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高点.-.世界经济之战].Commanding.Heights.The.Battle.For.The.World.Economy.Ep2.-.The.Agony.Of.Reform.rmvb

全盛

2012/05/30 11:4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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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记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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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22 12: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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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Hayek on the Wisdom of P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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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15 13: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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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o Institute Book Forum：《The Clash of Economic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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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3 13: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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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How the Clash between John Maynard Keynes and Friedrich Hayek Continues to Defin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eft and Right Today》。

我等你123

2012/04/08 21:2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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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不错的，但是我下载的世界经济之战不是很清楚，三集（2.05g）中文字幕。
我在此之前看过《inside job》我觉得这个是个经典，不知道能不能叶童为我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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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25 18: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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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我们完全把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关系搞颠倒了》

　　政府在产业升级上应该起什么作用，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瓶颈的因素，我们走到现在，已经走不下去了，全国上下各地都达成了共识，但是如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从制造经济走向创新经济，现在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不同的做法。在这方面，政府做得事情和他们应该干的都不相干。

　　第一，政府应该做的是产权保护，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没有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研发的投资很难完全收回。如果到处都是假货，前期的研发投资就没有办法收回。所以我们看到，哪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得好，哪个国家的创新就越好。要保护知识产权，首先要保护一般产权，如果一个国家很多的企业家，这些创新的主体，手里拿着外国护照，随时准备海外移民。他就不会有长期的研发，因为研发需要时间，一个品牌的树立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必须使企业家、创新者长期在我们的国家投资，在我们国家创新，把这些技术留在这里，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要让他们有安全感。所以知识产权的保护离不开一般产权的保护。一般产权的保护的含义，让让企业家安心，有长期创新转型的愿望。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的保护会给他们带来足够多的回报，要防止伪造者来分走的他创新利润。

　　第二，我们国家目前的金融体系无法支持创新，一个以商业银行为主体，以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作为主力的金融体系是无法支持创新的，创新需要的是什么？创新需要的是支持创新的金融体系，这一套金融体系，包括从天使基金，风险投资，PE到VC，形成梯队。要形成一个支持知识创新的金融产业，政府应该做什么？政府应该提供VC、PE基金的法律框架，而不是监管细则，我们现在很多PE、天使基金，政府部门在抢夺核准权，审批改为核准，核准改为报备。现在核准权也在抢夺，因为你和政府搞不好关系，就不给你报备。这样对我们国家的创新产业、创新技术和创新企业杀伤力极大。为了推动中国创新经济，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散发改委！后来听完了李主任的讲话，我思想有点改变了，发改委很多人也是深知这个道理的，所以我现在的观点有所改变。

　　PE是什么？就是私募基金，不需要审批，不需要报备，这都是私人对私人的钱。我们现在是政府出钱搞PE，全搞错了，政府的钱是老百姓纳税的钱，不能承担这么高的风险。我们还对PE审批，还要纳入政府的监管体系，全都搞错了。PE就是私人对私人的，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需要审批。所以我们要建立起一个能够支持创新，能够支持升级换代的体系，靠大国有的银行，大的保险公司，这是没戏的。

　　第三，要建立起要素市场。中国的创新为什么推不动？因为政府要管制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资金价格，用低要素价格来支撑GDP的增长，这对于升级换代是极大的障碍。如果要素的价格，按照市场的供需关系提高了以后，这些企业马上就知道怎么样节能，怎样减排。让价格信号发挥更大的作用，让价格机制在我们的升级换代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包括人民币汇率更大幅度的浮动，就是要用价格引导企业走向高端。现在很多企业不走向高端，就是因为在低端过得很舒服。舒服的原因就是政府管制这些要素价格，管制人民币汇率，所以使这些企业不愿意升级。

　　第四，企业家精神。中国是一个企业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这是我们发展经济最宝贵的资源。但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们看到，在经济舞台上，企业家一个个走下去，政府官员一个个走上来了。我开会的时候经常发现，当然广东是个例外，10个发言者里面前9个都是官员，最后上来一个企业家，企业家说是前面几位领导的讲话，我们回去一定好好学习。我们完全把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关系搞颠倒了，市场经济要企业来搞，要民众来搞，要企业家来搞，企业家是这个舞台的主角，现在他们都在台下，在台下看和听，上面一排官员坐着！企业家精神在衰退，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受到压制，主要来自于政府，强势政府，大政府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成长，而没有企业家精神，就没有创新，就没有我们产业的升级换代。所以政府要做的事是赶快下去！

　　第五，创新是人的思想的自由创造，是他的脑力活动的自由创造，如果没有一个松宽和开放的社会环境，就不会有创新的精神，所以政府能做的应该是创造一个松宽开放的氛围，标新立异不再被认为是弊端，创新的人我们要尊重，要形成这样一种社会文化氛围，才能在无数的创新尝试中，结出一些果子来。同样，政府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请你们少管一点！思想的产品、观念，让他们在市场中有机会能够尝试。你不要今天说我三俗，明天又说我不符合雷锋精神。思想、文化、社会只有自由的发展，才有我们民族文化的不断的成长和不断的繁荣，政府管得越多，越是压制了我们民族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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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25 13: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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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重读哈耶克，重温他的那些教诲》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的长寿——就像另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一样，更是因为他所预言的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之破产在他晚年得以全面应验；此外，他还亲眼看到自己穷毕生之力反对的苏联极权主义制度的终结。

在当代中国思想界，很少有西方学者拥有哈耶克这样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这也许正是由于中国不久前刚刚走过一段计划经济惨痛历史的缘故，我们比他的那些西方读者更有切身体会。记得在他去世后差不多整整十年时间里，主流学术界差不多是言必称哈耶克及其《通往奴役之路》。

昨天是这位20世纪最杰出之一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思想家逝世20周年纪念日，作为一名哈耶克的坚定门徒，我要大声呼吁，在当下这样的特殊语境下，我们特别需要重读哈耶克，重温他的那些教诲。

就我个人的粗浅理解，哈耶克对20世纪人类思想的最大贡献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理论实践中，他是最坚定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他根据思想传承将自己称为“老辉格党人”。20世纪20年代，西方遭遇史无前例的大萧条；几乎与此同时，新兴的苏维埃计划经济体制却展示出强劲的生命力。作为一种替代物，被认为“资本主义大救星”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成为英国工党推行的福利社会和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官方哲学。在那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哈耶克几乎是单枪匹马而又百折不挠地挑战这股强大的思潮。30年代他与凯恩斯主义者之间爆发的那场“社会主义大论战”，是以凯恩斯一方的大获全胜而告终的。

但哈耶克并没有对自己坚信的自由市场经济产生丝毫动摇，此后，他一直寻找各种机会与“社会主义者”展开论战（他一度希望在自己心目中“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和故乡”法国巴黎摆下擂台迎接辩论）。直到70年代，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和国家包办的福利制度所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最典型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滞胀”——日益触目惊心地在整个西方发达社会蔓延开来，人们才终于重新发现哈耶克。1974年和1976年，他与弗里德曼两位死硬的自由主义分子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理论（还要加上著名的“供应学派”）也成为当时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联手开创的日后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30余年的所谓“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圣经。至此，我们似乎可以盖棺定论，是哈耶克笑到了最后。

包括1992年和2006年相继谢世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内，谁都不曾料到，“撒切尔-里根革命”造就的30年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岁月”在一场从华尔街出发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瞬间被冲刷得支离破碎。三年多来，我们看到，从金融机构到政府主权债务再到实体经济，从美国到欧洲再到新兴经济体……持续的危机一浪紧接着一浪，至今仍未有见底企稳的明确迹象。于是，许多人再度担心起资本主义的未来，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次新的大萧条，它明白无误地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在中国，这种论调又被有意无意地与所谓“中国模式”纠缠在一起，从而使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

我在这里不想费力辨析“新自由主义”这个自诞生之时起就一直模糊不清的带有明显贬义的概念，虽然这项工作实际上非常有必要。我更想要提出一个疑问：本轮金融危机真的宣判了自由市场的死刑和资本主义的终结吗？我想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自由市场经济也许的确不是最好的，它存在许多“失灵”，但人类迄今尚未找到能够取代它的更好的经济制度，其中包括皇帝新衣般的“中国模式”。

自从天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创立了一套据说是“成功拯救了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学说以后，凯恩斯主义就一直是世界上所有政府难以拒绝的巨大诱惑。尤其是每当危机降临，它总是很容易成为政府驾轻就熟的不二法门。除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表面上看似能够在短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这解释了它为什么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的西方国家政府那里比在非民主国家政府那里常常更容易受到青睐的根源）之外，我个人觉得，这里面更为深层和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这种以财政扩张——必然意味着不是大肆举债就是干脆直接印钞票——为核心的政策导向有助于让政府获得更多和更广泛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合法借口，从而为政府的自我膨胀和自我强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上述这些，是政府作为一个“理性人”的天然倾向。

但凯恩斯主义的现实效能从未得到过证实。20世纪70年代以后，无论是经济实践还是经济学理论研究都已经证明，就算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能够取得效果，它对经济运行造成的长期损害也很可能远远大于短期收益（假设存在短期收益的话）。说得更极端一点，凯恩斯主义就像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止痛剂，充其量只能收到暂时缓解危机症状的表面功效。而我们都很清楚，止痛剂大多有很强的副作用，而且用多了效果会迅速衰减。更大的危害还在于，止痛剂是很容易用上瘾的。因此，最近30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即便不能说对凯恩斯主义做了一次彻底清算，也已基本上扬弃了它。

当然，理论学术与现实政策永远不是一回事。为了应对排山倒海而来的金融危机，3年多来，各国政府几乎全部迅速重新拾起那套凯恩斯主义的药方。但事实再次证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最明显的例子），它即使没有把问题搞得更糟，起码也没有解决或减轻任何问题。而在中国，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就一直是凯恩斯主义最忠实的信徒。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以后，我们更是创记录地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过去10多年里每年两位数以上的GDP增长率仿佛就是这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屡试不爽的明证。

然而，真正对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有深入观察和研究的人，无不清楚这种“成效”背后越来越难以承受的代价。要不然，为什么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平衡增长会成为近年来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强烈共识呢？而且，在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制度语境下，中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还带来了额外的后遗症，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行政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对民间经济活动空间的挤压和蚕食。因为中国不仅有比所有西方国家更加庞大和昂贵的公共部门，还有与之剪不断、理还乱的无所不在的国有企业——政府对经济的“输血”总是眷顾国有企业而几无可能惠及民营企业，如此循环往复，则前者愈大而后者愈小。依我之见，这就是改革开放后半段国家政治大局并未改变但经济上却出现明显的“国进民退”这种逆转现象的源头。

相对于坚持捍卫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哈耶克更为深邃和富有独创性的理论贡献是他提出的所谓“自生自发秩序”。哈耶克极具洞见地指出，世界上的存在物之中并非只有“自然的”和“人为的”，如古希腊哲学的二分法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有一类人类存在，它们的确是“人为的”，但却绝非人们“有意识设计和制造出来的”，而是人们在长期的交换、交往过程中“无意识地自发演化扩展”的结果，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人类的语言——并不是什么人“发明”了语言，而是人们在交流过程中形成并逐渐丰富了语言。

在哈耶克看来，与“人类心智有意识设计的秩序”——“组织”（如公司、社团）相比，“社会”正是这种“自生自发秩序”，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本质区别。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合作体系，而组织则是一个基于某一特定目标的封闭的共同体；社会是一个自身无目的的交换与合作平台，而组织则犹如个人，在不同阶段有其不同的清晰目标。正因如此，组织是会失败的（如因定位错误、执行不力而破产倒闭的企业）、并时时刻刻处在动态的优胜劣汰中，但社会却很少会“破产关张”——那就是某一个文明的整体毁灭了。因此，一家公司或工会未来应该发展成什么样，那是公司的董事会和工会的理事会可以描绘的；但一个地区（行业）的未来应该和将要发展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由千百万在该地区（行业）中生活、竞争着的个人和组织在自由探索中去发现和塑造。政府所应该做的，是通过制度的设计、改进和有效的操作，确保人们的自由交易和创新不受外在强制力随意干扰，保护人们能够享受自己努力的成果——简言之，确保社会这个合作平台能够有效运转。

由于篇幅关系，我在这里无法对哈耶克提出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自生自发秩序”概念做更多的展开阐述，我非常想用这个理论来提醒中国的各级决策者，在我们这个对“计划”、“规划”——现在最时髦的说法是“顶层设计”——历来情有独钟的拥有强大计划经济思维传统的社会里，无所不在的大政府用它的强有力“规划”抑制、破坏乃至摧毁一个“自生自发秩序”是极为容易的，但它却不可能制造出一个这样的开放的秩序来，尽管它经常自以为自己什么都能做到。把一个地方当成一个公司来经营，这样的社会与我们宣称要追求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从根本上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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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25 20: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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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书评】《凯恩斯vs哈耶克——两位决斗的经济学家的故事》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制定经济政策时，这两个名字代表相反的两极：凯恩斯通常被视为主张政府对市场进行有力干预的扛旗者，而哈耶克则被认为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拥护者。

正如尼古拉斯•沃博少特在他的新书《凯恩斯哈耶克：决定现代经济的冲突》（W. W. Norton出版，28.95美元）中表明的，这两个人的真正想法是什么——不管是对于经济还是对于彼此——都是更复杂的。这本书生动地探索了我们时代最亟待解决的经济问题之一：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该保持在什么样的程度范围内？在探寻这一问题时，本书追述了最能影响我们看待这一问题的视角的两个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与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

这两人都出现在一战后的智性时代，他们都经历了二十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也经历了大萧条时期，但在如何让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自行运转的问题上，他们却得出了根本不同的观点。

凯恩斯断定，市场不会自动提供充分的就业，在低迷时期，就有可能产生长期的大规模的失业问题。他认为，通过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来缓解失业困境是政府的责任。

沃博少特先生是路透社的专栏撰稿者，也是伦敦《泰晤士报》的前高级记者。在这本书中，他娴熟地重现了凯恩斯形成自己理论时的社会背景。二十世纪20年代，英国经受着持续的高失业率，一连串的政策制定者担心消费上升，税收收入下降，忽略了凯恩斯对公共支出的号召，从而形成了他所谓的“恶性循环”。

1930年，凯恩斯对调查造成经济危机原因的一个政府委员会说，“我们什么都不做，因为我们没有钱。”“但也正是因为我们什么都不做，所以我们没有钱。”现在的失业率是9.1%，读到这些话时，我吞了口口水，感觉难以下咽。

哈耶克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在一战服役结束后，他发现他心爱的维也纳“满目疮痍，人们的信心破碎了”，沃博少特先生这样写道。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恶性通货膨胀给奥地利的经济以重创，将上百万人民的积蓄消融殆尽。

沃博少特先生认为，这样的经历让哈耶克坚决地“反对主张通货膨胀可以治愈毁坏的经济状况的人们”。并且，他开始相信，“那些提倡通过大规模的公共支出项目来疗救失业状况的人们不仅导致了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还也引发了暴政。”

因此，作者写道，凯恩斯和哈耶克的战争打个平局。但这是一种以相互尊重为特色的决斗。例如，凯恩斯和哈耶克一样，也不相信社会主义。哈耶克也承认，在长期失业的情况下，在不导致压迫的前提下，计划经济会起到一定作用。

但这仍是一种决斗。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针对的就是古典经济学，以及像哈耶克这样拥护其教义的人。凯恩斯的攻击目标包括许多长期为人所接受的观点：劳动力价格决定就业水平，供给自身会创造需求，储蓄自动会转变成投资。

凯恩斯没有料到他的发现会导致对个人自由的侵犯。相反，作者写道，凯恩斯相信，“一个每个人都能就业的繁荣兴旺的社会无疑是保持思想独立，行动独立的最可靠的方式，而且他认为思想与行动的独立正是真正民主的保证。”

哈耶克没有公开发表任何对《通论》的批评，但在1944年，他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这已成为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哈耶克旨在揭露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两种孪生的罪恶，并对二战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潜在风险提出警告。

“我们存在着重蹈德国命运的危险”，哈耶克写道。

凯恩斯的回应很迅速，他提醒哈耶克，国家社会主义不是由庞大政府，而是由大量失业和资本主义的失败引发的。

本书的最后三分之一部分关注的是这两位经济学家的遗产，凯恩斯主义在战后时期越来越占优势，但是到了二十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增长的降低以及通货膨胀的爆发——之前认为这两种情况是不可能同时发生的——沃博少特先生认为，这看起来是“凯恩斯时代的垂死挣扎”。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哈耶克的观点以及像费里德曼这样对他表示支持的人们，即认为是货币政策而不是财政政策，才是管理经济的主要工具的人的思想获得了稳定的影响力。在作者看来，哈耶克的影响力可以在1994年的“美国合约”，共和党保证缩小庞大政府中看出来，在后来比尔•克林顿总统的平衡预算立法，在阿兰•格林斯番领导下的美联储操作过程中也有所显示。

2007年，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开始内爆，表明“仅仅让几乎不受约束的市场自行实现增长与繁荣的长达几十年的实验失败了。” 沃博少特先生这样写道。接下来的两年中，又迅速地返回到了凯恩斯主义，并在奥巴马总统2009年早期颁布的价值7870亿美元的恢复项目中达到高潮。

“那个时候，古老的意识形态斗争又重新出现了。”本书注意到，“没有一个共和党人支持刺激政策”。“几乎没有片刻休息，古老的凯恩斯哈耶克之争又爆发了，就像80年的间隔从未有过一样。”

沃博少特先生写了一本重要的书，其引人注目不仅在于描述了两位杰出思想家及其影响的历史，也在于叙述了政治决策过程以及对其基础的轻重权衡。有时，貌似作者也像凯恩斯的门徒一样，被其思想迷住了，本书要是多关注一下哈耶克及其思想演变，无疑会更有说服力。

但这些都是吹毛求疵。沃博少特先生分析的是建立在此刻美国历史上的关键问题：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社会？我们对个人决定权有多少信心？我们对自己的市民同胞和集体的未来有什么责任？正如沃博少特先生所写，正是同样的问题激发了凯恩斯和哈耶克的思想，这些问题在他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同样利害攸关。