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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Murder On A Sunday Morning)[DVDRip]

  • 状态: 精华资源
  • 摘要:
    发行时间2005年
    地区美国
    语言英语
  • 时间: 2006/05/03 08:13:40 发布 | 2006/05/03 08:13:40 更新
  • 分类: 综艺  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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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星期日早晨的谋杀案
英文名Murder On A Sunday Morning
资源格式DVDRip
发行时间2005年
地区美国
语言英语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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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周日早谋杀案》

这不是非常复杂的案件。事情发生在2000年5月7日,一个安静星期日的清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市,在雷玛达旅馆前,突然传来一声枪响。警察赶来,见一位外地老年旅客杰姆斯.斯坦芬先生,正万分悲痛地守着妻子。他的老伴,64岁的玛丽.安.斯坦芬,仰面朝天倒在血泊里。一颗近距离发出的子弹,从眼窝附近射入头颅,她已经气绝身亡。
  
  谋杀大约发生在早上七点,斯坦芬先生和妻子在旅馆餐厅吃完早饭,正端着咖啡走向自己的房间。据斯坦芬先生回忆,他看到一个年轻黑人,劈手夺了他妻子挂在肩上的小包,朝她开了致命的一枪。斯坦芬先生站在妻子身边,不仅和凶手也打了照面,还目睹了全过程,应有充分时间记住凶手的面容。所以,他成为整个案子最重要的人证。
  
  根据斯坦芬先生描述,凶手年龄估计在20到25岁之间,6英尺高,着深色T恤衫,短裤,还戴着一个钓鱼人常戴的帽子。
  
  这是动机明确的抢劫杀人,又有人证,案子本身不复杂。
  
  佛罗里达州气候温暖,有漫长的海岸线,几乎是中国广东省的翻版。它的海岸旅游开发很充分,经常是国内旅游者度假的首选。北方的退休老人,只要可能,几乎都如候鸟一般,冬天就飞往那里,一住就是几个月。旅游业是佛州最重要的收入之一。保障旅游者的安全自然就成为头等大事。出了这样谋杀旅客的大案,治安警察必须快速破案的压力可想而知。负责刑事侦察的警察,就从旅馆附近开始,根据目击者描述,寻找可能的嫌疑者。
  
  就这样,案发不久,大约不到九点,两个治安警察遇到了正在附近街上行走的黑人少年,布兰登.巴特勒。他就住在这一带。布兰登还个高中生,但是个头挺高,还挺壮实。他戴着眼镜,显得沉稳,说是看上去象二十岁,也能叫人信了。
  
  布兰登被警察拦下来。拦住他并没有任何别的理由,唯一的理由是凶手是个黑人青年,而他也是。一开始警察很客气,毕竟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不过是想在这个青年身上碰碰破案的运气。15岁的布兰登没有经验,同意跟他们走一趟。他先被带往旅馆,让谋杀目击者试认。75岁的斯坦芬先生一看到布兰登就立即确认:这就是他所看到的凶手。老先生说了一句话,后来被检方在法庭上再三引用。他说:“我确信就是这个人杀害了我的妻子。我不会让一个无辜者坐牢。”于是,布兰登被带到警察局,几个小时之后,根据他签字的完整坦白书,他被以抢劫谋杀罪名正式逮捕。由于罪行的性质危险度高,此类案子,法官照例都不会容许嫌犯交保候审。所以,15岁的布兰登,从那天开始,就蹲上监狱了。
  
  布兰登生长在一个普通黑人家庭,并不富裕,可是家庭和睦、宗教气氛浓厚。这个案子和辛普森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被告没有钱去请大牌律师。根据佛罗里达州的法律,他可以得到一个免费的“公共律师”。公共律师收入不高,是纳税人交的税金支付它们的工资。根据“便宜没好货”的通则,也有很多人怀疑公共律师的素质是否可靠。
  
  反正,这个案子就这么落到了当地公共律师派屈克.麦克吉尼斯和安.芬奈尔手里。
  
  谁也没有注意到,在杰克逊维尔街头,还晃荡着两个法国人。他们不是轻松的旅游者,而是两个电影人,导演Jean Xavier De Lestrade 和制片人Denis Poncet。他们来到美国,是想以电影作为手段,进行一项跨国研究。通过拍摄案例,找出美、法两个国家在司法制度上的差异。天晓得他们怎么会恰好在这个时候来到这个并不起眼的城市,活象是上帝派来的一样。
  
  拍片子总要找个有意思的故事,作研究也要找个有代表性的案子。可是一开始,他们一无所获。他们稳住神儿,不久,在法庭约见律师的时候,遇到了还未正式开审的布兰登。这个案子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事后导演回忆说:“布兰登.巴特勒的表情对我来说是奇特的。他似乎完全失落了。他的目光一直在寻找着那天并不在场的父母。那时,我一点不知道他是否有罪。可是,我很想拍摄他走向审判结果的过程。”
  
  经过一番努力,法庭批准他们拍摄律师工作和庭审。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片子的来历。
  
  麦克吉尼斯律师是一个年近五十岁的“老枪”,几乎是烟头接烟尾地抽着。他说,他的工作一直就是为谋杀案的嫌犯作辩护。这个案子和辛普森案在开端处有其相似的地方,就是看上去被告已经没戏了。
  尽管后来律师表示,这样的案子根本不应该开审。可在我看来,根据现有的证据,大陪审团让它进入审理程序,几乎是必然的。
  
  公共律师并不象私人律师那样,挣着天文数字的诉讼费。麦克吉尼斯律师在接手这个案子之后,并不马虎。他仔细看了案卷,感觉“越来越愤怒”,显得斗志昂扬。他作了大量审前调查。正式开审,已经是案发半年之后的秋季了。
  
  在审判之前,布兰登的一家手拉着手,一起在低头祈祷:主啊!感谢你让麦克吉尼斯律师来帮助我们,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律师。主啊,我们以你的圣名信任他,阿门!这真是很经典的美国民众的生活场景。摄影师在拍摄的时候,一定很兴奋。因为,这样的场景在他们的家乡法国,已经相当罕见了。
  
  第一个证人是刑侦警察威廉。他主持了目击者指认过程,也是第一个在警察局讯问布兰登的警官。检察官通过询问,向陪审团展示了威廉老资格的职业经历,潜台词就是:这样的专业侦探,办案过程不会违反程序,得出侦讯结果应该是正确的。
  
  辩护律师却通过询问,试图让陪审员了解:事实并非如此。被告初审中,陈述自己在案发时间在家,九点遇上警察时是刚出门。而作为专业刑侦人员的威廉警官,没有做进一步核实。他没有去向布兰登的父母调查,儿子当时是否在家;没有去向周围的邻居调查,他们是否看到布兰登出门,在什么时间。他虽然依据法律,答应为布兰登安排一个公共律师,却没有马上去做。第一场交锋之后,感觉这个不用花钱的公共律师还不错。
  
  第二个证人是应辩方要求出庭的。那是个捡易拉罐的老人,名叫史迪文。在案发第二天早上,他顺大街开着车,在垃圾箱找易拉罐。那一天他有了意外收获--一个女士的小挎包。打开一看,里面身份证等等一应俱全。杰克逊维尔不算是大城市,谋杀案早已通过电视传得家喻户晓。他马上悟到,这就是谋杀案的罪证。他给警察打了个电话,认为自己做了件好事。可他做梦也没想到,警察又来找他。开口就说:“小子,枪呢?”态度极恶劣。
  
  老人气糊涂了,说,“我没见到枪,你想搜查就搜查,可我没拿什么枪。”按法律规定,没有法院开的搜查证,警察不能搜查,把警察拒之门外是你的权利。可是,假如你自己同意被搜查,那是你主动放弃权利。结果,警察并没有搜查,好象诈一下没诈出来,也就算了。
  
  麦克吉尼斯律师通过提问,让老人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他想通过老人的证词,让陪审员看到办案警察有诬陷倾向。不仅如此,他还注意到,老人捡出物证的垃圾箱,距作案现场有20分钟车程。对于没有汽车的布兰登,那是很远的距离。而布兰登是在案发后九十分钟内,在案发地附近被截留的。九十分钟要跑这么个来回不是做不到,却也不轻松。律师还指出,从案发现场过来,有上千个垃圾桶,作案人偏偏扔在这里,可能有特别原因。他指出,那个垃圾桶附近是毒贩出没的贫民区,暗示警察没有在当地作应有的侦察。他还指出,这样的有盖垃圾桶,必须用手打开盖子才能扔东西,而刑侦人员甚至没有来采集指纹,很可能因此丧失了真正的破案机会。
  
  律师做得不错,可是,这只是外围的迂回。看到这里,我不由地想,这个案子之所以会立案开审,关键是有了人证和嫌犯的认罪书。假如律师在这两点上没有突破,还是不能直穿核心,赢得突破。所以,进入核心证据的辩论才是要紧的。
  
  破案的第一个关键是人证。斯坦芬先生一口咬定,他看到的凶手就是被告,没有犹豫,也再没有改过口。这一点几乎无法再展开讨论。被告律师只能指出,斯坦芬先生第一眼看到被告说“就是他”的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还相当远,不足确认。可是,老先生当时也马上表示,他还要走近些再次确认,然后,他和被告几乎是面对面,仍然认定了被告正是凶手。
  
  破案的第二个关键是被告的认罪书。在这里出现了严重的争执。在法庭上,有关被告的认罪过程,检辩双方的证人,出现了两套断然相反、却又都能自圆其说的证词。
  
  检方的主要证人之一,是地方治安警察刑侦部的迈可.格鲁夫。在法庭上,他是这样描述布兰登的认罪过程的:
  
  迈可.格鲁夫走进审讯室的时候,布兰登对他说:“天哪,我真是很高兴能看到你”。格鲁夫于是问道:“那是一个意外吧?”
  布兰登点点头说:“是。我并不是有意要向受害者开枪”。说着,他拥抱着格鲁夫侦探,哭了起来。格鲁夫回抱了他。布兰登还说,受害者曾经对他恶眼相向。
  
  格鲁夫接着作证说:“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凑在他耳边问:‘你为什么要枪杀这位女士?’他回答说:‘我并不想伤害任何人,我只是要她的手提包。’他还说我把枪给扔了,却忘扔了在哪里。我再追问凶器,他说放在一辆18轮大卡车后面了。我对他说,我很感谢他的合作,可我不相信他是把枪放在什么卡车后面了。他这才说,我把枪扔在林子里了”。他们于是带嫌犯去林子里找抢。但没有找到。
  
  检察官通过询问,让格鲁夫侦探有机会坚决地否认自己违法逼供。被告律师则竭力想诱使他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撒谎,却没有成功。律师只能向陪审团暗示,这是个体重240磅的前运动员,假如他攻击嫌犯,将是很严重的伤害。这样的暗示受到检察官的当庭反对。
  
  律师曾经指出,布兰登是戴着手铐被带往林子里的,假如他受到攻击,他无法反抗。格鲁夫侦探马上坚决地说,我不会容许任何人攻击他。言下之意,他本人就更不会攻击被告了。看得出,这是一个老资格的警官,作证时言辞恳切,应付得滴水不漏。
  
  其后,作认罪笔录的戴尼尔警官在法庭作证。他讲述的也是被告知罪认罪、自己陈述罪行的故事,和格鲁夫侦探讲述的情况完全契合。律师能够向陪审团指出的是,以第一人称书写的认罪书,只是戴尼尔警官的笔录,只有一个签名是被告的手笔。认罪书上“认下”的“罪行”,很可能是作笔录的警官自己的任意发挥。
  
  然而,这并不就能逆转形势。正如戴尼尔警官所说,大量的嫌犯文化水平很低,不能写,或是懒得自己写。他经常作代录,这并不违反法律程序。他坦率承认,笔录是按着他自己的习惯用词做的,但他强调自己依据了被告陈述的事实。最后他按照程序,向被告宣读全文。被告同意,才签了字的。
  
  以上是警方的证词。
  
  辩方的主要证人,是被告布兰登自己。他在法庭上作证说:
  
  在见到迈可.格鲁夫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很高兴见到这位警察。他说格鲁夫侦探一开始对他谈体育运动,态度还好。可在他否认杀人之后,格鲁夫侦探开始用手指戳点他的胸部,说:“你这样的黑鬼总是叫我上火。”然后,在黄昏时分,他被几名警察带到林子里。其他人停在中途,而迈可.格鲁夫,独自把他带往林子深处。
  
  据布兰登回忆,格鲁夫侦探两次拳击了他的腹部,他被打得跪在地上。然后迈可.格鲁夫揪住他的衬衫拖起来,又在他的左眼打了一拳。他倒退了两三步,哭了。他被带回警察局,戴尼尔警官拿出一张纸,开始替他写认罪书。写完要他签字,还按着自己的手枪威胁说,不签要打死他。戴尼尔警官又打了他,使他一度短暂失去知觉。于是,他在警方写好的认罪书上签了字。
  
  这一段证词询问,辩方安排由安.芬奈尔律师主持。这样的安排大概不是随意的。芬奈尔是一名性情温和的中年女律师,她做这个城市的公共律师已经23年了。当她在询问布兰登遭遇的时候,她的态度和口气,时时在向陪审员们传达对被告的深切同情。
  最后,她要求布兰登当庭直接回答,他究竟是否杀了人。布兰登清楚地回答:没有。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旅馆。
  
  这段作证,辩方律师和证人的配合十分出色。
  
  这就是有关“被告认罪”的两套完全不同的说法,当然可以把陪审员引向完全相反的判断。辩方的进一步证据,是辩方为布兰登拍的照片。在照片上,他左眼下的脸部肿起了一块。这当然可以看作是对警方逼供提供的物证。
  
  可布兰登是黑人,瘀血造成的肤色改变,在照片上并不明显。布兰登是圆圆的脸,在照片上,能够看出肿胀,却并不非常严重。假如从相反的角度去想,一方面,照片上的伤害程度,与被告描述的攻击强度似乎并不完全相符。更进一步推理的话,自伤就也是一种可能。是否任何嫌犯,只要找机会给自己一个自伤,比如在监房里悄悄往自己脸上擂上一拳,就可以反控警方刑讯逼供、逃避惩罚?
  
  必须指出的是,有很多人相信格鲁夫警官的证词。当然,信任来自于他看上去聪明、和善。他和父亲都是这个城市的地方治安警察。所谓地方治安警察,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是社区民众推举信得过的人,出来为大家维持治安的。因此可见,这个家庭在当地是受到大家尊重的。针对这个案子,他的可信度还来自另一个理由:这位被指控为以“黑鬼”辱骂被告、殴打被告的格鲁夫警官,和被告一样,也是一名黑人。
  
  辩方的另一个证人是被告的母亲。她的证词关键是所谓的“不在现场证明”。她作证说,自己在七点左右起床,然后,她在家里两次看到布兰登。以期证明案发时被告在家,而不在作案现场。可是一方面,她对时间的判断,只是自己的起床习惯,并没有看钟表确定。另一方面,她提到两次看到被告,但在这两次其间,还是有一段缺乏证人、证明布兰登“不在现场”的时间。
  
  被告母亲还作证说,自己第一次去探监,是案发当晚,孩子一见到她,就哭着对她说:“妈妈,我没乾过,我没乾过!可因为他们让我签了那张纸,我要在这个地方待一辈子了!”她说着,忍不住开始擦眼泪,布兰登也在下面流泪。场面很打动人,可是,陪审员在法庭上永远是带着疑问的:作为母亲,她自然有强烈的救孩子的愿望,她的“不在现场”证明,是不是可靠呢?
  
  在证人全部作证结束的时候,是最后的结辩。在结辩中,州检察官海利.肖斯坦女士对陪审团逐条驳斥了辩方的证据。她指出,辩方说是几名警察合伙殴打陷害一个15岁的孩子,这种耸人听闻的警察阴谋论是根本不足为信的。假如你们相信这种说法。那么,我建议你们在审判一结束就应该去打电话,通知联邦调查局,通知媒体等等,因为这是可怕的严重罪行。她还向陪审团出示了一张黑白照片,这是在被告认罪之后,由警方拍的例行照片。照片放得不算大,在这张照片上,似乎并不能看出被告有伤。检察官最后提醒陪审员们:你们应该再想想,这个案子是有人证的,目睹谋杀的斯坦芬先生指证了被告。仅人证这一项,我们就已经有了超越“合理怀疑”的确凿证据。
  
  辩护律师麦克吉尼斯的结辩,风格完全不同,一开始就上升到“理论高度”。他的第一句话是:“温斯顿.丘吉尔经常说,在执行刑事法时,警察所采取的方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然后,他警告陪审团,这个城市的执法警察出了问题:“我们的麻烦大了”!他指出,在案发之后,警察有许多取证的事情可做,可是,他们什么也不做,“就知道满大街去找黑人”。他问陪审团,你们难道会对这样的“证据”感到满意吗?他重复了被告在证词中讲述的警察逼供的情节,再次出示了布兰登带伤的局部脸部的彩色大照片。在结束的时候,他警告陪审员们:真正的罪犯仍然逍遥法外,因为警察失职。
  
  在结辩结束之后,法官宣布,今天就到此为止,大家回去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第二天一早,12名陪审员回到法庭。在他们开始长考判断之前,法官给出了指示。他向陪审员解释,所谓法律意义上的“合理怀疑”,是指这种“怀疑”来自思维推理,或者设想;或者证据互相冲突、或者证据不足。因此,假如你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合理怀疑”,你们必须作出“罪名不符”的判定;假如你们发现面对的不是“合理怀疑”,你们必须作出“罪名符合”的判定。
  
  这是一段相当拗口的话,却是美国司法审判的关键。哪怕再合理的推论,也不足以定罪。定罪必须有超越“合理怀疑”的确凿无疑的证据。所以,被告的辩护律师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合理怀疑”是我们的救星。在一般人看来,假如被告被发现有强烈的作案动机,应该对被告是不利的,但是,在律师看来,远非如此。因为作案动机的存在,通常会引出人们逻辑合理的推论。就可能在这种强烈的逻辑力量下,忽略证据,甚至自然而然地就以推理取代证据。这个时候,距离辩护取胜、被告被开释,也就不远了。这也是检察官要再三强调她掌握人证的原因,因为人证是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
  
  原告、被告和大家一起,看着陪审员们鱼贯进入只有他们能够进入的房间。法警锁上门,任何人不得再进入,不得乾扰他们的判断过程。布兰登的父母和亲属,能够做的事情,仍然是祈祷。
  
  仅仅四十五分钟,陪审团就宣布,他们已经得出了一致的判定。得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匆匆再次赶回法庭。
  
  在这个纪录片里,摄影者几乎一直没有插话,这个时候,也忍不住了,我们听到他在镜头外向辩护律师发问:陪审团仅四十五分钟就得出判定,您觉得这是什么样的预兆?麦克吉尼斯律师回答说,真不知道。也许判定对我们有利,也许对检方有利。迟疑一会儿,他补了一句:我希望是对我们有利。
  
  法庭前,法警在招呼着关心该案的民众,进去旁听最后的判决。法庭里所有的人都显得紧张。
  
  陪审团宣布他们得出了结论:布兰登的两项控罪,一级谋杀和抢劫,都被判定与罪名不符。
  
  一直显得性格内向的布兰登,笑了。消息传出法庭,他的亲属们在欢呼雀跃。在辩护律师的办公走廊里,同事们在黑板上写上了祝贺胜诉的词句。那是11月21日,正是在感恩节前,对于布兰登一家来说,他们得到了上帝给予的最好的感恩节礼物。
  
  在法庭的旁听席上,整个审理过程中,始终坐着受害者的家属,杰姆斯.斯坦芬先生和他的女儿。在这里他们是外乡人,他们的家是在佐治亚州的托卡瓦,离我们家只有五十英里地。这地方虽然荒僻,却还小有名气。那是着名的美军王牌海军陆战队101师的诞生地。看着他们,确实有看着乡亲的感觉,他们的表情太叫人熟悉了。这样的人家都是辛勤劳动者。他们总是停不下来地在忙乎,一般都很晚退休。只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才开始享受晚年的安闲。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佛罗里达的海滨。出事的雷玛达也是他们经常歇脚的中档旅馆。现在,那里成了老先生的伤心之地。
  
  他们不是知识人,不会象辛普森案中的老高德曼那样发出警言:“正义没有得到伸张!我们输掉的不仅是一个官司,我们输掉的是一个美国!”然而我相信,在斯坦芬先生和女儿克制的面容后面,他们的失望和愤懑,一点也不比老高德曼少。更何况,对于斯坦芬先生来说,他是亲眼看到了凶手,指认了凶手,却眼睁睁看着被陪审员们放跑了。
  
  这个案子虽然不那么复杂,却和着名的辛普森案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
  
  两个案子都是跨种族的谋杀案。被谋杀者都是白人,被告都是黑人。两个案子的检方分别都有相当强的证据。在辛普森一案中,是在被告家中取得了大量物证;在此案中,检方掌握目击人证和被告的认罪书。两个案子的辩护律师,都以控告警方诬陷为辩护依据。在两个案子中,对黑人的种族歧视都成为辩方律师的辩护策略之一。而且,在这两个案子中,警察的所谓“诬陷被告”都没有确凿证据。最后,两个案子的被告都被判定罪名不成立,当场开释。对于受害者,“正义”似乎都没有通过这场刑事审判得到“伸张”。
  
  辛普森案件的刑事审理部分,发展得如司法百科全书一般包罗万象,使得其他案子的审理,相比之下都黯然失色。再介绍这个相似的案子,好象没什么太大意思了。可是,那名大学生的问题在触动着我。她是一位读辛普森案的读者,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她刚刚放下书本。作为一个法律系的学生,她也应该比其他读者更容易抓住要领。在她读的书中已经提到,在刑事案件中,原告方是政府,力量强大。也提到:
  对辛普森是否有罪,从民众到法律专家,其实一直都存有分歧。她的问题在书中应该能够找到答案。那么,我在想,是什么原因,使她下意识地在忽略她刚刚读到的内容,固执地认为受害者的权利被忽略、无人为他们伸张正义呢?
  
  人们有普遍的、同情受害者的天然倾向。在有一定证据的嫌疑者出现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倾向于看到“证据被坐实、被告被定罪”。不然的话,就是“正义没有被伸张”,因为被告一放,就连“伸张”的“希望”都消失了。但是,把大学生的问题简单归结于这样的倾向,并不公平。
  
  在辛普森一案中,检方失败的关键,是作为主要证人的警官,在法庭上作了伪证。但深究他的伪证,那只是有关他个人私下对黑人的非议。整个审理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可以被证明是直接与案件证据相关的伪证,更没有警察诬陷的直接证据。仅仅据此,被告就被陪审团开释。这确实叫读案子的读者,无法轻易接受,咽下这口气。
  
  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星期日谋杀案”。在这个案子中,检方的关键证据之一,只是处于“争执”状态。检方的警察证人,甚至没有任何证词,被证明是伪证,就连间接的都没有。警方与被告,即检辩双方的证人,只是互指对方为伪证,却都无法落实。而检方拥有的人证依在,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告仍然被放走了。
  
  假如,这个故事象辛普森刑事案一样到此结束,它就不是辛普森案的脚注,而只是一个翻版了。
  
  被告布兰登被当庭释放,在当地自然也引起一阵波澜。对于律师来说,目标就是胜诉。胜诉之后,只需开香槟庆祝即可。后面的事情和他已经没有关系。可是在这个案子之后,我们没有看到辩护律师麦克吉尼斯过分地喜形于色,电影画面甚至出现了他沉重的背影,所配的画外音是他在法庭结辩的一段话:“现在,仍然有一个携带武器的罪犯,20岁到25岁之间,他逍遥法外,还可能伤害更多的人,其原因,是寻找真正罪犯的工作,在应该做的时候,没有人做。”他并不满足于自己职业上的胜利,额外地开始了判决之后的进一步调查。
  
  几个月后,他终于了解到,有一名黑人少年曾透露了他自己是凶手,那也是一名高中生。最后,收集的证据终于足以导致此案重开。这名被告不仅被起诉,并且在审判后,因有确凿证据,被陪审团判定罪名成立。受害人的正义终于延后地得到伸张。
  
  最后影片有短短的几秒钟,似乎是放慢了的镜头,却是我觉得最动人的瞬间:看上去仍然性格内敛的布兰登,牵着他心爱的短尾巴的大黄狗,自由地,在街上散步。
  
  在这个时候,此案成为辛普森案的一个脚注。
  
  当一个人作为被告走上法庭,总是存在一些不利于他的人证物证。当被告呼冤,否认自己犯罪时,法庭程序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提取和分析证据。证人提供伪证不仅等于是有意陷害他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陷人于死地。容许伪证也就毁坏了整个司法程序的基础。因此,在美国,伪证罪是可以重判的罪行。它追究的是伪证,即在法庭的誓言之下说谎的行为本身,而不分析其谎言内容是否有关紧要。这就是克林顿总统,为一句看上去无关大局的谎言差点被弹劾的原因。
  
  可是,从星期日谋杀案中,我们看到,伪证者往往心存无法查证的侥幸,加上保护自己的本能,不论司法制度对伪证的惩罚多么严厉,伪证依然
  频频出现。在此案中,虽然被告被还以清白,几名警察直至今天,仍然否认他们打过布兰登。但是,假如要对他们提出“违法刑讯逼供”的刑事诉讼,仍然难以定罪。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成了被告,定罪同样需要扎实的证据。
  
  在此案中还可以看到,不仅可能存在有意的伪证,还可能存在“受害人指认错误”这样无心造成的错误证据。不要说同名同姓,长相相像,在这个案子中,我们看到被定罪的凶手和布兰登长得一点不像。可是,一个高龄老人,处在惊愕之中,错认是可能的。
  
  这个案子的陪审员们,都是平常百姓,做的是和许多其他陪审团一样的事情。他们是在众多矛盾中平衡证据,猜测事实。必须承认,许多案子就是这样,没有如愿出现铁定的、不可动摇的证据。只要开庭时被告否认有罪,法庭最大的矛盾就已经成立,那就是检察官的指控和被告的无罪宣言。假如缺乏无可置疑的证据,美国的陪审团,根据我们前面提到的、“超越合理怀疑的证据”原则,一般就是放人。这样的“放”,当然有“错放”的风险,可是,假如不是这样,无数布兰登就必须含冤在狱中了却终生了。
  
  我看到过很多陪审员在工作结束之后,描述自己作出的判定选择时,心里如何充满矛盾,久久无法安宁。这就是司法判定必须面对的最基本事实:不是每一个案子都是铁证如山的,也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司法制度,能保证百分之百地明辨是非。因此,不能过度地追求审判台上的 “正义伸张”。必须承认有“不能伸张”的时候,在那样的时候,不能追求“破案率”。因为误判更是双重的非正义--冤者入狱,而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
  
  也正是这种事实上经常出现的、权衡证据的困难,不仅造成陪审员沉重的心理负担,也造成一些无辜被告和家属的无助感觉。社会中,总有一些人会被涉入官司,这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部分。就象在日常生活中,灾难可能随时发生、人会产生无助无力的感受,是民众中宗教感情的自然源泉。在这部记录片中,我们多次看到布兰登一家在各种场合祈祷。这让大家更真切地体会到,司法公正不是绝对的,不是你想要伸张正义就一定能够做到的。那是一个需要人类不断探讨的领域,欲速则不达。
  
  这也是本案法官在审判结束时,对布兰登一家说的:我希望你们回去以后为这个司法制度多做义工。因为是这个制度帮助了你们。在我看来,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司法制度了。法官很清楚,没有完美的司法制度,而只有相对其他制度更好一些的、冤者更少一些的司法制度。幻想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大家努力,多做一些具体工作,帮助那些陷于困境的人。
  
  在这个星期日谋杀案出现新的转机之后,出现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那就是女检察官和格鲁夫警官公开表示,为布兰登的遭遇向他道歉。
  
  检察官的道歉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因为她是在代表国家和社会,在寻求公正。这就是那名大学生问题的答案。谁在为受害者伸张正义?整个国家和社会,其实有天然的、要为被告伸张正义的动力。所以,在一般文明社会,刑事审理的原告都不是受害者,而是国家的检察官(公诉人)与被告对簿公堂。其原因,是刑事案件直接影响社会生活的安全,社会有强烈的动机委托政府找出案犯。假如一个凶手在逃,一个社区甚至一个城市,都会鸡犬不宁。因此,社会总是会通过纳税聚集财富,养活大量的刑侦、执法警察和检察系统的法律人员,为受害者寻求正义,也就是为社会寻求正常生活的保证。
  
  因此,为原告出面的检方,有一个重大的“优惠条件”,就是“主权豁免”。也就是说,刑侦执法人员、检察人员,是在按照社会的委托行使国家主权。只要按照预定的司法程序做,就没有超出社会授权的范围,就是合法的。假如他们按照程序做,即使最后发现是错判了,也不能向他们追究法律责任。所以说,刑事审判的被告,是面对着整个社会伸张正义的诉求和行动。
  
  在这个案子中,女检察官海利.肖斯坦没有任何违反程序的做法,她只是在得知真凶被找到之后,回想自己的起诉,曾经给了布兰登这个15岁黑人少年以超常的精神压力,她便无法从个人的自责中解脱出来。虽然她不论从动机到行为,都没有错,那是她的工作,都是合法的。从她的道歉,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理解司法公正之路的艰难。
  
  格鲁夫警官的道歉十分含糊,其诚意还是一个谜。他仍然否认自己违法逼供。不论他心里怎么想,大家一般也估计他不会承认具体的违规行为。因为那将会导致针对他的刑事诉讼。由于没有过得硬的证据,三位涉嫌逼供的警官都没有受到刑事定罪。但是,格鲁夫警官从此离开了治安警察的岗位,另外两个留下的,也被调离了刑侦部门。
  
  布兰登和政府达成和解,获得了50万美元的补偿。其原因,是警察有明显的违规作业。他们一家试图建立一个基金会,以帮助同样可能遭受冤狱的人们。大家并不因为布兰登获得了经济补偿而减少对他的同情,正如布兰登的父亲所说,这孩子受到的精神创伤是长久难以愈合的。现在,布兰登不论去哪里,他都会带一只手机,里面储存着他们家庭律师的电话号码。他眼中的这个世界,将永远是不安全的、是不能信任的。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这个故事和辛普森案相似的地方,是涉及了种族问题。记录这个案子的法国导演,在他的成功之后的讲话中,曾经背诵了他心目中“美国最伟大的人物马丁.路德.金”的一段话,就是那段世界闻名的、对种族和睦相处的“梦想”。然后说:他们是在马丁.路德.金的梦想38年之后,拍摄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少年,仅仅因为他是黑人、在犯罪现场附近大街上行走,就被扣留、逮捕、和送往监狱。如果说我们是在作着记录,那是因为我们相信,作为讲述故事的人,我们能够帮助这样的梦想成真。”
  
  那是一段很动人的讲话。这段“仅仅因为是黑人”,在街上走都会因种族歧视而获罪的说法,最初来自被告律师的法庭辩护。他和辛普森的辩护律师们一样,强调了警察的种族歧视导致了本案的诬陷与冤狱。由于“星期日谋杀案”的真凶被定罪,布兰登被洗刷,这段话在相关文章中被广泛地正面引用,使得该案的种族色彩日益强烈。
  
  然而,假如我们冷静地去看。这段颇为动情的话却并不完全与事实相符。而是抽去前提,换掉了概念。
  
  不错,警察是因为布兰登的肤色而在大街上截留了他。可是,事件的前提,是在杰克逊维尔市,有人目击一名黑人杀了人。我们可以想象,假如目击凶杀的老先生看到的是一名白人凶手,急于破案的警察截留的目标就会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刻意做种族文章,看上去似乎在提升意义,事实上却大大削弱了该案的警讯内涵,无意中减轻了这个城市中公民权利丧失的危险度。并不是如人们所说,黑人在街上走没有保障,而是在警察滥权之下,任何人都没有安全的保障。这不是种族问题,而是如何遏制警察滥权的问题,是如何维护法律和司法程序,竭力为每一个个人追求司法公正的问题。
  
  事实上,诬陷布兰登、刑讯逼供的主嫌,格鲁夫警官,本人就是一名黑人。而为黑人少年布兰登辩护成功的两名律师,都是白人。在判定布兰登罪名不成立的12名陪审员中,有一多半是白人。从种族问题的角度切入,这兴许还是一个相当正面的例子。
  
  在这里经常出现的、对种族问题的此类不确切描述。起因于人们、尤其是知识阶层,有很强烈的、要表达自己对弱者深切同情,以及要挺身为底层代言的倾向。这是知识阶层由来已久、经久不息的一个情结。这也恰恰旁证了知识阶层和底层事实上的本质差异。这种差异给知识阶层带来越多的不安,他们产生这种表达的意向就越趋强烈。无疑,贫穷与恶劣的生活状态导致罪恶。可是,对这种联系的探究,应该引出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如何消除贫困、消灭罪恶根源的研究和行动,而不是对已经结出的罪恶之果,表达泛滥的同情,不论这个恶果是个别的罪犯或是群体的暴民。道理很简单:任何罪行都是有受害者的。而知识阶层假如放弃面对犯罪行为的道德立场,甚至提供过分的借口和“理解”,不仅无助于弱势群体自身的演进,甚至可能将他们带入更为危险的困惑和歧途。这是另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以后再找机会展开吧。
  
  因此,我更愿意忽略这位法国导演在讲话中续貂的种族渲染,而记住他在同一段讲话中,对这个质朴而精彩的记录影片所下的简短定义。他说:“我们的影片在描述公正,讲述的是每一个个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他所拥有的、被假定为无罪的权利。”
  
  那是他在去年,2002年,在奥斯卡金像奖颁发仪式上的讲话。他们拍摄的这部“谋杀,发生在星期日早晨”,获得这年颁发的最佳纪录片奖。回想初看影片时的生疏,不由笑话自己,真是孤陋寡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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