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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破英雄惊杀人 评书》刘纪同播讲35回[M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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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还是蛮雄?
——黄波《说破英雄惊杀人》阅读札记
大约没有一部书像《水浒》那样,曾被充分“时政”;也没有一部书像《水浒》那样,亦被彻底“民间”。如今,著名杂文家黄波出了本《说破英雄惊杀人》,大约没有一位作者像他那样,对这部名著中的人与事进行如此彻底的解构与重建、解剖与恢复。
《说破英雄惊杀人》中的篇章,大多曾在《文汇报》笔会版的专栏中陆续刊载,网络和纸媒转载甚多,我在不同场合已读过不少。文章是随笔化的写作,作者深研细究,皆属思想性而非学术性,这正是黄波先生独到的“水浒别裁”。
水浒一百单八将,仿佛一百零八块“赌石”,里面或有一些玉的成分,但更大的比例只是石头。黄波就是告诉你,这一块块出名的“赌石”中,顽石的比例是如何的巨大。《水浒》是写英雄豪杰的吗?NO!《水浒》是写农民起义的吗?NO!它其实在渲染杀人放火,在赞美暴力暴行,在讴歌土匪强盗;那些梁山好汉们,从崇尚暴力的淳朴嗜血者李逵,到“一边惩恶、一边帮凶”的武松,到可怕又可憎的拼命三郎石秀……端的是黑暗社会里一伙“暴民”,将快意恩仇弄到沸点,完成了一种能够自我复制的强暴。说破英雄惊杀人!从本质看,他们是劫富不济贫、除暴不安良,梁山上下闪刀光,四海之内皆剑影;“替天行道”和“为己谋利”,两者只是好汉们的表里之别———面子是好看的,里子是不堪的。
《水浒》人物,有名无名出场未出场的合计有七八百号人,真英雄寥寥。读着《说破英雄惊杀人》,我满脑子晃动的是“蛮雄”二字。这些蛮雄,“杀”字当头,可谓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而“杀”字,在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一个轻易说出口的字———生命通常是不具备多少价值的。而我们似乎早已习惯于这样的“暴力美学”,见怪不怪了。
今人读《水浒传》,犹如观看“三十六计”的“计谋算术”,不再敏感于那些恐怖的词汇,可仔细想想,那一个个都是多么可怕的情形:瞒天过海、借刀杀人、趁火打劫、无中生有、笑里藏刀、偷梁换柱、上屋抽梯、借尸还魂……
水浒那些人儿那些事儿,在黄波笔下,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恢复”,恢复了他与它的本来面目与真实面貌。那些在中国历史上屹立了千百年的英雄形象,黄波用千百个字就能将其一一放倒,是因为作者手中握有普世价值的杠杆与支点。将那种种快意恩仇置于现代文明理念之下,我们就不难发现,在那样的蛮雄世界,倒下去的绝不是壮士,树起来的绝不是丰碑。
帝制少繁荣。水泊梁山,所处的制度环境是明晰的。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决定了社会长期的飘摇动荡;即使朝代更迭换了人,东方式的“独享”专制也不会更换。在受压迫———即权利被剥夺的情况下,反抗当然是一种权利;而反抗过程中,以及反抗成功———亦即基本权利得以恢复之后,蛮雄们照样会抡起板斧不顾对象砍杀过去。问世间谁需要这样的腥风、谁喜欢这样的血雨?普普通通的百姓,会热爱那样的情景、而将自己置身其中吗?看看成为人文形象的关公塑像,总是那么的儒雅,他绝不是在乱舞大刀而是在读《春秋》———这是一种向善的社会心理的反映,只是长久以来,这种向善心理在专制强权面前太过虚弱了。
手起刀落头滚地———赞美这种“快意”,只能抵达“恩仇”。而江湖至今仍存,江湖意识更是处处潜在。比如当今许多喝“狼奶”长大的愤青,仿佛就是当代梁山上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在网络上无所顾忌地大砍大杀,掀起阵阵网络暴力。而在官场,则多为“江湖操纵”意识———操纵别人之快意,与砍杀他人之快感,本质上没有多大的不同。不讲情理的江湖蛮雄意识,甚至渗透到寻常生活中,比如长时间里,我们钓鱼的鱼钩粗大又有倒刺,取鱼钩时把鱼儿弄得血淋淋,却有一种征服的快意。狼性的人文环境,是不会尊重动物的,更别说对人的尊重了。
人都有吃奶的时候。当今国人才刚刚开始吮吸普世价值的奶水,黄波这本书就是这样一种人文营养素。多一本《说破英雄惊杀人》,就少一杯“狼奶”,这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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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ozhi615
2009/03/07 14:37:09 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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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nibal2006
2009/03/07 18:29:33 1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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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yanbing
2009/03/07 23:01:08 1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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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yanbing
2009/03/07 23:03:28 18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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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allcoon
2009/03/11 06:55:36 2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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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楼已被删除
禅剑武者
2009/03/14 19:25:20 3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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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是说什么的?长期以来民间的普遍看法是,它是歌颂梁山好汉的。“好汉”,乃英雄也。学界以前的主流观点是“农民战争”(或农民起义)说,后来又有“市民运动”说。无论何种说法,也基本上是将其视为“英雄”的赞歌。众好汉因不堪统治者的欺压,揭竿而起,成为反抗暴政的英雄。不少学者认为,这部名著的主题就是“官逼民反”。杜景华在《夜话水浒》(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中明确指出:“《水浒传》贯穿一个思想,便是‘逼上梁山’”;“应该说,100多英雄好汉无一不是被逼上梁山的。”
不过,也有少数人对“逼上梁山”提出质疑,例如著名学者萨孟武曾说:“‘迫上梁山’是《水浒传》的统一性,但是真正迫上梁山的,似只有林冲和武松两人,其他好汉或自愿落草,或为梁山所迫。”(《水浒与中国社会》岳麓书社1998年版)。
此前否认大多数梁山好汉是被逼上梁山的论者一般并不质疑其“官逼民反”的前提,因此尽管结论不同,其出发点与“逼上梁山”论者并无二致。黄波近著《说破英雄惊杀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展开论述,无论是在旧论的深化还是在新论的创建方面,都有着吸引人之处。
本书也认为“整个梁山,真正够格能称‘逼上梁山’的,其实只有一个林冲。”但是在出发点上与他们有着明显区别。《“逼上梁山”考》这一节全面考察“好汉”们上山的不同动机和途径,指出,一些人是羡慕梁山好汉“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生活而自愿上梁山,还有人早就是地方上的恶霸,是“逼” 别人的角色,哪里用得着被人“逼”呢。另有些人是被梁山人设计诱上山的,例如卢俊义、秦明、朱仝等。(牧惠在《歪批水浒》(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中把这种手段称之为“拽上梁山”。)这些分析从根本上颠覆了“官逼民反”乃至“逼上梁山”的神话。
揭示好汉们上梁山的动机,已经动摇了他们作为造反者的英雄形象。黄著又进一步分析梁山好汉们的行为,明确提出判断英雄的标准:“在英雄的判断问题上,我秉持的价值观都是一以贯之的,即看是否把天赋权利摆在最重要的位置。”可是千百年来,漠视人之天赋权利的梁山好汉被当作英雄,受到国人的追捧,这是严重违背现代文明理念的。本书的主旨就是要“打破人们对水浒英雄的梦想”,大力宣扬现代化的理念。
李逵是世间公认的头号梁山“英雄”,不仅因为他“革命性”最强,激烈反对宋江主张“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而且因为他敢杀,敢拼,据说,这多是因为他有着率真和可爱的性格。黄著批评的头一个目标就是李逵,指出他不仅不那么可爱可敬,而且是可怕和可憎。李逵是一个嗜血者,把战争、杀人和流血看得像一场游戏,而且动不动就会“杀得手顺”,因此而杀人成瘾,滥杀无辜。在劫法场时,他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杀的都是看客;为“逼”朱仝上梁山,李逵竟然残忍地砍杀无辜的幼童——小衙内。
大多数人对小衙内之死熟视无睹,还有极少数人为李逵的罪恶开脱。例如牧惠认为,李逵只不过是一个执行者,“李逵奉哥哥将令杀死区区一位小衙内,实在算不得什么。再说,难保这位被沧州知府娇宠的小衙内,长大之后不会是高衙内这样的恶棍或蔡九知府式既贪婪又昏庸的低能儿。”值得注意的是,牧惠对《水浒传》中的杀人普遍持赞同的态度,对常人认为武松只该杀张都监家三人的主张,牧惠说,为了能顺当地杀死三个仇人,武松非杀死更多的人不可。况且,扩大化的“冤死鬼”可以对坏人起到警告的作用。对于被李逵滥杀的法场看客,牧惠竟然说是活该,“谁叫你看热闹!”如此冷血和是非颠倒,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而最令本书作者不能容忍的就是李逵竟然残忍地砍杀无辜的幼童。“那个年仅四岁‘生得端严美貌’的小衙内的死让人心痛,‘小衙内倒在地上,只见头劈做两半个”。本书对小衙内之死极为重视,在开篇专论李逵的那一节中说到,而且专门设一节《小衙内之死》,详尽地阐述。他原以为自《水浒传》流传以来,痛惜小衙内之死“这只是我一人的感受”,后来发现,此前已有知堂老人强烈谴责李逵的兽行,把它视为“不能饶恕的”罪恶。其实,王学泰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感受:“为了把朱仝赚上梁山,李逵非常残忍地把朱仝照看的人见人爱的小男孩脑袋劈作两半。”认为这是让“现代读者感到是非人类所为的”。尽管本书作者不是痛斥李逵此项暴行的唯一者和第一者,但是他首先真正将此事件认定为一个极其严重和严肃的问题,并作为评别水浒英雄的一大标准。李逵因此无可置疑地被排除在英雄行列之外,而将人性未泯的朱仝判定为少数的(仅有的4位)真英雄之一。
本书全面揭露梁山“好汉”的暴行,包括“十字坡”黑店孙二娘做人肉包子,等等。在谴责李逵等人罪恶的同时,抨击国人对此的纵容和麻木,不仅显示了鲜明的是非观念,而且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黄著以杀人者的暴行为切入口,进一步分析梁山好汉们的各种行为,戳穿了他们“替天行道”、 “劫富济贫”、“除暴安良”、“仗义疏财”的种种神话。书中论述扈三娘的话可以当作对大部分梁山好汉的评价:“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以替天行道的名义砍砍杀杀的机器。”
黄著提出要打破人们关于水浒英雄的梦想,的确是慧眼独具,在水浒研究中开创了一种新视角。该书还对长期以来《水浒传》研究中的诸多热点话题,如《水浒传》的女性观、梁山好汉排座次、招安与反招安之争、晁盖与宋江关系等问题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些也都与“英雄”的主题密切相关。
书作者指出,虽然他对水浒英雄基本上不予认同,但并不否认《水浒传》作为伟大文学作品的价值。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值得赞许的。《水浒传》全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千姿百态,也揭示了隐含于中国文化深层所具有的暴力性。还要指出的是,尽管它不一定是描写农民起义,但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需求去理解它,利用它。明清一些民间暴动以《水浒传》为政治教科书,无论起义、作战,还是招安,受降,多有以梁山好汉为榜样者。明末农民起义军借用《水浒传》中“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口号。还有不少起义领袖采用水浒人物的名字或绰号,例如黑旋风、一丈青、宋江、燕青等等。据袁良义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中大略统计有20多个这类名称,说明这部古典名著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黄敏兰/文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4月2日
shinja1007
2009/03/16 07:54:40 3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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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剑武者
2009/03/22 10:48:29 39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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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忆江湖悲白发
----读黄波《说破英雄惊杀人》
发表于2008年3月28日《新京报》书评周刊(有删节)
刘绪义
毫不隐晦地说,我的童年就是在《水浒》的氛围里度过的。我的父亲和几位父执都是正宗的《水浒》迷,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宋江的“铁杆粉丝”。我出生时他们一致给我取的名字就是借用梁山泊群英聚义中的两个字:“聚义”,直到如今,我老家的人们仍然这么叫我。老人们喜欢读《水浒》、谈《水浒》、争《水浒》,自然在这种环境熏陶下,我也很早成了宋江的粉丝。我记得我小时候买过一本七角钱的童话书,结果被父亲暴打了一顿,但花八角钱买的《水浒》倒没出状况,只是后来因上课时偷偷看了一下被老师当场没收了。
等到看出点点道道来,已是青春期了,慢慢地我不喜欢宋江了,也不喜欢梁山泊上“聚义厅”这个词,于是我偷偷地改了名字,好在我们老家,“绪”和“聚”是同一个音,父亲也莫奈我何。
因为这个缘故,我仍然关注《水浒》,陆陆续续读过不少有关《水浒》研究方面的著作,曾经也一直想写点什么却一直未成篇。内心里担心写出来人们接受不了。因为骨子里我对江湖还是有那么一种好感,只是对英雄再也不那么崇拜了。
日前,读到黄波先生的大著《说破英雄惊杀人》,突然有了一种快感。大概是我读《水浒》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感到一种快意的发泄吧。应该感谢黄波先生道出了我多年郁积在心的块垒。
我的潜意识里,《水浒》是不值得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的,而应该作为一种思想观来探究。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水浒》,真的不过是天下文章见仁见智,只不过加深人们固有的观念罢了。黄波的这本《说破英雄惊杀人》便正是从思想史、心灵史的角度来探究千百年来中国人的大众心理,从人类固有的一种永恒价值观来洞究人心、堪破《水浒》背后深层的奥秘,其精细超乎前人,其泼辣惊煞后人。
透过这本书,淳朴的嗜血者李逵,落魄挣扎的贵族柴进、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宋江、可怜的阎婆惜、一边惩恶一边帮凶的武松、搞笑的王伦、长反骨的晁盖、聪明的卢俊义、可怕又可憎的拼命三郎等一个个清晰而又真实的人物一个个地向读者走近,黄波先生通过对《水浒》中人们熟悉的“英雄人物”的精细解析,带给我们一种全新的视觉冲击,彻底撕毁了千百年来沉积在中国人心目中和潜意识下对《水浒》英雄崇拜的面罩。这都是些什么英雄呢?草菅人命,漠视人性的“英雄”而已。黄波直指人性的普遍性,他问“倘若这些英雄成了你的邻居,你会害怕不害怕?”不用说,当这些所谓的英雄真正就在你身边的时候,每一个原先崇拜他们的人们都会象那个好龙的叶公那样,避之唯恐不及。
透过人们熟悉的“十字坡上的冤魂”、“小衙内之死”、“夺鼎之战”、“公门众生相”、“逼上梁山”等《水浒》中一系列腥风血雨的事件,黄波先生进一步把“英雄”的本来面目和本质揭下来给大家一一展示,所谓的“逼上梁山”原来不过是一句悲情的口号,所谓的“替天行道”不过是从造反到招安的另一种表达,这里的“天”只是“天子”的简称。
宋江的好义本质上是市义;群英的聚义本质上是聚利;好汉的座次原来是权力的分配;他们声称的解民倒悬不过是替自己的名利寻求合法性的标签。这一切,再隐晦不过,难道还用得着千百年后一个叫黄波的青年来堪破吗?难道真的是世无豪杰让黄波做了回先知?不是都说百姓的眼睛雪亮吗?黄波并不想做空泛的道德先知,也不想充哗众取宠的英雄,他的弥足珍贵之处就是很平实地揭示了大众的心理奥秘。
这奥秘在哪里?黄波先生告诉我们,这奥妙就在于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水浒江湖原来不过是世俗理想的真实映像。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近年来,有关江湖文化的研究也多了起来,有一种说法,江湖是中国近代落后的原罪,江湖是中国构建现代社会的一个难题。这显然是误读江湖的缘故。
一般说来,江湖与庙堂是对立的。但这种对立从根本上来讲只是一种情绪的对立、心理的对立。某些时候,江湖要比庙堂纯粹得多、贵族化气息浓得多;更多的时候,庙堂还是江湖的榜样,江湖不过是庙堂的镜子。
宋江身上的流氓气是从哪里来的?晁盖身上的豪侠气又是从哪里来的?通过二人的对比,黄波敏锐地指出,宋江学吏出身,久在官场上历练,因而,心机深沉,好弄权术,只要认准了目标,就敢放手去做,无所不用其极。相反,晁盖自小与江湖中人交接,有股豪侠气,较为单纯,难免任侠使气,谋事不周不远,有一定的观念束缚。一个单纯,一个奸诈,足见,江湖与庙堂的差别。同在江湖,宋江的江湖与晁盖的江湖显然是有区别的。晁盖的江湖是地道的江湖,而宋江的江湖沾了庙堂气。
然而,为什么宋江得人喜欢?原因之一就是宋江的江湖借鉴了庙堂的规则。比如,利用天书给兄弟们排座次,采用的就是庙堂文化中惯用的神道设教模式。在晁盖生前,这种座次是不肖排的,因为在纯粹的江湖中人看来,大家都是手足兄弟,不能像庙堂那样分个尊卑上下。排座次,本身说明江湖的蜕变,说明了江湖向庙堂的妥协,靠拢,想建立一个与庙堂相仿的组织,是江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我最感兴趣的便是想看那一干庙堂中人从庙堂进入江湖后有什么变化。晁盖虽然是从庙堂中来的,但他自小与江湖中人厮混,所以进入庙堂后并没有什么变化。柴进,虽然身在庙堂,其实心早进入了江湖。卢俊义,人在庙堂时因为傲气而处处显得笨,进入梁山后由骄傲变得谦卑、淡泊权利,人一下子聪明起来。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其实不难理解,梁山主力是由两类人组成,一为游民;一为将官。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除了林冲等个别人之外,其都不是“逼上梁山”的,真正使得他们走上梁山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庙堂中怀才不遇。
那么,这一干怀才不遇之人进入江湖之后,是否改变了他们的际遇,使他们的才有了用武之地呢?我们完全看不出。即便是位居梁山至尊的宋江,也念念不忘的是复归庙堂。更遑论他人?他们唯一满足的就是终于能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自由快意了。
再看宋江的立威术和御赐婚姻(扈三娘),其实和大宋王朝有什么两样?再细思,江湖本应是一个与庙堂格格不入的处所,可江湖为什么也重权谋?相反像林冲式的真情却稀罕呢?为什么梁山泊里的文人竟然只有一个,还叫做吴用?
原因就在于庙堂之中。水浒里的江湖,不过是庙堂的翻版。
从大众心理看,不管是什么样的江湖,原只不过是文人们的想像空间,是文人们根据百姓大众的心理照着庙堂这个葫芦画出来的瓢。中国历史可悲悯之处正如黄波所言,倘若宋江成功了,则又是一个赵匡胤。又是一个赵匡胤之后,应该是又冒出一个宋江。说到底,江湖与庙堂只不过是古代的二党轮流执政的把戏。
有诗人说:“永忆江湖悲白发”。读了黄波先生的《说破英雄惊杀人》,我方才懂得诗人的本意。



















































jn8lz (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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