势图》,希望官军能增兵坚守蜀地十三处险隘。陈士奇不予采纳。秦良玉不死心,又推心泣血地向四川巡按刘之勃建议,刘巡按倒是同意她的计策,但他本人手中无兵可发。
  张献忠巨贼数十万长驱直犯夔州。秦良玉驰援,由于众寡太悬殊,兵败而去。她的失败,标志着蜀地的沦陷。张献忠相继攻克万县、重庆、成都,并在当年年底称帝,建立“大西”伪政权。
  张献忠占领蜀地,只有遵义、黎州及秦良玉的石柱地区未归于"大西"。慑于秦良玉威名,张献忠部无一兵一将敢于入犯石柱。投降张献忠的明朝官员屁颠颠向各地土司送去伪政权印信,各地土司大多畏惧接受。秦良玉接到印信,马上当众毁之,慷慨言道:“吾兄弟二人皆死王事,吾以一孱妇蒙国恩二十年,今不幸至此地步,怎能以残余之年以事逆贼!石柱一地有敢从贼者,族诛之!”
  不久,又有噩耗传来,秦良玉独子马祥麟先前被明廷征调到湖广御敌,战死于襄阳。死前,他给母亲写信:“儿誓与襄阳共存亡,愿大人勿以儿安危为念!”见儿子绝笔血书,秦良玉泪下如雨,心如刀割,但她乃大义妇人,提笔在信纸上写道:“好!好!真吾儿!”秦氏、马氏二族,可称上是二门忠烈,数年之间,死于国事者甚众。
  满清占据北京后,残余的南明政权相继有弘光、隆武、永历数帝,秦良玉皆与之保持联系。但山长水远,秦良玉本人年逾古稀,不可能再有较大作为。
  1648年,在西南颠沛流离的南明永历帝派人加秦良玉太子太傅,授"四川招讨使"。久卧病床的一代女豪杰,闻之瞿然而起,拜伏受诏,感泣道:“老妇人朽骨余生,实先皇帝(崇祯)恩赐,定当负弩前驱,以报皇恩!”
  可惜的是,几日之后,秦良玉就因病重抱恨而终。其孙马万年把奶奶葬于回龙山,墓碑题文可彰示这位女中丈夫不屈的民族气节和赫赫功勋:
  “明上柱国光禄大夫镇守四川等处地方提督汉土官兵总兵官持镇东将军印中军都督府左都督太子太保忠贞侯贞素秦太君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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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ceus   2009/09/24 23:24:09  463楼   举报

南明——天主教帝国

南明政权(1644-1662)建于甲申之变后,先后拥立过福、鲁、唐、桂等四名皇帝,其中以最后一帝永历在位时间最长(1646-1662),几乎涵盖了整个南明政权的全过程。而天主教在南明政权的繁盛,正是发生于永历时期。因此可以说,南明确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天主教之国。
那么,南明永历朝廷是怎样和天主教发生接触的呢?这就必须先说说两个人。
第一个人是主张拥立永历的瞿式耜,字起田,号伯略,又号稼轩。万历十八年(1590)生,万历四十年(1612)进士。
天启三年(1623),他于闲居之中就通过从弟瞿式糓的介绍,结识时任天主 教 耶 稣 会中国传教区副会长艾儒略【1】,并于家乡常熟开教之际成为第一批接受洗礼的信徒,教名多默。
当时,在魏忠贤的支持下,阁臣沈榷等人为打击徐光启(教名保禄)、李之藻(教名良)等力主引进西洋大炮对抗关外女真的天主教朝臣,发动禁教。做为天 主 教 徒的瞿式耜也责无旁贷地加入保护传教士的活动之中。
直到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被打倒后,他才回到北京,在官复礼部右侍郎原职的徐光启手下出任礼部给事中,但未及一年,即因举钱谦益而遭到周延儒、温体仁等攻讦贬谪而罢官,返回原籍继续闲居。在这期间(崇祯四年,1631),从艾儒略翻译《几何要法》等欧洲科学书籍。
甲申之变(1644)后,他被弘光朝起复,出任广西巡抚。至官不及二载,清军渡江,弘光覆灭,他反对立唐王,拒入福建,主张拥立明神宗之孙,桂王第四子朱由榔为帝。在他的努力下,朱由榔于1646年8月至肇庆,11月称监国,瞿因佐命之功进吏部右侍郎、东阁大学士。同年,朱由榔继位,改年号为永历元年。
翌年(1647)年初,肇庆被清军攻破,瞿式耜护永历帝至桂林,进兵部尚书、太子太傅,领尚方宝剑,有便宜行事之权。3月间,他拒绝清朝的劝降,倾家助饷,号召守土,与将军焦琏共破清军,斩清将黄天爵。因为这场战功,瞿式耜受封临桂伯,进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兼太子太师。在感受到桂林兵力单薄后,瞿委托传教士毕方济【2】赴澳门,以天 主 教 友的身份呼吁葡萄牙人出兵相助。葡萄牙出兵300并大炮数门来援。同时抵达桂林的还有传教士瞿安德(Andreas Xavier)。这一年,瞿式耜借助葡军之力,收复了广西的许多失地。但是到了1650年,随着清军在广西的不断增加,瞿式耜的处境愈发困难,而永历朝内部因为大臣和太监之间的矛盾激化,无法给予他任何有力的支持。这年年底,清将孔有德破桂林,瞿式耜被俘,不肯投降并发密信招明军反攻,被清军发觉,斩于桂林独秀山。南明追赠瞿为粤国公,谥文忠,后为清朝改谥文宣。
由于瞿式耜本人是天 主 教 徒,又是永历朝的佐命元勋,因此受到永历帝的信任,他推荐的天 主 教 传 教 士自然在宫廷内得到信任,尤其是永历朝本身又急需得到外援来对抗清军,因此更是敬奉有嘉。同时,由于当时来华的传 教 士多为饱学之士(因方济阁•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之请,见其于1552年致耶稣会总会长罗耀拉的信函内容),因此特别受到明的士大夫阶层的欢迎(题外话:貌似明代士大夫们普遍比清代士大夫更富于对新知的渴求,偏见相对也少得多,例如晚明著名的思考家,提出接近于文艺复兴思想的民私论的李卓吾【3】,在与利玛窦[Matteo Ricci]“三度相会”后,赞叹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极标致人也。中极玲珑,外极朴实。数十人群居嘈杂,筹对各得,傍不得以其间门之使乱。我所见人,未有其比”【4】当然,这也确乎因为利玛窦自身有着非比寻常的才识【5】),故而在1647-1648年短短一年间,共计40位以上的南明朝臣接受洗礼,成为教徒。
为了尊重中国官员的戴冠制度,当时的耶稣会采取了变通措施,允许中国人在进入教堂后戴一种祭巾(天 主 教礼节,进入教堂的平信徒不得戴冠),此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末。这种入乡随俗的策略,无疑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为传 教开辟了更加宽广的道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全中国的天 主 教 徒已达50万。

天 主 教不仅在南明朝廷上得行其道,更在内宫里受到欢迎。将传 教 士介绍入宫的就是此前提及的两个人之中的另外一个——太监庞天寿。
早在崇祯时代,庞天寿即已是北京宫廷内的太监。他在崇祯五年(1632)受洗,得教名亚基娄。为他施洗的正是著名的汤若望【6】。
当时,崇祯皇帝接受徐光启的修新历法建议,将汤若望从西安招来北京,入北京历局,与徐光启推荐的另外一名中国官员,天 主 教 徒李天经共修新历。这样,汤若望得以出入宫廷,借机向嫔妃、太监和宫女们传教,庞天寿即是其中最早的一批奉教人。
李自成破北京后,庞天寿辗转逃到南方,投奔永历帝,被任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要职。当瞿安德到达永历宫廷后,庞天寿便积极协助他对内廷进行传教,陆续为以下皇室重要成员付洗入教:
1.王太后,湖广人,原为天启帝之妃,正宫去世后进位为后,因而被身为天启帝之侄的永历帝承制尊为太后。她的在受洗后,得教名列娜;
2.马太后,苏州人,永历之生母。受洗后教名为娅娜;
3.太子朱慈絙,教名共斯当定;
4.王太后之母,教名朱莉娅;
此外,还有50名嫔妃和许多太监宫女也纷纷受洗。太监之中有一人教名亚加大。
1648年,为了表达对天 主 教的诚意,同时也为了答谢葡萄牙人出兵相助,永历帝派遣使者奉银香炉、银花瓶、银烛台,前往澳门耶稣会教堂,行谢恩弥撒。这次弥撒于当年10月31日由耶稣会副省会长曾昭德(P.Alvaro de Semedo)亲自主持,规模极其盛大,即使在十几年后,南明已经覆灭后,依然为澳门人所谈论。
大约在1650年左右,耶稣会士向永历朝提议派出赴罗马教廷使节团,得到王太后和庞天寿太监的积极回应。经过和曾昭德的反复商议,最终确定由波兰籍耶稣会士卜弥格【7】充任南明出使教廷特使,持太后和庞天寿太监的《上教宗书》以及曾昭德的致教廷公函,致耶稣会总会长函,于当年11月携两名中国随员从澳门启程,于1653年春抵达罗马。
就卜弥格出使一事,教廷传信部先后于1653年4月1日-1655年9月26日间共举行了四次枢机会议进行讨论,最后决定以书面方式回复南明。同时,教宗亚历山大七世(1599-1667)也召见了卜弥格,并于12月18日亲手写下《教宗复明太后书》和《教宗复庞太监书》【8】。
1656年3月22日,卜弥格携教宗复书并教廷传信部回函从里斯本上船返回中国。然而,就在这一来一往的近7年间,中国南部的战争已转入清朝全面占优的局面,永历政权不及丧失了两广,又在1658年被清军从贵州赶出,向云南撤退,与澳门之间的陆地交通因而断绝。在这种情况下,澳门的葡萄牙人不敢得罪清廷,不得不拒绝已经抵达暹逻的卜弥格一行入境。无奈之中,卜弥格只得转道安南,7月至河内,却无法再向前进入云南边境,只得在安南和广西的边境上等待时机。
1659年,清兵攻入云南,永历帝败走腾越,逃入缅甸境内。卜弥格得知在南明中国境内已无立足之地,深感失意,加之久居安南,水土不服,健康大衰,遂于8月22日带着深刻的遗憾死去。永历帝和他的太后以及太监,终于未能得到教宗的回书。
1661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甸,缅甸人献永历帝并其皇室全家。
1662年,永历帝和年仅十五岁的太子朱慈絙被吴三桂用弓弦绞死于昆明。同年,马太后“扼喉以死”,王太后和庞太监则先于她在云南去世。
信奉上帝基督的南明帝国,由此消失于历史的烟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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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ukoryu   2009/09/25 00:15:20  464楼   举报

引用(niceus @ 2009-09-24, 11:24 PM) *
南明——天主教帝国

南明政权(1644-1662)建于甲申之变后,先后拥立过福、鲁、唐、桂等四名皇帝,其中以最后一帝永历在位时间最长(1646-1662),几乎涵盖了整个南明政权的全过程。而天主教在南明政权的繁盛,正是发生于永历时期。因此可以说,南明确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天主教之国。
那么,南明永历朝廷是怎样和天主教发生接触的呢?这就必须先说说两个人。
第一个人是主张拥立永历的瞿式耜,字起田,号伯略,又号稼轩。万历十八年(1590)生,万历四十年(1612)进士。
天启三年(1623),他于闲居之中就通过从弟瞿式糓的介绍,结识时任天主 教 耶 稣 会中国传教区副会长艾儒略【1】,并于家乡常熟开教之际成为第一批接受洗礼的信徒,教名多默。
当时,在魏忠贤的支持下,阁臣沈榷等人为打击徐光启(教名保禄)、李之藻(教名良)等力主引进西洋大炮对抗关外女真的天主教朝臣,发动禁教。做为天 主 教 徒的瞿式耜也责无旁贷地加入保护传教士的活动之中。
直到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被打倒后,他才回到北京,在官复礼部右侍郎原职的徐光启手下出任礼部给事中,但未及一年,即因举钱谦益而遭到周延儒、温体仁等攻讦贬谪而罢官,返回原籍继续闲居。在这期间(崇祯四年,1631),从艾儒略翻译《几何要法》等欧洲科学书籍。
甲申之变(1644)后,他被弘光朝起复,出任广西巡抚。至官不及二载,清军渡江,弘光覆灭,他反对立唐王,拒入福建,主张拥立明神宗之孙,桂王第四子朱由榔为帝。在他的努力下,朱由榔于1646年8月至肇庆,11月称监国,瞿因佐命之功进吏部右侍郎、东阁大学士。同年,朱由榔继位,改年号为永历元年。
翌年(1647)年初,肇庆被清军攻破,瞿式耜护永历帝至桂林,进兵部尚书、太子太傅,领尚方宝剑,有便宜行事之权。3月间,他拒绝清朝的劝降,倾家助饷,号召守土,与将军焦琏共破清军,斩清将黄天爵。因为这场战功,瞿式耜受封临桂伯,进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兼太子太师。在感受到桂林兵力单薄后,瞿委托传教士毕方济【2】赴澳门,以天 主 教 友的身份呼吁葡萄牙人出兵相助。葡萄牙出兵300并大炮数门来援。同时抵达桂林的还有传教士瞿安德(Andreas Xavier)。这一年,瞿式耜借助葡军之力,收复了广西的许多失地。但是到了1650年,随着清军在广西的不断增加,瞿式耜的处境愈发困难,而永历朝内部因为大臣和太监之间的矛盾激化,无法给予他任何有力的支持。这年年底,清将孔有德破桂林,瞿式耜被俘,不肯投降并发密信招明军反攻,被清军发觉,斩于桂林独秀山。南明追赠瞿为粤国公,谥文忠,后为清朝改谥文宣。
由于瞿式耜本人是天 主 教 徒,又是永历朝的佐命元勋,因此受到永历帝的信任,他推荐的天 主 教 传 教 士自然在宫廷内得到信任,尤其是永历朝本身又急需得到外援来对抗清军,因此更是敬奉有嘉。同时,由于当时来华的传 教 士多为饱学之士(因方济阁•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之请,见其于1552年致耶稣会总会长罗耀拉的信函内容),因此特别受到明的士大夫阶层的欢迎(题外话:貌似明代士大夫们普遍比清代士大夫更富于对新知的渴求,偏见相对也少得多,例如晚明著名的思考家,提出接近于文艺复兴思想的民私论的李卓吾【3】,在与利玛窦[Matteo Ricci]“三度相会”后,赞叹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极标致人也。中极玲珑,外极朴实。数十人群居嘈杂,筹对各得,傍不得以其间门之使乱。我所见人,未有其比”【4】当然,这也确乎因为利玛窦自身有着非比寻常的才识【5】),故而在1647-1648年短短一年间,共计40位以上的南明朝臣接受洗礼,成为教徒。
为了尊重中国官员的戴冠制度,当时的耶稣会采取了变通措施,允许中国人在进入教堂后戴一种祭巾(天 主 教礼节,进入教堂的平信徒不得戴冠),此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末。这种入乡随俗的策略,无疑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为传 教开辟了更加宽广的道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全中国的天 主 教 徒已达50万。

天 主 教不仅在南明朝廷上得行其道,更在内宫里受到欢迎。将传 教 士介绍入宫的就是此前提及的两个人之中的另外一个——太监庞天寿。
早在崇祯时代,庞天寿即已是北京宫廷内的太监。他在崇祯五年(1632)受洗,得教名亚基娄。为他施洗的正是著名的汤若望【6】。
当时,崇祯皇帝接受徐光启的修新历法建议,将汤若望从西安招来北京,入北京历局,与徐光启推荐的另外一名中国官员,天 主 教 徒李天经共修新历。这样,汤若望得以出入宫廷,借机向嫔妃、太监和宫女们传教,庞天寿即是其中最早的一批奉教人。
李自成破北京后,庞天寿辗转逃到南方,投奔永历帝,被任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要职。当瞿安德到达永历宫廷后,庞天寿便积极协助他对内廷进行传教,陆续为以下皇室重要成员付洗入教:
1.王太后,湖广人,原为天启帝之妃,正宫去世后进位为后,因而被身为天启帝之侄的永历帝承制尊为太后。她的在受洗后,得教名列娜;
2.马太后,苏州人,永历之生母。受洗后教名为娅娜;
3.太子朱慈絙,教名共斯当定;
4.王太后之母,教名朱莉娅;
此外,还有50名嫔妃和许多太监宫女也纷纷受洗。太监之中有一人教名亚加大。
1648年,为了表达对天 主 教的诚意,同时也为了答谢葡萄牙人出兵相助,永历帝派遣使者奉银香炉、银花瓶、银烛台,前往澳门耶稣会教堂,行谢恩弥撒。这次弥撒于当年10月31日由耶稣会副省会长曾昭德(P.Alvaro de Semedo)亲自主持,规模极其盛大,即使在十几年后,南明已经覆灭后,依然为澳门人所谈论。
大约在1650年左右,耶稣会士向永历朝提议派出赴罗马教廷使节团,得到王太后和庞天寿太监的积极回应。经过和曾昭德的反复商议,最终确定由波兰籍耶稣会士卜弥格【7】充任南明出使教廷特使,持太后和庞天寿太监的《上教宗书》以及曾昭德的致教廷公函,致耶稣会总会长函,于当年11月携两名中国随员从澳门启程,于1653年春抵达罗马。
就卜弥格出使一事,教廷传信部先后于1653年4月1日-1655年9月26日间共举行了四次枢机会议进行讨论,最后决定以书面方式回复南明。同时,教宗亚历山大七世(1599-1667)也召见了卜弥格,并于12月18日亲手写下《教宗复明太后书》和《教宗复庞太监书》【8】。
1656年3月22日,卜弥格携教宗复书并教廷传信部回函从里斯本上船返回中国。然而,就在这一来一往的近7年间,中国南部的战争已转入清朝全面占优的局面,永历政权不及丧失了两广,又在1658年被清军从贵州赶出,向云南撤退,与澳门之间的陆地交通因而断绝。在这种情况下,澳门的葡萄牙人不敢得罪清廷,不得不拒绝已经抵达暹逻的卜弥格一行入境。无奈之中,卜弥格只得转道安南,7月至河内,却无法再向前进入云南边境,只得在安南和广西的边境上等待时机。
1659年,清兵攻入云南,永历帝败走腾越,逃入缅甸境内。卜弥格得知在南明中国境内已无立足之地,深感失意,加之久居安南,水土不服,健康大衰,遂于8月22日带着深刻的遗憾死去。永历帝和他的太后以及太监,终于未能得到教宗的回书。
1661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甸,缅甸人献永历帝并其皇室全家。
1662年,永历帝和年仅十五岁的太子朱慈絙被吴三桂用弓弦绞死于昆明。同年,马太后“扼喉以死”,王太后和庞太监则先于她在云南去世。
信奉上帝基督的南明帝国,由此消失于历史的烟尘之中。

尊奉视屠杀异教徒为正义的宗教的国家,消失也并无不可。
“你崇拜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我却崇拜那永远不死的太阳。”
费尔巴哈说过宗教的基础永远是自然,那么与其狂热地信奉被创造出来的圣徒,不如对自然怀有信仰与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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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itzki121   2009/09/25 01:03:23  465楼   举报

这本书好看,支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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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山飞雪   2009/09/25 11:17:44  466楼   举报

精教版的相当不错,谢谢ai先生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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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onearth   2009/09/25 12:13:05  467楼   举报

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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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ding   2009/09/26 10:36:00  468楼   举报

引用(jiankaihou @ 2009-09-24, 08:37 PM) *
引用(samuelding @ 2009-09-24, 03:56 PM) *
引用(jiankaihou @ 2009-09-24, 02:42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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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清朝拖累了整个中国文明进步,准确的说应该是倒退。

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不可否认的满清入关杀人如麻,清朝末期官场同样腐败无能,但是中国历朝历代哪家到了末期不是如此?楼主举例康熙时中国的人口是明朝的36%,但是五代时候中国的人口只有唐朝末期的30%!因此朝代更替所带来的大屠杀并不是满清独有的。因此,如果仅以此说满清取代明朝时中国文明的倒退,我不认可,明朝后期明政府统治的黑暗,当时的百姓连安定的生活都不能保证,何谈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或者文明进步?需要提醒你的是明朝是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灭亡的,为什么百姓会起来造大明政府的反?就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明朝已经堕落腐败到什么地步了,一个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政府还会有文明的进步么?我很反感现在有些人还把清朝看作是外族对中国的统治,难道少数民族统治的中国就不是中国么难道只有汉族统治的王朝才是正统?不要忘了闭关锁国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后期任何人驾船出海离开大陆就算叛国,否则以郑和下西洋时候中国的海上实力哪有倭寇能在东南沿海肆虐?这样的政府你认为还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如果从古人的角度反清复明还能说得通,毕竟他们有亡国之恨,但是从现在的角度看,这和秦始皇灭六国又有多大区别?不可否认的是清朝时候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繁荣程度要远超明朝任何时代,清朝的中国版图也远远超过明朝。实话实说,如果没有清朝,新疆西藏现在都是我们名副其实的邻邦,而不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仅凭这一点,清朝对中国文明的贡献就不能抹杀!再说,满清统治的时候是中国封建王朝中仅次于大唐各民族最平等团结和睦的时期,而李唐家族是有鲜卑血统的,而在之前所有的汉族统治的王朝,中国都是汉族的中国,而不是现在意义上 各民族统一发展的大中华。其实那些一直强调满清取代明朝是中国历史和文明倒退的人,扪心自问一下,您说这话是不是就因为清朝是满族人而不是汉族人在统治中国呢?最后一点,如果明朝是先进的,而清朝是落后的,为什么落后的会打败先进的?不是说落后才会挨打么?

明朝是先进的~但不代表它不是腐朽的~政治上的腐朽不代表文明上的落后,这说法没错吧~?明末后期已经出现的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清朝这个半奴隶半封建的关外民族,那在腐朽的明朝也很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革命,当然这只是可能,但至少有希望出现。清朝为什么赢,哪蒙古骑兵又是凭什么打进了比其先进更多的欧洲大陆?在冷兵器时代我个人认为,落后的文明更具有侵略性,更加嗜血!古罗马帝国和维京族的很多战役都能说明问题。个人观点

仅仅就您的观点说几点。
一、怎么样的社会算是文明的呢?先进的文化,经济,科技,同样还应该有思想、政治和民生!否则,论文化、思想,最繁荣的时代是春秋,论经济及社会包容性,No.1毫无疑问是唐朝,那难道说唐朝以后的朝代都是中国文明的倒退或者阻碍?封建制度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缺陷,任何封建王朝都不能摆脱。明朝和清朝比起来文化,科技,经济上是先进的,但是政治和民生上确实落后的--纵观整个明朝的政治,我想你应该承认明朝是整个中国历史中政治最黑暗的时代,一个政治黑暗的王朝能说他有多么文明的么?
二、明朝确实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会在明朝开花结果,个人认为几无可能。1、明朝时候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下的,虽然有钱但毫无社会地位,甚至是被其他说有群体,上至统治阶级下至大多数平民百姓所瞧不起的,这和西方的资本主义革命时候的社会背景是截然相反的。2、请大家注意,闭关锁国不是从清朝开始的,明朝末期就开始闭关锁国政策了,甚至不允许百姓出海,离开大陆就是叛国之罪,实际上当时的倭寇都是出海而的无法回国的中国人带来的,台湾也是明朝政府慷慨“租借”给荷兰人的,不能把这个账全算到清政府头上。因此我认为明朝虽然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明政府统治中国的时代是不会有资本主义发展的。不过历史不能假设,没有如果,所以这个问题无解。
三、请不要将满清和蒙元划等号。不可否认满清如果确实杀了中原很多人,不仅仅是你们汉族人,还有我们回族人(我是回民,我家现在还有一个十几年前做的纪念回族人民反抗满清起义多少多少年的锦旗),但是在满清统治稳定了以后,清政府并没有排斥汉人和其他民族,而是重用各民族有才之士,极为努力的学习之前汉人的先进文明,所以才会有康乾盛世,满清也才会在汉人为主的中原统治了200多年之久,远远多于大多数的汉族统治王朝,这就说明至少满清统治的前期和中期,百姓是安居乐业的,是接受满清统治了的,如果果真是像蒙古人,维京人那样的野蛮嗜杀的民族,可能做到么?末期的满清政府确实落后也同样腐败,扼杀资本主义维新,因此它被推翻,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但是这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逃脱不了的体制缺陷,请不要把入关前的战争状态和病入膏肓时期的清朝来和明朝最强盛的时期进行比较来说谁先进谁落后,这本身就是不对等的比较,就像是拿一个正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与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病人进行PK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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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gaoguang   2009/09/28 13:13:51  469楼   举报

引用(kyukoryu @ 2009-09-25, 12:15 AM) *
引用(niceus @ 2009-09-24, 11:24 PM) *
南明——天主教帝国

南明政权(1644-1662)建于甲申之变后,先后拥立过福、鲁、唐、桂等四名皇帝,其中以最后一帝永历在位时间最长(1646-1662),几乎涵盖了整个南明政权的全过程。而天主教在南明政权的繁盛,正是发生于永历时期。因此可以说,南明确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天主教之国。
那么,南明永历朝廷是怎样和天主教发生接触的呢?这就必须先说说两个人。
第一个人是主张拥立永历的瞿式耜,字起田,号伯略,又号稼轩。万历十八年(1590)生,万历四十年(1612)进士。
天启三年(1623),他于闲居之中就通过从弟瞿式糓的介绍,结识时任天主 教 耶 稣 会中国传教区副会长艾儒略【1】,并于家乡常熟开教之际成为第一批接受洗礼的信徒,教名多默。
当时,在魏忠贤的支持下,阁臣沈榷等人为打击徐光启(教名保禄)、李之藻(教名良)等力主引进西洋大炮对抗关外女真的天主教朝臣,发动禁教。做为天 主 教 徒的瞿式耜也责无旁贷地加入保护传教士的活动之中。
直到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被打倒后,他才回到北京,在官复礼部右侍郎原职的徐光启手下出任礼部给事中,但未及一年,即因举钱谦益而遭到周延儒、温体仁等攻讦贬谪而罢官,返回原籍继续闲居。在这期间(崇祯四年,1631),从艾儒略翻译《几何要法》等欧洲科学书籍。
甲申之变(1644)后,他被弘光朝起复,出任广西巡抚。至官不及二载,清军渡江,弘光覆灭,他反对立唐王,拒入福建,主张拥立明神宗之孙,桂王第四子朱由榔为帝。在他的努力下,朱由榔于1646年8月至肇庆,11月称监国,瞿因佐命之功进吏部右侍郎、东阁大学士。同年,朱由榔继位,改年号为永历元年。
翌年(1647)年初,肇庆被清军攻破,瞿式耜护永历帝至桂林,进兵部尚书、太子太傅,领尚方宝剑,有便宜行事之权。3月间,他拒绝清朝的劝降,倾家助饷,号召守土,与将军焦琏共破清军,斩清将黄天爵。因为这场战功,瞿式耜受封临桂伯,进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少师兼太子太师。在感受到桂林兵力单薄后,瞿委托传教士毕方济【2】赴澳门,以天 主 教 友的身份呼吁葡萄牙人出兵相助。葡萄牙出兵300并大炮数门来援。同时抵达桂林的还有传教士瞿安德(Andreas Xavier)。这一年,瞿式耜借助葡军之力,收复了广西的许多失地。但是到了1650年,随着清军在广西的不断增加,瞿式耜的处境愈发困难,而永历朝内部因为大臣和太监之间的矛盾激化,无法给予他任何有力的支持。这年年底,清将孔有德破桂林,瞿式耜被俘,不肯投降并发密信招明军反攻,被清军发觉,斩于桂林独秀山。南明追赠瞿为粤国公,谥文忠,后为清朝改谥文宣。
由于瞿式耜本人是天 主 教 徒,又是永历朝的佐命元勋,因此受到永历帝的信任,他推荐的天 主 教 传 教 士自然在宫廷内得到信任,尤其是永历朝本身又急需得到外援来对抗清军,因此更是敬奉有嘉。同时,由于当时来华的传 教 士多为饱学之士(因方济阁•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之请,见其于1552年致耶稣会总会长罗耀拉的信函内容),因此特别受到明的士大夫阶层的欢迎(题外话:貌似明代士大夫们普遍比清代士大夫更富于对新知的渴求,偏见相对也少得多,例如晚明著名的思考家,提出接近于文艺复兴思想的民私论的李卓吾【3】,在与利玛窦[Matteo Ricci]“三度相会”后,赞叹说“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极标致人也。中极玲珑,外极朴实。数十人群居嘈杂,筹对各得,傍不得以其间门之使乱。我所见人,未有其比”【4】当然,这也确乎因为利玛窦自身有着非比寻常的才识【5】),故而在1647-1648年短短一年间,共计40位以上的南明朝臣接受洗礼,成为教徒。
为了尊重中国官员的戴冠制度,当时的耶稣会采取了变通措施,允许中国人在进入教堂后戴一种祭巾(天 主 教礼节,进入教堂的平信徒不得戴冠),此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末。这种入乡随俗的策略,无疑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为传 教开辟了更加宽广的道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全中国的天 主 教 徒已达50万。

天 主 教不仅在南明朝廷上得行其道,更在内宫里受到欢迎。将传 教 士介绍入宫的就是此前提及的两个人之中的另外一个——太监庞天寿。
早在崇祯时代,庞天寿即已是北京宫廷内的太监。他在崇祯五年(1632)受洗,得教名亚基娄。为他施洗的正是著名的汤若望【6】。
当时,崇祯皇帝接受徐光启的修新历法建议,将汤若望从西安招来北京,入北京历局,与徐光启推荐的另外一名中国官员,天 主 教 徒李天经共修新历。这样,汤若望得以出入宫廷,借机向嫔妃、太监和宫女们传教,庞天寿即是其中最早的一批奉教人。
李自成破北京后,庞天寿辗转逃到南方,投奔永历帝,被任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要职。当瞿安德到达永历宫廷后,庞天寿便积极协助他对内廷进行传教,陆续为以下皇室重要成员付洗入教:
1.王太后,湖广人,原为天启帝之妃,正宫去世后进位为后,因而被身为天启帝之侄的永历帝承制尊为太后。她的在受洗后,得教名列娜;
2.马太后,苏州人,永历之生母。受洗后教名为娅娜;
3.太子朱慈絙,教名共斯当定;
4.王太后之母,教名朱莉娅;
此外,还有50名嫔妃和许多太监宫女也纷纷受洗。太监之中有一人教名亚加大。
1648年,为了表达对天 主 教的诚意,同时也为了答谢葡萄牙人出兵相助,永历帝派遣使者奉银香炉、银花瓶、银烛台,前往澳门耶稣会教堂,行谢恩弥撒。这次弥撒于当年10月31日由耶稣会副省会长曾昭德(P.Alvaro de Semedo)亲自主持,规模极其盛大,即使在十几年后,南明已经覆灭后,依然为澳门人所谈论。
大约在1650年左右,耶稣会士向永历朝提议派出赴罗马教廷使节团,得到王太后和庞天寿太监的积极回应。经过和曾昭德的反复商议,最终确定由波兰籍耶稣会士卜弥格【7】充任南明出使教廷特使,持太后和庞天寿太监的《上教宗书》以及曾昭德的致教廷公函,致耶稣会总会长函,于当年11月携两名中国随员从澳门启程,于1653年春抵达罗马。
就卜弥格出使一事,教廷传信部先后于1653年4月1日-1655年9月26日间共举行了四次枢机会议进行讨论,最后决定以书面方式回复南明。同时,教宗亚历山大七世(1599-1667)也召见了卜弥格,并于12月18日亲手写下《教宗复明太后书》和《教宗复庞太监书》【8】。
1656年3月22日,卜弥格携教宗复书并教廷传信部回函从里斯本上船返回中国。然而,就在这一来一往的近7年间,中国南部的战争已转入清朝全面占优的局面,永历政权不及丧失了两广,又在1658年被清军从贵州赶出,向云南撤退,与澳门之间的陆地交通因而断绝。在这种情况下,澳门的葡萄牙人不敢得罪清廷,不得不拒绝已经抵达暹逻的卜弥格一行入境。无奈之中,卜弥格只得转道安南,7月至河内,却无法再向前进入云南边境,只得在安南和广西的边境上等待时机。
1659年,清兵攻入云南,永历帝败走腾越,逃入缅甸境内。卜弥格得知在南明中国境内已无立足之地,深感失意,加之久居安南,水土不服,健康大衰,遂于8月22日带着深刻的遗憾死去。永历帝和他的太后以及太监,终于未能得到教宗的回书。
1661年,吴三桂率清军入缅甸,缅甸人献永历帝并其皇室全家。
1662年,永历帝和年仅十五岁的太子朱慈絙被吴三桂用弓弦绞死于昆明。同年,马太后“扼喉以死”,王太后和庞太监则先于她在云南去世。
信奉上帝基督的南明帝国,由此消失于历史的烟尘之中。

尊奉视屠杀异教徒为正义的宗教的国家,消失也并无不可。
“你崇拜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上帝,我却崇拜那永远不死的太阳。”
费尔巴哈说过宗教的基础永远是自然,那么与其狂热地信奉被创造出来的圣徒,不如对自然怀有信仰与敬畏。

我看你信钱 比较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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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lan1   2009/09/28 16:30:23  470楼   举报

引用(samuelding @ 2009-09-26, 10:36 AM) *
引用(jiankaihou @ 2009-09-24, 08:37 PM) *
引用(samuelding @ 2009-09-24, 03:56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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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不可否认的满清入关杀人如麻,清朝末期官场同样腐败无能,但是中国历朝历代哪家到了末期不是如此?楼主举例康熙时中国的人口是明朝的36%,但是五代时候中国的人口只有唐朝末期的30%!因此朝代更替所带来的大屠杀并不是满清独有的。因此,如果仅以此说满清取代明朝时中国文明的倒退,我不认可,明朝后期明政府统治的黑暗,当时的百姓连安定的生活都不能保证,何谈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或者文明进步?需要提醒你的是明朝是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灭亡的,为什么百姓会起来造大明政府的反?就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明朝已经堕落腐败到什么地步了,一个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政府还会有文明的进步么?我很反感现在有些人还把清朝看作是外族对中国的统治,难道少数民族统治的中国就不是中国么难道只有汉族统治的王朝才是正统?不要忘了闭关锁国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后期任何人驾船出海离开大陆就算叛国,否则以郑和下西洋时候中国的海上实力哪有倭寇能在东南沿海肆虐?这样的政府你认为还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如果从古人的角度反清复明还能说得通,毕竟他们有亡国之恨,但是从现在的角度看,这和秦始皇灭六国又有多大区别?不可否认的是清朝时候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繁荣程度要远超明朝任何时代,清朝的中国版图也远远超过明朝。实话实说,如果没有清朝,新疆西藏现在都是我们名副其实的邻邦,而不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仅凭这一点,清朝对中国文明的贡献就不能抹杀!再说,满清统治的时候是中国封建王朝中仅次于大唐各民族最平等团结和睦的时期,而李唐家族是有鲜卑血统的,而在之前所有的汉族统治的王朝,中国都是汉族的中国,而不是现在意义上 各民族统一发展的大中华。其实那些一直强调满清取代明朝是中国历史和文明倒退的人,扪心自问一下,您说这话是不是就因为清朝是满族人而不是汉族人在统治中国呢?最后一点,如果明朝是先进的,而清朝是落后的,为什么落后的会打败先进的?不是说落后才会挨打么?

明朝是先进的~但不代表它不是腐朽的~政治上的腐朽不代表文明上的落后,这说法没错吧~?明末后期已经出现的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清朝这个半奴隶半封建的关外民族,那在腐朽的明朝也很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革命,当然这只是可能,但至少有希望出现。清朝为什么赢,哪蒙古骑兵又是凭什么打进了比其先进更多的欧洲大陆?在冷兵器时代我个人认为,落后的文明更具有侵略性,更加嗜血!古罗马帝国和维京族的很多战役都能说明问题。个人观点

仅仅就您的观点说几点。
一、怎么样的社会算是文明的呢?先进的文化,经济,科技,同样还应该有思想、政治和民生!否则,论文化、思想,最繁荣的时代是春秋,论经济及社会包容性,No.1毫无疑问是唐朝,那难道说唐朝以后的朝代都是中国文明的倒退或者阻碍?封建制度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缺陷,任何封建王朝都不能摆脱。明朝和清朝比起来文化,科技,经济上是先进的,但是政治和民生上确实落后的--纵观整个明朝的政治,我想你应该承认明朝是整个中国历史中政治最黑暗的时代,一个政治黑暗的王朝能说他有多么文明的么?
二、明朝确实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会在明朝开花结果,个人认为几无可能。1、明朝时候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下的,虽然有钱但毫无社会地位,甚至是被其他说有群体,上至统治阶级下至大多数平民百姓所瞧不起的,这和西方的资本主义革命时候的社会背景是截然相反的。2、请大家注意,闭关锁国不是从清朝开始的,明朝末期就开始闭关锁国政策了,甚至不允许百姓出海,离开大陆就是叛国之罪,实际上当时的倭寇都是出海而的无法回国的中国人带来的,台湾也是明朝政府慷慨“租借”给荷兰人的,不能把这个账全算到清政府头上。因此我认为明朝虽然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明政府统治中国的时代是不会有资本主义发展的。不过历史不能假设,没有如果,所以这个问题无解。
三、请不要将满清和蒙元划等号。不可否认满清如果确实杀了中原很多人,不仅仅是你们汉族人,还有我们回族人(我是回民,我家现在还有一个十几年前做的纪念回族人民反抗满清起义多少多少年的锦旗),但是在满清统治稳定了以后,清政府并没有排斥汉人和其他民族,而是重用各民族有才之士,极为努力的学习之前汉人的先进文明,所以才会有康乾盛世,满清也才会在汉人为主的中原统治了200多年之久,远远多于大多数的汉族统治王朝,这就说明至少满清统治的前期和中期,百姓是安居乐业的,是接受满清统治了的,如果果真是像蒙古人,维京人那样的野蛮嗜杀的民族,可能做到么?末期的满清政府确实落后也同样腐败,扼杀资本主义维新,因此它被推翻,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但是这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逃脱不了的体制缺陷,请不要把入关前的战争状态和病入膏肓时期的清朝来和明朝最强盛的时期进行比较来说谁先进谁落后,这本身就是不对等的比较,就像是拿一个正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与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病人进行PK一样。



不争论,只纠正几个常识性错误:
1,全盛时明和清的疆土差距不大,1000万左右,不比现在小。明对西藏的控制程度远好于清,明对新疆一部的也曾经长期统治,清对新疆的统治虽然面积更大,但时间要短很多
2,终清一世,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施行的是最专制的制度,清帝和臣子的关系是史无前例的主奴关系,卖国条约贯穿始终,远超历朝之和。而明朝皇帝呢?明朝时外国人对明的描述充满了羡慕和赞叹,而清朝在康乾盛世就被来访的英国特使评为“一条破船”,和清朝比黑暗,明实在差得太远,最黑暗云云,实属信口雌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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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lan1   2009/09/28 16:44:47  471楼   举报

引用(doclan1 @ 2009-09-28, 04:30 PM) *
引用(samuelding @ 2009-09-26, 10:36 AM) *
引用(jiankaihou @ 2009-09-24, 08:37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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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先进的~但不代表它不是腐朽的~政治上的腐朽不代表文明上的落后,这说法没错吧~?明末后期已经出现的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清朝这个半奴隶半封建的关外民族,那在腐朽的明朝也很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革命,当然这只是可能,但至少有希望出现。清朝为什么赢,哪蒙古骑兵又是凭什么打进了比其先进更多的欧洲大陆?在冷兵器时代我个人认为,落后的文明更具有侵略性,更加嗜血!古罗马帝国和维京族的很多战役都能说明问题。个人观点

仅仅就您的观点说几点。
一、怎么样的社会算是文明的呢?先进的文化,经济,科技,同样还应该有思想、政治和民生!否则,论文化、思想,最繁荣的时代是春秋,论经济及社会包容性,No.1毫无疑问是唐朝,那难道说唐朝以后的朝代都是中国文明的倒退或者阻碍?封建制度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缺陷,任何封建王朝都不能摆脱。明朝和清朝比起来文化,科技,经济上是先进的,但是政治和民生上确实落后的--纵观整个明朝的政治,我想你应该承认明朝是整个中国历史中政治最黑暗的时代,一个政治黑暗的王朝能说他有多么文明的么?
二、明朝确实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如果说资本主义会在明朝开花结果,个人认为几无可能。1、明朝时候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下的,虽然有钱但毫无社会地位,甚至是被其他说有群体,上至统治阶级下至大多数平民百姓所瞧不起的,这和西方的资本主义革命时候的社会背景是截然相反的。2、请大家注意,闭关锁国不是从清朝开始的,明朝末期就开始闭关锁国政策了,甚至不允许百姓出海,离开大陆就是叛国之罪,实际上当时的倭寇都是出海而的无法回国的中国人带来的,台湾也是明朝政府慷慨“租借”给荷兰人的,不能把这个账全算到清政府头上。因此我认为明朝虽然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明政府统治中国的时代是不会有资本主义发展的。不过历史不能假设,没有如果,所以这个问题无解。
三、请不要将满清和蒙元划等号。不可否认满清如果确实杀了中原很多人,不仅仅是你们汉族人,还有我们回族人(我是回民,我家现在还有一个十几年前做的纪念回族人民反抗满清起义多少多少年的锦旗),但是在满清统治稳定了以后,清政府并没有排斥汉人和其他民族,而是重用各民族有才之士,极为努力的学习之前汉人的先进文明,所以才会有康乾盛世,满清也才会在汉人为主的中原统治了200多年之久,远远多于大多数的汉族统治王朝,这就说明至少满清统治的前期和中期,百姓是安居乐业的,是接受满清统治了的,如果果真是像蒙古人,维京人那样的野蛮嗜杀的民族,可能做到么?末期的满清政府确实落后也同样腐败,扼杀资本主义维新,因此它被推翻,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但是这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逃脱不了的体制缺陷,请不要把入关前的战争状态和病入膏肓时期的清朝来和明朝最强盛的时期进行比较来说谁先进谁落后,这本身就是不对等的比较,就像是拿一个正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与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病人进行PK一样。



不争论,只纠正几个常识性错误:
1,全盛时明和清的疆土差距不大,1000万左右,不比现在小。明对西藏的控制程度远好于清,明对新疆一部的也曾经长期统治,清对新疆的统治虽然面积更大,但时间要短很多
2,终清一世,出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官,施行的是最专制的制度,清帝和臣子的关系是史无前例的主奴关系,卖国条约贯穿始终,远超历朝之和。而明朝皇帝呢?明朝时外国人对明的描述充满了羡慕和赞叹,而清朝在康乾盛世就被来访的英国特使评为“一条破船”,和清朝比黑暗,明实在差得太远,最黑暗云云,实属信口雌黄。


补充关于资本主义:
在西方,“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绝对君主制政体,实际上成为封建结构向资本主义结构转化的过渡状态。英国和法国比较典型,法国在路易十四时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百年后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247]p160
    而在中国,封建制度是在公元前的春秋时期就瓦解,如果说战国、秦以及西汉时期还相当于西方在近代崛起以前的绝对君主制政体,那么到了宋朝明朝,就已经远远不是什么绝对君主制政体了,而是如钱穆所说的由平民知识分子控制实际政权的君主政体。
    
    
    这种政治上脱节的进步在宋明两代造成的后果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过度发展,或者说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
    
    
    一些人常常把中国最终没有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归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大了,受到的打击压制太大了。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事实却恰好相反,真相是中国从宋代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到明朝再一次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都是太小了,发展的太过于顺利,这才是中国最终在抵抗野蛮民族侵略的过程中显得过于脆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话究竟怎么说呢?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大量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可以直接通过科举进入政府做官,掌握控制基层乃至中央的行政权力。在没有部族统治,民族压迫统治的情况下科举制度普遍广泛实施的结果必然是政府官员中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占据了最大的比例。
    
    后果就是中国的宋朝和明朝,资产阶级没有经过什么斗争,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直接操纵控制了政权,就直接让政权来为他们服务。这和西方的资产阶级 还需要经过流血斗争,经过革命才能取得政权是完全两样的。
    
    宋朝,皇帝通过笼络优待的手段,分化了文官集团的力量,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资产阶级的势力,但本身因为这种对文官的过度笼络优待,而丧失了进一步振作的能力。
    
    至于明朝,则资产阶级就如同被惯坏了的孩子,他们只想着政权来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效劳,而不希望这个政权再从他们身上收取任何更多的东西。他们整个阶层就如同一个精明的商人一样,既然已经用最小的成本就获得了最大的收益,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增加成本来为支持这个政权多出一份力气呢?于是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朝廷的利益代言人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活动,几乎无一例外的获得了成功,而且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 在他们那里的意思仅仅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你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你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那都是对国家政府,对皇帝说的话,意思是你政府,你皇帝只要说说义就可以了,来说利就不好,就不光彩!而他们自己何尝不言利?简直就是对利言到了缁铢必究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那是休想得以成功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
    
    于是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许多论者常常大发议论,说中国古代中央政权的专制如何严厉,对社会的控制如何严密,中国古代的皇帝独裁者如何随心所欲,简直能控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简直就是从古以来的地球头号专制高压国家。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政府的重要代表的宋朝和明朝,一个是虽然征收的税是比较多了,但皇帝对待那些文官低三下四,打不能打,杀不能杀,犯了再严重的罪,往往也只是流放了事;另一个对文官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力严厉处置了,但是征收的税尤其是商业税收和其他国家相比,简直是离奇的低,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宋朝的商业税收还算是多的,可以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到了商品经济远比宋朝发达的明朝就干脆低到了等于没有商业税的地步。于是中国这个所谓头号专制国家就经常性的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一方面是公认的富裕,公认的经济高度发达,社会高度繁荣,然而另一方面却是国家中央政府常常在闹穷,甚至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开支都要捉襟见肘,都要依靠皇帝省吃减用,靠节省自己的个人生活消费来勉强支撑,甚至稍微一次小规模的战争一次稍微严重的灾荒都会导致国家财政发生危机,陷入破产边缘;而那些比中国穷的多的国家,倒是连年发动战争,经济上还绰绰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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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lan1   2009/09/28 16:57:29  472楼   举报

引用(jiankaihou @ 2009-09-24, 08:37 PM) *
引用(samuelding @ 2009-09-24, 03:56 PM) *
引用(jiankaihou @ 2009-09-24, 02:42 P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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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清朝拖累了整个中国文明进步,准确的说应该是倒退。

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不可否认的满清入关杀人如麻,清朝末期官场同样腐败无能,但是中国历朝历代哪家到了末期不是如此?楼主举例康熙时中国的人口是明朝的36%,但是五代时候中国的人口只有唐朝末期的30%!因此朝代更替所带来的大屠杀并不是满清独有的。因此,如果仅以此说满清取代明朝时中国文明的倒退,我不认可,明朝后期明政府统治的黑暗,当时的百姓连安定的生活都不能保证,何谈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或者文明进步?需要提醒你的是明朝是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灭亡的,为什么百姓会起来造大明政府的反?就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明朝已经堕落腐败到什么地步了,一个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政府还会有文明的进步么?我很反感现在有些人还把清朝看作是外族对中国的统治,难道少数民族统治的中国就不是中国么难道只有汉族统治的王朝才是正统?不要忘了闭关锁国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后期任何人驾船出海离开大陆就算叛国,否则以郑和下西洋时候中国的海上实力哪有倭寇能在东南沿海肆虐?这样的政府你认为还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如果从古人的角度反清复明还能说得通,毕竟他们有亡国之恨,但是从现在的角度看,这和秦始皇灭六国又有多大区别?不可否认的是清朝时候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繁荣程度要远超明朝任何时代,清朝的中国版图也远远超过明朝。实话实说,如果没有清朝,新疆西藏现在都是我们名副其实的邻邦,而不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仅凭这一点,清朝对中国文明的贡献就不能抹杀!再说,满清统治的时候是中国封建王朝中仅次于大唐各民族最平等团结和睦的时期,而李唐家族是有鲜卑血统的,而在之前所有的汉族统治的王朝,中国都是汉族的中国,而不是现在意义上 各民族统一发展的大中华。其实那些一直强调满清取代明朝是中国历史和文明倒退的人,扪心自问一下,您说这话是不是就因为清朝是满族人而不是汉族人在统治中国呢?最后一点,如果明朝是先进的,而清朝是落后的,为什么落后的会打败先进的?不是说落后才会挨打么?

明朝是先进的~但不代表它不是腐朽的~政治上的腐朽不代表文明上的落后,这说法没错吧~?明末后期已经出现的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清朝这个半奴隶半封建的关外民族,那在腐朽的明朝也很有可能出现资本主义革命,当然这只是可能,但至少有希望出现。清朝为什么赢,哪蒙古骑兵又是凭什么打进了比其先进更多的欧洲大陆?在冷兵器时代我个人认为,落后的文明更具有侵略性,更加嗜血!古罗马帝国和维京族的很多战役都能说明问题。个人观点


清的屠杀和从前正常的朝代更迭有很大区别
仅仅因为不和他们做一样的发型就得人头落地,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罕见的
为了前朝史书编撰问题而灭人家的族这也是前无古人的
清在短短几十年间造成的伤亡,竟然可以与从前上百甚至数百年治乱更替相比,这本身就足够说明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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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lan1   2009/09/28 17:22:22  473楼   举报

引用(samuelding @ 2009-09-24, 03:56 PM) *
引用(jiankaihou @ 2009-09-24, 02:42 PM) *
引用(niceus @ 2009-09-22, 10:00 PM) *
满清入关后的大屠杀
满清朝廷发布过大量屠杀文告,其中最著名的,是满清官方资料《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中的记录:
  
   “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并宣称:
  
   “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爝火录卷四)
  
   满清在四川1649年的另一份文告,口气也非常类似: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满清另一份官方史料,《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则记载:“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
  
   镇江知府告示则是:“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并将反抗者的人头,集中起来恐吓人民。
  
   满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
  
   在以上满清官方的宣告中,充斥了大量“屠全城”、“尽行屠戮”、“杀无赦”、“全家斩”、“全村斩”的凶恶威胁。而下面列举的资料,则证明,满清的公开威胁,绝不仅仅停留在口头。

  满清(后金)入关前的大屠杀
  
   首先,满清入关前,其对辽东汉人的大屠杀,也大量见诸于原始文献,以下列举诺干:
   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九次汗谕,清查所谓“无谷之人”(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汉人),并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捕之送来”,最后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满语之谓汉人)”。这是公开的种族灭绝!
  
   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又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对村庄的汉人,
“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作为第三方的朝鲜史料,《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也记载了辽东汉人的悲惨遭遇:
  
   “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
  
  满清入关后,对自己大屠杀最赤裸裸的供认,就是顺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亮揭贴
  
   “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
  
   满清档案:顺治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宣大巡按金志远题本《明清档案》第十一册,A11-20中,更是由于“城破尽屠”,只好请求释放剩下的5个“无凭究拟”的犯人。《朔州志》也承认:“城破,悉遭屠戮”。

清军占领辽东地区后,先是担心当地穷人无法生活而造反,把辽东地区的贫民都抓起来杀掉,称“杀穷鬼”。两年后,清军又怕辽东的富人不堪压迫而反抗,又把辽东地区的富人几乎杀光,称为“杀富户”。共杀辽民300多万,辽东地区的汉民基本殆尽。皇太极破锦州,三日搜杀,妇孺不免;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清军其本性残忍,一路奸淫烧杀:从“扬州十日”到“嘉定三屠”,南昌、广州、大同、金华。由南至北,兽行累累。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 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 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日到12月15日,各处街道 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戮可怜奴隶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州大屠杀,史称“庚寅之劫”。据清代官方史载,这场屠城,斩获“兵民百万”,又“追剿余众至海滨,溺死者无算”。(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卷78之18)在广东地方文献《广州城坊志》中,转引了方恒泰《橡坪诗话》的记载,亦曰:“……城前后左右四十里,尽行屠戮,死者七十余万人。相传城中人士窜伏六脉渠约六七千人,适天雨,渎溺几尽,其所存仅二人,双门底刘中山其一也。”“止有七人躲入大南门瓮城关帝庙神像腹中,得免诛戮。”(黄佛颐:《广州城坊志》226页, 221页)“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 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 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 王鸣雷) 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 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遍地皆是。投河自溺者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门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行舟无处下篙。血污浮于水面,高出数分。”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献出财宝,其人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州大屠杀,据《扬州十日记》所载,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与其子多铎指挥军队攻破扬州城后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大肆屠杀,史载:“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跌,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初四日,天始霁。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后来由城内僧人收殓的尸体就超过了80万具。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日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揚州也,士民皆迁湖瀦以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輒令开城納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遺骸,而天暑众屍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日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贱奴来!贱奴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清寇在大屠杀后,往往故意留一些僧侣不杀,让这些幸存者来清理屠场,《扬州十日记》:“谕各寺院僧人,焚化积尸”。《嘉定乙酉纪事》:“城中无主,积尸成丘,惟三四僧人,于被焚处,拆取屋木,聚尸焚之。”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投环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紀》:“滿城杀尽,然后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隱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城八十一日,城內死者九万七千余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余人” 。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经死,在营而死者亦十余万。先至之兵已各私载掳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方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全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南明永历二年(1646)清兵攻陷福州,“尸横遍野,血流成渠,肝脑涂地,粉身碎骨,惨不忍睹,遇难者六十余万”...延平郡王郑成功的母亲也遭残酷轮奸,羞愤自尽...
苏州守将投降的早些,仅被屠半城,约三十多万...
松江(上海)二十八万人被清兵杀得一个不剩,“死骵密布,僵尸如麻,阴森恐怖 ,冤魂哭泣,白日见鬼,腥风血雨,悲惨世界”!


《番禺县志》记述:番禺典吏丁有仪夫妻先后被杀,“越日(第二天),所弃儿匍匐尸旁,犹吮其(母亲之)乳,过者无不泪下。”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 日,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顺治二年7月30日,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 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四川,清军于1647年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天府之国的成都仅幸存二十户,士民被杀者四十余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无数间...“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好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蜀乱》 把四川一千多万人杀光了以后,就把罪恶全部推给也杀了一点人的农民军首领张献忠,还编造出混世魔王张献忠杀人6个亿的历史第一大谎言!

"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在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崇祯十一年冬至十二年春,清军在畿辅、山东一带掠去汉民四十六万二千三百余人,崇祯十五年冬至十六年夏,清军又“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清太宗实录》)
     
   满清入关后,继续劫掠人口。顺治二年八月辛巳日谕兵部“俘获人口,照例给赏登城被伤之人。”(《清世祖实录》)
  
   汉人奴隶遭受非人的虐待,大量自杀。康熙初年,“八旗家丁每岁以自尽报部者不下二千人”(《清史稿》),由此推算,仅自杀的汉人,在满清入关前后几十年间,就不下10万人。被虐待致死的,更不在少数。
  
   由于满清的疯狂虐待,大量汉人奴隶逃亡,“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清世祖实录》)
  
   满清统治者为了制止逃亡,强化其1626年颁布的《逃人法》,顺治皇帝,“有隐匿逃人者斩,其邻佑及十家长、百家长不行举首,地方官不能觉察者,俱为连坐”。顺治六年又改为“隐匿逃人者免死,流徙”、“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为始,凡章奏中再有干涉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清世祖实录》)
  
   甚至投靠满清的大汉奸靖南王耿仲明,由于收留了逃亡汉人奴隶,也被迫自杀。
  
   满清迁界禁海暴行:
  
   康熙三年(1664)三月初六,清军大队兵船入东山,“尽驱沿海居民入内地,筑墙为界,纵军士大淫掠,杀人山积,海水殷然”(《台湾南明郑氏始末》)
  
   “一时人民失业,号泣之声载道,乡井流离颠沛之惨非常,背夫弃子,失父离妻,老稚填于沟壑,骸骨白于荒野”(《台湾外志》)
  
   福宁州, “州地以大路为界,南路以州前岭为界,松山、后港、赤俺、石坝近城亦在界外。道旁木栅,牛马不许出入。每处悬一碑曰:敢出界者斩!”“越界数步,即行枭首”(乾隆二十七年福宁府志卷四十三)
  
   莆田县,“着附海居民搬入离城二十里内居住,二十里外筑土墙为界,寸板不许下海,界外不许闲行,出界以违旨立杀。武兵不时巡界。间有越界,一遇巡兵,顿时斩首”“每出界巡哨只代刀,逢人必杀。……截界十余年,杀人以千记” (《清初莆变小乘》
  
   (广东香山县)“初,(广东香山县)黄凉都民奉迁时。民多恋土。都地山深谷邃,藏匿者众,平藩左翼班际盛诱之曰点阅,抱大府即许复业。愚民信其然。际盛乃勒兵长连埔,按名令民自前营入,后营出。入即杀,无一人幸脱者。复界后,枯骨遍地,土民丛葬一埠,树碣曰木龙岁冢,木龙者,甲辰隐语也”(道光七年《香山县志》卷八)

  对于屠杀规模的估计
 
  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5,165.5459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明熹宗实录卷4)。
  
   以上人口数字,当然是不完整。因为人口被大量隐瞒。通常认为,明代人口,实际上仅是官方所掌握的赋税人口。
  
   很多人口学者(包括海外学者)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大约在1亿到2亿(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 年第1期))。
  
   尤其是人口学权威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强调:“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应有1.97亿人。万历二十八年以后,总人口还可能有缓慢的增长,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亿了。”
  
   而有些乐观的西方学者,则估计在1600年左右,明代人口为2.3亿人,甚至还有峰值2.9亿的估计,但明显偏高了。综合来说,认定明末人口在2亿左右,已经成了人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与明代人口相比,在官方统计上,满清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1,063.3326人(比明光宗泰昌元年减少了4000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清实录世祖卷61)。
  
   而在满清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

  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绝对是一个大大超过2亿的惊人的天文数字!

满清入关并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经济、文化上的进步。相反摧毁了明朝的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先进文化,科技发展,经济积累,使中国落后西方三百年。

历史已经过去了三百年,民族之间也不会继续留存仇恨。但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隐瞒历史,则意味着犯罪!

我一直认为清朝拖累了整个中国文明进步,准确的说应该是倒退。

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有些偏颇,不可否认的满清入关杀人如麻,清朝末期官场同样腐败无能,但是中国历朝历代哪家到了末期不是如此?楼主举例康熙时中国的人口是明朝的36%,但是五代时候中国的人口只有唐朝末期的30%!因此朝代更替所带来的大屠杀并不是满清独有的。因此,如果仅以此说满清取代明朝时中国文明的倒退,我不认可,明朝后期明政府统治的黑暗,当时的百姓连安定的生活都不能保证,何谈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或者文明进步?需要提醒你的是明朝是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灭亡的,为什么百姓会起来造大明政府的反?就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明朝已经堕落腐败到什么地步了,一个病入膏肓奄奄一息的政府还会有文明的进步么?我很反感现在有些人还把清朝看作是外族对中国的统治,难道少数民族统治的中国就不是中国么难道只有汉族统治的王朝才是正统?不要忘了闭关锁国是从明朝开始的,明朝后期任何人驾船出海离开大陆就算叛国,否则以郑和下西洋时候中国的海上实力哪有倭寇能在东南沿海肆虐?这样的政府你认为还能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如果从古人的角度反清复明还能说得通,毕竟他们有亡国之恨,但是从现在的角度看,这和秦始皇灭六国又有多大区别?不可否认的是清朝时候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繁荣程度要远超明朝任何时代,清朝的中国版图也远远超过明朝。实话实说,如果没有清朝,新疆西藏现在都是我们名副其实的邻邦,而不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分,仅凭这一点,清朝对中国文明的贡献就不能抹杀!再说,满清统治的时候是中国封建王朝中仅次于大唐各民族最平等团结和睦的时期,而李唐家族是有鲜卑血统的,而在之前所有的汉族统治的王朝,中国都是汉族的中国,而不是现在意义上 各民族统一发展的大中华。其实那些一直强调满清取代明朝是中国历史和文明倒退的人,扪心自问一下,您说这话是不是就因为清朝是满族人而不是汉族人在统治中国呢?最后一点,如果明朝是先进的,而清朝是落后的,为什么落后的会打败先进的?不是说落后才会挨打么?



这位清粉未免太离谱
1,明只在领土面积上略逊清一点点,但也绝不是你说的以西藏新疆为邻邦,事实上明长期控制新疆相当一部分,对西藏的控制程度远超过清,越南是明的省。
2,在你提到的其它所有方面明都远超过清,在前面大家的帖子中多有论述,不在这里重复了,如果你还有半点客观就自己去看吧
3,落后打败先进是很常见的。就像流氓和知识分子对打很多都是流氓赢。不过清灭掉的只是连明的1/3实力都没有的南明和已经迅速腐化堕落的农民起义势力,而不是真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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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ord   2009/10/01 23:11:32  474楼   举报

引用(看风听雨 @ 2009-09-24, 08:42 AM) *
引用(relord @ 2009-09-24, 06:55 AM) *
引用(看风听雨 @ 2009-09-23, 03:53 PM) *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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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托,举个好点的例子,现在保留下来的《永乐大典》还有多少?不过只有几百册了,而且一般人也很难看到的。

不止几百卷,而且有电子版的

确切说现存的不到800卷,其中还是部分海外藏品,出的那些影印本也不是面向大众的。你说的电子版,我原先还真不知道,Google了一下能找到的也只是这800卷中的少部分而已,如果你有好的资源,盼分享。

好像国图把馆藏做了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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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uoduo8674   2009/10/03 11:24:52  475楼   举报

貌似很火,还没看过,下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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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nly0330   2009/10/07 00:18:29  476楼   举报

此页看评论很郁闷```
混乱!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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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jfantasy   2009/10/08 20:01:31  477楼   举报

非常好的一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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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joshar   2009/10/14 21:16:02  478楼   举报

连着看了半个多月,全看完了,欲罢不能。
被历史人物的节气,精神所感动,学到很多东西。
感谢明月。
期待你写其他朝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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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鸣   2009/10/27 11:46:27  479楼   举报

明清打起来了!历史不可假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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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tsugyou   2009/11/05 22:14:43  480楼   举报

我非常欣赏当年明月兄的写作风格,有钱钟书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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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hszbd   2009/11/10 23:38:08  481楼   举报

谢谢楼主啊,省得买书的钱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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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行浪子zzk   2009/11/14 03:06:11  482楼   举报

中国什么时候有自己的成熟的民族主义,而不仅仅是民族情绪而已!看了上面一些高人的评论,我非常佩服他们的历史功底(当然我希望你不是复制的别人的,在这里充门面而已!),论证的结论却让人无语!
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没有民族主义传统,只有天下的概念!不然诺大一个中国也不会让满族人给征服,我虽然也很讨厌 那个头上留个猪尾巴的王朝,但历史就是历史,不要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去看待过去!当年明月在凤凰卫视做节目时,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学历史得到的一个教训是,我们从来没有在历史中得到教训,总以为自己比古人聪明!顽固保守不是满清的错,而在于我们所奉行的儒家文化!难道是仅仅清末新政那么难吗,历朝历代那次变法容易?
不要拿着自己刚学的一些民族主义(应该是民族主义情绪)去议论过去,并且很多人已经基本偏离唯物史观的基本,仅仅是因为痛恨满足王朝,就去否定这个王朝的一切!如果我们真要反思,那就回家跑到自己祖坟上,问问自己老祖宗为什么当初不反对满清,他们会无情的告诉你,谁给饭吃就服从谁的统治!只要自己的“家”能安稳 就行!陈独秀很有学问吧,甲午战争后他才知道中国之外还有其他国家!!!我们只有家的概念没有你所想拥抱的那个民族主义,所以我们就不要在这意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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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贴士:
  1. 类似“顶”、“沙发”之类没有营养的文字,对勤劳贡献的楼主来说是令人沮丧的反馈信息。
  2. 提问之前请再仔细看一遍楼主的说明,或许是您遗漏了。
  3. 勿催片。请相信驴友们对分享是富有激情的,如果确有更新版本,您一定能搜索到。
  4. 请勿到处挖坑绊人、招贴广告。既占空间让人厌烦,又没人会搭理,于人于己都无利。
  5. 如果您发现自己的评论不见了,请参考以上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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